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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赋税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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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炀健！毙俗谥匚醢四辏ü�1039年），萧孝穆又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平徭役；道宗时，也曾多次检括户口。但由于封建剥削过重，民户多隐匿逃亡，括户成绩不佳。
（二）辽国的田赋、徭役
辽国有三种田制，同时有三种赋役制度。公田在屯之民，山兵役，不纳赋税，所产之粟，悉输官以给军饷，民户相当于官府农奴。在屯之民虽不纳税，但“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 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 ，一遭寇掠，贫穷立至。”四丁中有二丁出役，由此可见其徭役负担是很重的。在官闲田之民，则计亩租，以赋公上，税率不详。召募耕垦滦河旷地的农户，尚可免十年租赋。私田的赋税情况，各不相同。投下二税户，纳课于官，输租于主；寺院二税户其赋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汉人占有的土地则按亩出粟，但私田常被侵扰。后来，山前后未纳税户的契丹民户，迁于密云、燕乐两县，亦占田置业纳税。此外，在宜桑麻之地，聚集民户种桑麻。此类民户称丝蚕户，仅供应丝蚕，而无田租。
辽国后期，徭役苛重。圣宗时，户部副使王嘉令渤海居民造大船，将粟米运往燕地，水路艰险，多至覆没，激起渤海居民的反抗；天祚帝时，曾下令汉人富民，凡家资在三百贯以上者出军士一人，自备器甲，限二十日会齐，扰民滋甚。
辽国赋役不均的状况十分严重。士庶有等差，富人也可贿赂契丹贵族以逃避赋役，致使赋役几乎全由贫民负担。
（三）辽国的商税
辽国的工商税主要有铁、盐、酒和商税。铁课早在阿保机时就出现了。阿保机以渤海俘户在上京道饶州置长乐县，内以一千户冶铁纳贡。东京道尚州东平县有铁冶户三百，按赋税制供应铁。至于铜、金、银等矿，均由国家专营。盐则置榷盐院管理。酒课一般征之于投下军州。商税包括市肆之税和国境之税。投下军州的市肆之税归投下，其它市肆之税归朝廷。辽与宋结盟后，曾先后于边境州县设榷场，与宋贸易，在榷场设官，征收税款。
二、金国的赋税
金国赋税制度较辽完备。主要赋税有田赋、徭役及盐课、茶课、瓷课、商税等。
（一）金国的田制与户籍
金朝田制包括官田、私田两类。官田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女真初入中原，军队大肆掠虏，百姓流亡，耕地夷为旷土，成为官田；其二，女真人移入中原之初，即将大量民田括为官田，此后又不断拘刷土地，使官田数量不断膨胀。这些官田或转变为牧场，或租给汉人佃种而收租，或授给奴隶主。昌明三年（公元1192年），南京、陕西两路，计有牧地九万九千二百余顷。贞 五年（公元1217年）河南租地计有二十四万顷，南京路官田民耕者九万九千余顷。私田是指汉人占有的耕地，金朝将私田分为九等，分等纳税。
金朝对女真居民实行受田制度，受田的多少，以占有牧畜和双隶的多少为依据。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口（包括奴隶与女真平民）二十五口者，受田四顷四亩；占田不得超过四十牛具，即耕地一百六十余顷、民口一千，耕牛一百二十头。对女真奴隶主授给肥田沃土，而贫苦平民则拨给瘠田薄土。实际上女真奴隶主并不受授田限制，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如豪夺民田，多占官田，冒占官田，以兼并大量土地。
由于官田被奴隶主贵族冒占和大片土地被兼并，使国家赋税收入急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金朝统治者多次实行括田和通检推排制度，以清查土地核实财产，增加赋税收入。
括田，亦名刷田，是指国家派遣官吏到地方查实贵族地主冒占官田的一种措施。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年）世宗派括地官张九思到各地拘括被占去的官田；两年后又令拘括豪家占夺的官田，括田本意是拘括豪家占夺的官田，但括地官往往将一般地主、百姓占有的私田尽括为官，结果括田虽然使朝廷增加了土地，但极其扰民。
通检推排，是指国家派遣官吏去全国依次清查土地、核实财产的措施，亦作“通检”、“推排”。目的是通过通检推排，判明贫富，以均派物力钱和科差。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十月，世宗首次派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二十四人“分路通检诸路物力，”以定赋役。以后，又多次采行通检推排。通检推排有利于增加政府控制的户口、平均赋税。但在实行过程中，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取物力钱为功，妄加百姓产业数倍，甚至不准百姓申诉，如有申诉，即严刑拷打，赋役不均的矛盾仍未解决。
金朝户籍制度规定，将民户分为正户与杂户。正户是女真人，杂户包括汉人、契丹人、渤海人。正户服兵役，但赋税负担较轻，杂户则负担繁重的赋税与徭役。
田制和户口是金朝征收赋税的基础。
（一）金朝的田赋与徭役
1金朝田赋，公田输租，私田输税。金朝规定：私田按土质分九等，按等输税。平均起来，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每束十五斤。夏税以六月至八月为缴纳日期，秋税以十月至十二月为缴纳日期。每期分三限，即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缓一个月期限。输税距离远者，有减免的照顾。距离三百里外，每石减五升，以后每超过三百里，每石递减五升。
女真猛安、谋克纳牛具税。牛具税始征于太宗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当时“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馑，诏令一耒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四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
汉人赋税负担按规定即较女真人沉重得多。实际执行时比制度又有加重，因为第一，田赋制度虽然规定按田地九等，分等定税，实际征收时，并无等次之分，均按上等征税。魏子平曾就此对世宗说：“……今乃一切与上田均税之，此民所以困也。”第二，田赋浮收十分严重。贞 三年（公元1215年）刘炳曾论及此事，他说：“今众庶已弊，官吏庸暗，无安利之才，贪暴昏乱，与奸为市。公有斗粟之赋，私有万钱之求，远近嚣嚣，无所控告。”第三，抑配之弊严重。百姓以赋役繁重，不免逃亡，而逃亡户的赋税，均摊派给未逃亡之户，致使未逃之户，赋增数倍。史载：“（叶县）自兴兵，户减三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其岁入七万石如故。”由此看来，每亩所征并非五升三合，（夏秋两税），而是将近六斗。此外尚有女真人强占汉人土地，仍令汉人输税等等弊端。这都是人民难以承受的负担。
2金朝徭役：有兵役与夫役两种。兵役初由女真人承担，后来汉人、契丹人也承担兵役。兵役十分繁重，不少人久戍在外，甚至有十年不归者，还要自备衣服等物。夫役是指临时征调的民夫徭役，如治黄河，营建宫室，修筑城墙，运输官物，围场打猎等等，都征调民夫服役。由于官府频繁役使，民不堪其苦，往往全家外逃，或者出家为僧道，以避重役。至于有官职的品官之家，则享受免役特权，按物力出钱而不服役。那些纳粟补官而官阶不够荫其子孙的进纳官、各司吏人、译使、系籍学生、医学生等，也享有免一身之役的优待。
（三）金朝的工商税及杂税
金朝手工业产品的税课有十项，即盐、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
盐课仿北宋之钞引法，官府置库，以造钞、引。商人贩盐，按引缴价，领得钞引，凭钞引到盐场领盐贩销。盐引的批发，由盐司主管，盐引的缴销由各州县负责。金代盐课，每石课盐一百五十斤，为正课；另加盐耗二十二斤半。盐课均由汉人负担，猛安户不负担盐课，其所辖贫民及富人奴婢，皆给盐、离盐场远者，还可计口授值。
茶课用茶引制度，买引者纳钱或折物，每斤为一袋，六百文，后减为三百文。此后，因耗财过甚，于是限定品级引茶，初限七品以上方允许饮茶，后定亲王、公主及现任五品以上官。所蓄之茶，只能自用，不得出卖或送人。
酒课初禁私酿，而由官府招酒户酿酒，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9年），改行曲课，许民酤酒。
金银矿允许民间开采，官征产品的二十分之一。由抽分官负责抽分征税。此后又行包税制。世宗年间取消坑冶税。
此外，金朝对制瓷实行抽分制，百姓经营瓷窑，官府派官抽分。
商税由商税务司负责征收和管理。商税务司设在中都，各地设商税务院。世宗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定商税法。税法规定：凡金银百分征一，其它货物百分取三。此后，商税税率不断提高，金章宗年间规定小商贩贸易，货物征钱，税率为百分之四，金银征百分之三。中都商税税额，世宗时为十六万四千多贯，章宗承安初增加到二十万四千余贯。
此外有国境贸易征税。金与宋在分界线上置榷场，凡十一处，金与夏在分界线上置榷场凡三处，在休战期间，双方通过榷场交易货物，并设官征税，成为金朝的重要收入。大定时，金朝四州榷场，每年收税钱五万余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时每年收税三万余贯，章宗年间增加到十二万贯。
除工商税外，金朝尚有许多繁苛的杂税。其中主要者：
1物力钱：依民户私有的田园、邸舍、车辆、牲畜、树木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取税钱。此项征收，叫物力钱。民户自己居住的宅院不征，猛安、谋克户和监户、官户在住所外置田宅则征。遇有临时差役，即按物力钱之多少均摊。
2铺马钱：国家设译递铺，驿递铺所需养马之费，向民间征收，称铺马钱。
3军需钱：世宗南征时，每年需军费一千万贯，官府只备二百万贯，不足部分向官户、民户征收。此后各地军将，无限制地以军需钱名义勒索百姓，成为人民的深重负担。
4免役钱：此钱沿袭北宋之制，州县按百姓物力多寡征收税钱雇募司吏与弓手，称免役钱。世宗年间罢征弓手钱，司吏钱照征。
5黄河夫钱：金朝统治时期，黄河经济泛滥成灾，政府屡次征调黄河堤坝夫役，以后就以治河名义向百姓征钱，故名“黄河夫钱”，亦称“河夫钱”。
6预借：世宗初年，朝廷经费不足，始行预借租税，金后期更屡见不鲜。
第五节 宋辽金时期的赋税管理
宋、辽、金时期，由于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因而赋税制度不同，赋税管理也不同，无论是赋税管理机构的设置，还是征管方法、赋税刑法等，都各成体系，各有特点；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
一、赋税的管理机构
（一）宋朝的赋税管理机构
宋朝的财税管理机构几经变革。王安石变法以前，中央赋税管理机构为三司使。三司包括盐欠、度支、户部三部分。盐铁司主管商税、盐、茶、铁、役；度支司主管钱帛、粮料；户部司主管户口、土地、钱谷、赋役等。三司也称计省，总领天下财赋。它独立于军政、民政之外，宰相亦无权过问。
这期间尚书省内仍设有户部，但没有任何职掌，不过徒有虚名。宋朝皇帝之所以这样设置赋税管理机构，是为了削夺宰相之权，以强化君主专制，巩固皇帝的统治地位。
王安石新政至北宋末，这个时期的管理机构发生了变化。首先罢除三司，将三司的职权大部分转归尚书省的户部掌管。户部设尚书，总辖财榷。户部下有左曹、右曹。左曹主管户口、税场、土贡、征榷等事务；右曹主管常平、免役、坊场河渡之课。王安石变革赋税管理机构，有利于统一财政，推动财政改革。但改革并不彻底，其中的右曹握有很大财权，并由右曹侍郎掌管。右曹侍郎虽列于尚书省，实际不归尚书省辖制而由皇帝直接控制。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逐渐恢复三司体制，但宰相干预财权的制度并未废除。
南宋政权建立后，将右曹之财归并于左曹，其下设度支部、金部、仓部三部，并在全国设四总领所（即淮东、淮西、湖广、四川），于是户部之权又有一部分给予了总领所。而且这期间，各地拥兵自重，容易征收的赋税，尽为地方所征，户部所得不过是难于征进的赋税。
宋朝的路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央派往各路的发运使、都转运使、提举常平司、提举茶盐司、都提举茶马司、提举坑冶司、提举市舶使、提举制置解盐司、经制边防财用司等官，亦属中央派出的赋税管理机构，分掌各地的赋税、常平、盐、茶、矿、市舶课程和经画钱帛、榷易货物等项工作。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设临时催督赋税的官员，如监当官（即监当使臣）驻各州监督赋税。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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