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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赋税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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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项工作。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设临时催督赋税的官员，如监当官（即监当使臣）驻各州监督赋税。
地方府、州、县、军、监各级，均有赋税管理机关。乡设里正、户长、乡书手以督赋税。王安石行保甲法后，乡则由甲头督收赋税。
（二）辽、金的赋税管理机构
辽国的官制，中央设南北二院，北院主管部族属国之政，南院主管汉人租赋军马之事。南北二院各设大王，以主管财赋，地方设刺史、县令等，均有赋税管理机构。
金国的中央设尚书省，尚书省下置户部，主管全国户籍、物力、盐铁、酒曲、香茶、矾、锡、丹粉、坑冶、榷场、市易、贡赋、租税等事，地方仍依宋、辽旧制，设路、府、州、县，而以路辖制。路、府、州、县皆设官主管赋税。
二、会计、监察与审计
（一）宋朝的会计制度
宋朝的会计制度较唐完备，条禁文簿亦渐周密。宋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诏：“三司自今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将三司改为总计司，令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将三司改为总计司，令每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费，逐路关报总计司。这种会计报告制度，州军报告给路，路报告给三司，三司每年按期编制会计簿，上报皇帝，成为皇帝掌握赋税情况的重要途径。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建立三司会计司，进一步提高了会计工作的地位，使之成为独立的职能部门。
宋朝的会计制度对监督赋税，平衡赋税，起着重要作用。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三司具有京出纳及十九路线帛刍粮之数。”皇 四年（公元1052年）正月，王尧臣、王守忠、陈旭等“校庆历、皇 总四年天下财赋出入，凡金币丝行薪刍之类，皆在数，其参相耗登……为书七卷，……诏送三司，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这时通过会计以监督赋税、平衡赋税。
（二）宋、辽、金的监察制度与审计制度
宋代设御史台主管监察工作，但其职权较唐代小得多，作用也不显著，而且地方无监察之职，只在不得已时，临时派官兼掌监察。
宋代在刑部中设比部，审核内外帐簿，职责类同今天的审计。南宋高宗时又设审计官，自此审计官的职责得到进一步明确。
辽、金仿汉制，亦设御史台，主管监察，但辽国的监察多偏于刑狱。金国对州郡除有监察御史之外，还常另有派遣，其中监察采访使除纠劾滥官污吏外，并有巡查私盐、私酒之责。
三、买扑制度
买扑或称扑买，或称揽纳，是缴纳税课的一种方法，后称包税。此制行于五代，宋承五代之制，亦行扑买。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令买扑场务者收抵当”，即包税者，要缴保证金。太宗淳化时，“买扑酬奖之法，次第举矣。买扑之利，归于大户；酬奖之利归于役人，州县坐取其赢，以佐经费，以其剩数上供。”南宋时，买扑之制更是盛而不衰。
金朝买扑之制普遍行于各税种。
四、违章处理
宋、辽、金三朝有关赋税的法规都很严酷，其中既有对纳课人的罚则，也有对课税官吏的罚则，但宋朝政治腐朽，统治者又有意袒护士大夫阶层，所以罚则对课税官吏来说，约束力是很有限的。
（一）有关田赋的法规
宋朝规定田赋有输纳期限，限期内未缴纳，则按欠纳处理。南宋的处罚也很严格，绍兴九年（公元1159年）规定，熟田不输租者，过百日即以匿税论。
（二）手工业产品的税课罚则
宋代对盐、茶、酒、矿产品等手工业产品，规定了严格的税课禁例罚则。
1盐课罚则
宋代盐课禁例甚严，其中包括对贩盐者实行的禁例和对主管官吏的禁例。其要点如下：
第一，禁私盐。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规定，私制盐三斤以上者处死。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规定，凡私刮碱煎私盐者，据斤两定罪，一两以上决杖十五；二十五斤以上杖脊十五，配役一年，百斤以上杖脊二十，刺面赴阏。三人以上持杖盗贩私盐者，持杖者及为首者并处死。
第二，禁犯界。太祖初规定擅自贩官盐入规定之外地界，十斤以上处死。太宗时规定：贩盐入规定之外地界一两以上决杖十五，三十斤以上，杖脊十五，配役一年；二百斤以上杖脊二十，刺面送赴阙。颗盐、末盐亦不得互相侵越犯界。
第三，蚕盐不得入城。太祖时规定，以蚕盐贸易入城者，二十斤以上杖脊二十，配役一年；三十斤以上处死。
第四，担任盐课主管吏的禁例。太宗时规定，如有盗贩或征羡余为私鬻者，流官、监当主首职官，不计多少并奏裁，当加极典。
辽、金盐课亦有严禁，与宋大同小异。
2茶课罪罚
茶课罪罚，择要说明如下：
第一，私茶之禁：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而私贩者，没入其茶，计值论罪。
第二，伪茶之禁：卖假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者，弃市。
第三，对官吏私贩茶治罪：主管官吏私贩官茶，初制，及一贯五百文，处死；以后渐轻，太平兴国二年，规定主吏盗官茶贩鬻三贯以上者，黥面送阙下。巡防贩私茶，依本条加一等论罪。
3酒课法规
酒课法规要点如下：
第，禁私卖酒、酒曲：太祖规定，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以后各代相继轻其罪。
第二，禁犯界酒：太祖时规定，越界私卖酒，一石则弃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城二十里，酒至五十斗相处死。以后稍宽其刑。
第三，告赏之制。犯酒禁而首告者，例有赏钱，赏钱的多少以犯酒数量而定。
4矿课罚则
坑冶在实行官榷之时，有私采矿、私淘金银者，皆以盗论罪。私鬻矾者，同私茶罪。矾亦行禁犯界之制，私卖越界，如茶法。
（三）市舶法规
宋代市舶法规不甚严格，其基本精神是防止漏税，以增国家市舶收入。其要点如下：
第一，禁私自出海贩鬻。元 五年（公元1091年）规定不经允许而擅自到高丽、新罗、登莱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往北界者，加二等，配一千里。船上其余的人，虽非船主，并杖八十。而且许人告发，并给赏钱。
第二，禁私与外商交易。在行榷货制度时，严禁内地商人与外商贸易。敢与贸易者，计值满一百文则治罪，过十五千钱以上，黥面配海岛。过此数者押送；妇人犯者，配充针工。以后各代稍有减轻。
此外，曾严禁铜钱出口，若有夹带铜钱出口者，回国后徒一年。
第六章 元代的赋税
蒙古原是中国北方的游牧部落，元帝国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封建帝国。公元1206年，蒙古勃儿只斤部领袖铁木真统一漠北高原诸部落，建立蒙古国，自称成吉思汗。公元1260年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地主阶级支持下，据汉地建国称汗，建元中统，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公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公元1368年，被朱元璋领导的队伍所推翻，前后菜九十七年。
第一节 概 论
成吉思汗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后，在其大规模地征服先进地区的过程中，在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下，逐渐向封建制转化。忽必烈据汉地建立起封建国家元帝国标志着这种转化的完成。虽然蒙古奴隶主贵族在对先进的封建制地区的征服，不可避免地摧残了那里的生产力，严重地阻碍了那里生产力的发展。但元朝灭南宋、平大理、吐藩，结束了辽、金、宋、、大理、吐藩、西夏等诸国并立的混战局面，使中国归于统一，元朝的这种统一加强了中国各民族间的联系，有利于边疆的开发，促进了中外关系的发展和水陆交通的发展。
元建国后，农业生产受到应有的重视。忽必烈在位时，鼓励兴修水利、垦辟荒田，禁以农田为牧地、牲畜践踏农桑，颁发农书，严禁杀掠，多次颁布放奴为民的诏令，以恢复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因此，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北方农业逐渐得到恢复，南方和边疆的农业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元朝商业发展更迅速。究其原因，从客观上说，（1）元灭南宋前，南宋的商业已有较大发展，元朝商业经济有良好的基础。（2）元朝地域广阔、国家统一有利商品流通。（3）元朝航海技术的进步和造船业的发展，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而海上贸易对国内商业的发展又有着重要影响。（4）元朝实行纸币制度，纸币便于携带，有利于商品流通。从主观上说，元朝统治者格外器重西域商人，还吸收大量商人参加统治集团，国家在商人的影响和左右下，商业受到重视。此外，统治者奢侈的消费，也刺激了商业的发展。总之，全国的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航道的沟通，纸币的发行，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元代商业的高度繁荣。
在元朝的政治制度中，还保存着蒙古旧的奴隶制的残余，又部分地吸收了辽、金和南宋的旧制。元朝将这些制度揉杂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
元朝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牢牢控制行政、军事和监察大权。在地方则设立十一行省，以控制地方军政大权。行省之设，奠定了以后各代的行省制的基础，是中国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沿革上的重要事件。
元朝统治者为适应和强化对各民族的统治，将各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从而形成了以蒙古贵族为中心、各族地主阶级参加的统治集团，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二、元朝赋税的特点
元朝的赋税制度同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承继，但它又有许多特异之处，并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对元朝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
元朝赋税的突出特点是南北异制。不仅田赋南北异制，其它赋税也南北各异。就是同一地区的赋税，制度也有很大差别。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很多，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元朝统治者征服各地的时间不同，只能因时立制，不可能强求统一。第二，元朝幅员辽阔，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风俗习惯不尽一致，因此只能因地立法，不能强求制度上的统一。第三，赋税制度的差别，有利于元朝对各族、各地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封建专制。元朝具有强烈的民族压迫色彩，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给蒙古族以各种特权，在赋税方面，也给以各种优惠。元朝赋税的另一个特点是，商税和盐税较之以前各代有所发展。元代由于商业的繁盛，使商税无论是品类还是数额都有明显增加，成为元朝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赋税征钞，这是元朝赋税的又一特点。在以往各代，赋税一般以实物缴纳，虽然也有征钱的情况，但不是普遍现象。元代则不然，赋税大部分征钞。这是因为元代货币经济发达，国家以钞为法定通货的原因。在当时，赋税征钞给人民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随着钞币的贬值，赋税的加重，人民受害不浅。
三、元朝各族人民的赋税负担
元代统治者为满足日益浩繁的财政支出，加强对各族人民的财政搜括。自世祖至元至文宗天历的七十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二十余倍，茶课增加二百四十余倍，商税亦增加近十倍。而官吏的额外苛敛更使民不堪命。在元朝统治者的残酷掠夺下，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凄惨的。有人对家有百亩土地的自耕农算了一笔帐：“父母妻子身计家五口，人日食米一升是周岁食粟三十余石，布帛各人岁二端，计十端，絮二斤，计十斤，盐醢醯油一切杂费，略与食粟相当。百亩之田所出，仅不能赡，又输官者，丝、绢、包银、税粮、酒醋课、俸钞之类。农家别无所出，皆出于百亩所收之籽粒，好收七、八十石，薄收则不及其半，欲无冻馁得乎？”有田百亩之家，尚且如此，无田佃户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蒙古贫民的生活，也不比汉人好些。有些蒙古贫民不堪忍受奴隶主的剥削压迫，纷纷南下，成为无衣食之给的贫民，有些蒙古贫民被贩卖出海，有的则沦为汉人地主的奴婢。
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财政负担，或逃亡流徙，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以白莲都为主的农民大起义。
第二节 田赋与徭役
蒙古国建国之初，税制不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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