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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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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叙述的语言交待，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传达出来的。
《蛇先生》中的蛇先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人物形象，他身上有劳动人民朴实、坦率的一面，当别人询问药方时总是坦承没有，并向前来请教的西医吐露所谓蛇药的秘密，并不故弄玄虚，抬高身份；而他也有些“江湖手段”：“明明是极平常的事，偏要使它稀奇一点，不教他们明白，明明是极普通的物，偏要使它高贵一点，不给他们认识，到时候他们便只有惊叹赞美，以外没有可说了。”不过，他的“神秘”不是他自己故意制造出来的，而是社会上的迷信思想使然。
3。 多样化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
知识分子形象，在赖和的人物形象系列里最为多样化。这恐怕是因为作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对这个阶层最多了解也最易开掘的缘故。赖和笔下，知识分子主要有新、旧两种类型。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是科举致仕。在日本人统治下，各级官员自然都由日本人充当。台湾知识分子功名之路既已断绝，做官的机会渺不可期，人生没有远大的目标。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旧式教育所养成的保守性格，不易改变传统观念，不去尽自己的所能做些对国家民族百姓有益的事，而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一味儿寄情诗酒，游戏文字，用荒唐的生活麻醉自己。
赖和的小说《棋盘边》中有一副对子：
第一等人乌龟老鸨
惟两件事打雀烧鸦
本来的“忠臣孝子”改作“乌龟老鸨”，“读书耕田”改作“打雀烧鸦”。这是对这些人心理追求及生活状态的最好写照，饮酒、狎妓、打麻将、抽鸦片几乎是他们人生的全部。《赴了春宴回来》中的“我”，以圣人之徒自居，实际上也是这种颓废堕落、虚无放纵之辈。赖和对他们持否定态度。
被赖和歌颂的旧知识分子也有一位，那就是《善讼人的故事》中的林先生。林先生“了解知识的积极力量，而且能维护知识所公认的真理”。（梁景峰：《赖和是谁？》，台湾《夏潮》1卷6期，1976年9月1日出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第3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4月版。）他富有同情心，骨头硬，敢于仗义执言，并且有勇有谋。他明知道自己这个账房先生做不了东家志舍的主，可当农民遇到难事，他豁上自己不易得来的养家活口的职业帮助解决，继而为民请命，一面暗中发动群众，一面写状纸层层上告，即使判监坐牢，也九死不悔，“不惜牺牲，要舍身干下去”，最终为百姓夺回了被志舍霸占的山林。林先生是赖和从民间故事中提炼出来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之所以“善讼”，一是百折不挠，二是懂得“须借仗大众的力量”。正像一位大陆学者所说：“这个‘大众’不仅指当地众乡亲，还包括远在海峡彼岸的祖国同胞。林先生最终渡海来到福州才得以胜诉，则寓意深长地表现了台湾与大陆母体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郭蕴斌：《赖和散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4期第46页。这样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作者把他的时代放到了清朝——回到以历史为背景的“唐山”，在很多人看来，反而显现日据下的悲哀，亦即日本殖民统治的冷酷无情。只要从“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代表们屡次上东京请愿，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引发“治警事件”，便可见微知著了。
新式的知识分子都是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有积极进取心，有正义感，参加社会运动，努力启发民智，亟图改善现状。赖和的《阿四》、《归家》、《惹事》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新人”。自传体小说《阿四》中的阿四，是作者的自我形象，既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又兼具现代文化精神。在他的理想、希望不容于殖民社会之后，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奴才”、“贱民”地位，积极投身到台湾的民族抗日斗争中去，虽历经磨难、迫害而终不悔。像阿四这样的人物在赖和小说中是个特例，其成长、作为指向了作者理想的方向。这证明了作者是自有明确的艺术观点和思想方向的，“但是他并不以自己的艺术观点和思想方向，一厢情愿地把他的某些人物理想化，也不将这些人物间的关系简化，所以故事的发展并不见得要指向一个理想的方向”。（梁景峰：《赖和是谁？》，台湾《夏潮》1卷6期，1976年9月1日出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第32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4月版。）所以，《归家》中的“我”从学校毕业，发现殖民统治下的家乡，根本就没有自己施展所学的机会，《惹事》中的“我”想发动村人与迹近流氓无赖的警察作斗争，却只能面对无人响应的悲凉。他们空有正义感、同情心，而缺乏行动力。
《一个同志的批信》中的施灰则更糟糕，从作品里看，他参加过社会运动，但已“向后转”，被笑为“落伍者”。过去并肩战斗过的同志被捕入狱生重病向他求助，他想来想去难以决断：拿钱吧，实在舍不得，不拿吧，又怕狱中之人“万一病无死，后日出来，怎有面目好相见？”最终还是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而用于嫖妓的钱他倒出手大方。施灰的形象是很有代表性的。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除了少数为求取个人之荣华富贵，甘为敌人鹰犬，而丧尽天良欺凌同胞的败类外，多数人积极致力于启迪同胞知识、改造社会文化、从异族的统治下解放自己的活动。然而，“在日本总督府的严密控制下，他们或壮烈殉国，或西遁神州，另谋卷土之计，日久天长，于邑牢愁，有些人难免意志消沉，甚至颓废失志”。（许俊雅：《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第621页。）施灰这样“向后转”的“落伍者”，在占全台人口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中所占比重很大。现实的残酷浇熄了曾经有过的热血，自私的打算泯灭了救国救民的初衷，冷漠的心肠败坏了同志间的情谊。总之，他们虽然没有堕落到与敌人同流合污的地步，也是置民族苦难于不顾。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出，在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身上，不能说作者没有寄托自己的理想，但除了林先生之外，没有救赎式的人物，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对知识分子以负面批评为主，在日据时期小说中有，但像赖和这么集中反映出来的则不多见，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审判意识。
二、基于传统，勇于革新：质朴而又富于变化的情节结构
“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赖和小说继承了这一传统，基本上没有紧张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错综复杂的多头线索，叙事结构以单线为主，在平常、简洁的叙述中提炼富于典型意义的事件。但是这种单纯质朴的结构，又能根据内容而富于变化。比如，《一杆“称仔”》、《可怜她死了》以时间地点开篇，交待人物的身份和身世、故事的来龙去脉，然后转至现时场景，进入故事的高潮，与《聊斋志义》里结构故事的方法颇为相似；《赴了春宴回来》用的是回忆的形式倒叙故事情节，展现一伙“圣人之徒”的丑态；《浪漫外记》截取了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以聚赌与查缉的冲突为中心线索，扣人心弦；《惹事》、《丰作》和《善讼人的故事》等篇的主人公，从一开始就站在矛盾冲突中代表公理和正义的一方，引人注目。而“无论怎样变化，可以看出，赖和始终以老百姓读小说的传统习惯为准来结构情节”。（蔡美琴：《台湾现代文学的奠基者赖和》，《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第112页。）
赖和小说的叙事观点也比较传统，但不是没有变化。小说叙事观点，即叙事角度的选择是小说结构技巧方面相当重要的一个内容，帕西·拉伯克曾说：“在小说技巧中，我把视角问题——叙事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看作最复杂的方法问题。”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可见叙事观点在小说艺术中的重要性。
《一杆“称仔”》、《蛇先生》、《可怜她死了》、《丰作》、《棋盘边》、《不如意的过年》、《善讼人的故事》等篇，采用的是中国古代小说最常用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叙述者对故事中的一切，包括人物的心理活动，全都了如指掌。如《可怜她死了》里面，叙述者就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对主角阿金就不用说了，连她死前的瞬间意识都非常清楚，即便是次要人物——阿金父母、阿跨仔官、阿力等人的想法也能一一道来。阿力对性的需求、对阿金的感觉，应该是很隐秘很私人化的东西，再怎么无耻也不会逢人便说，更不可能让阿金以主角的视点听说或观察出来，只有作品中的全知叙事者才有知道并说出的权利。全知叙事多用于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长篇小说，“优点是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较为客观自由，且又面面俱到，表现作者的高度组织能力；缺点是叙述易流于散漫，结构较难严密，若用于短篇小说，有时将破坏其单一效果”。（许俊雅：《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第584页。）赖和小说使用这一方法的占比重最大，而且都是短篇，作者发扬了优点而避其缺点，取得了成功。
《斗闹热》、《补大人》用的是第三人称有限全知叙事观点。《斗闹热》中，叙述者冷静地观察着乡间一场赛神闹剧：事情缘何而起，各色人等怎样表演，怎么说怎么做扮演什么角色。至于他们怎么想的，则是用一种推断的口吻。叙述者不是全能的，他的视觉听力达不到的地方，他就无权叙说。如小说开头的一段，先写了时间、背景、环境，最后写道：
这时候街上的男人们，似皆出门去了，只些妇女们，这边门口几人，那边亭仔脚几人，团团地坐着，不知谈论些什么，各个儿指手画脚，说得很高兴似的。
男人们是不是真的都出门去了，妇女们到底在谈些什么，叙述者的知觉受到了限制，就无法告诉读者。同样，《补大人》自始至终，叙述者就好像站在路边，审视着“补大人”与其母纠纷的全过程，并根据人物的表情和言行举止判断其心理活动。而这种观察又是有限度的，作者一没有真正进入人物的心里，二没能进入一般旁观者视线到不了的地方——衙门内。“补大人”打骂母亲，是忤逆不孝，“无天无地”，其母拉他去见官以求惩戒。在衙门里是什么情景，众人无法知道，因为那里，
“无用之者不准进入”，所以这一班人只能在墙围外，窥探消息，一两人自以为不怕，之闯进内去，也只在“玄关”前徘徊，听不到什么。衙门是做官的所在，众人在此围着，也似晓得有冒渎它的尊严，且巡警大人是百姓们所顶怕的，看见有从里头出来的，大众也不待驱逐，兀自散开，等他进去，又复聚拢回来，还是不愿散归，很期望地在等待。做早点的人忘了他的生意，扫地的人，犹把帚握在手中，也跟到这里，有些想是方在吃饭的人，竟忘记放下了箸，许多还未吃早饭的人，并也不见有感到饥饿的样子，人们的精神，完全注意到这件事来了。
叙述者也似站在这些围观的百姓中间，期望“补大人”受到处罚，以抒解平素敢怒不敢言的郁闷。然而，他们失望了，虽然衙门里发生了什么，大家听不见，但从“补大人”的母亲出来后那“含辛带楚”的诉说：
大家！请听看咧，世间竟有这样道理？说在家里才是我的儿子，到衙门做一个什么狗官来，就是什么……就可用职权来打母亲了。
你们听见过没有？世间竟有这样道理！什么的威严要紧，打母亲不算什么，噫！衙门竟会这样无天无地……
毫无疑问，“衙门”和它的爪牙沆瀣一气，蛇鼠一窝，泯灭人伦。作者采用这种叙事观点，弥补了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同时，也便于用有限的笔墨深刻而透彻地刻画人物。
《惹事》是第一人称自知观点为主的结构，插以第三人称全知观点的一段。“我”是故事的主角，以“我”的行动为主要线索。“我”从学校毕业后无用武之地，以钓鱼消愁，与养鱼人闹了纠纷，而真正想为乡人做点事——与横行乡里的警察作斗争，又在警察的权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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