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新青年文丛

　　钱理群书屋品茗　　拿到这套《新青年文丛》，首先想起的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逝世之前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写的《“五四”精神漫笔》。文章强调“现在我们规定‘五四’为青年节，特别重视青年的创造性和历史使命，这确实是‘五四’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青年的前驱者，当时也都是四十岁以下的人”。王瑶先生如数家珍般地举出一连串的数字：“以‘五四’这一年为例，当时年龄最大的陈独秀和鲁迅，也只有三十九岁和三十八岁，其余的如周作人为三十四岁，李大钊为三十一岁；胡适二十八岁，郭沫若二十七岁，毛泽东二十六岁，叶圣陶二十五岁，茅盾二十三岁，冰心只有十九岁。”今天重新面对这些数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许多感慨。我作了一个统计，发现《新青年文丛》的这几位作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正处于同一年龄层次，但他们却不可能完成当年那样的历史伟绩，这自然是历史条件的不同，无法作简单的对比；但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提出并引起反省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压抑了青年的创造力？在谈到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时，我曾经提出了一个看法，即我们对中小学学生学习语言（特别是母语）的潜力严重估计不足，对中小学学生的创造力严重估计不足；现在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对青年的创造才能同样是严重的估计不足？事实上，一个人出成果，特别是在文学上出成果，主要是年轻时代。此时不出，更待何时？余杰、孔庆东等人的“出山”引起的轰动，我既感到意外，细想起来，又觉得悲哀：孔庆东都已经三十五岁了，余杰也有二十六岁了，他们早就应该有更大的成就与影响，现在出来其实已经晚了，但人们还为之惊异不已，这本身就是让人感慨不已的。——当然不是感慨“一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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