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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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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那只小乌龟，它经常早晨爬到我在石榴树下的领地，吃我手上的生菜叶和黄瓜皮。它并不怕我，也不把脑袋缩进壳子里，在吞吃东西时，它的小脑袋一动一动的，可好玩了，仿佛在频频点头，同意你所说的话。（它就像热哈维亚区的某位秃头教授，通常他们也热情地点头，直至你把话说完，可那时他的认可却变成了嘲弄，因为在冲你频频点头时，他就已经把你的见解撕成了碎片。）
乌龟吃东西时，我习惯于伸出一根小手指头抚摩它，它的两个鼻孔与耳朵眼儿如此相似，真是奇妙。当父亲不在眼前时，我从心底里叫它咪咪，而不叫阿卜杜拉——格尔顺。
在轰炸期间，没有黄瓜，也没有生菜叶，不让我到院子里去，但我仍然打开房门，有时给咪咪扔去一点吃的。有时我可以从远处看见它，有时它会一连几天不见踪影。
就在格里塔·盖特和妈妈的朋友皮莉·颜乃遇害那天，我的乌龟咪咪也被杀死了。一块弹片将其劈成两半。我流着泪问父亲是否可以把它埋在石榴树下，而后再立块墓碑以示纪念，父亲向我解释说不行，这主要是卫生原因。他说他已经把尸骨给扔了，但是他不失时机给我上了一课，讲反讽一词的含义：我们的阿卜杜拉——格尔顺是从外约旦王国来的新移民，而杀死它的弹片恰恰是从外约旦打来的弹片，这就是反讽。
那天夜里我无法入睡。我仰面躺在走廊一头的垫子上，周围传来鼾声、嘟囔声和老人们时断时续的呻吟声。我躺在父母身边，浑身是汗，借着卫生间孤独暗淡的摇曳烛光，透过污浊的臭气，我突然觉得自己看到了乌龟的身影，但不是我喜欢用手指抚摩的小乌龟咪咪（无疑不是小猫或者幼犬），而是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魔怪乌龟，鲜血淋漓，一团骨头架子，浮在空中，借助利爪费力地前行，朝我和躺在走廊里的人们不怀好意地咯咯笑着，它面目狰狞，一颗子弹从它的一只眼睛射进，又从耳朵眼里钻出——尽管乌龟实际上没长耳朵，那张脸已经毁容。
我试图叫醒父亲，他没有醒来，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那里，呼吸深沉，像个心满意足的孩子。但是母亲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胸口上。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和衣而卧，衣服扣子碰得我脸颊隐隐作痛。她紧紧抱住我，但不是想安慰我，而是跟我一起啜泣，强忍住哭声，免得别人会听见：皮莉，皮罗什卡，皮莉莉莉。我只能抚摩她的头发，她的脸颊，亲吻她，仿佛我已经长大成人，她是我的孩子，我轻声说，妈妈，好了，好了，有我呢。
接着我们又说起了悄悄话，她和我。泪眼矇眬。后来，走廊尽头摇曳不定的暗淡烛光熄灭了，只有炮弹呼啸着打破沉静，每一枚炮弹落地，墙那边的山冈就会颤动，母亲把我的头从她胸口移开，把她湿乎乎的脑袋贴在我的胸口上。那天夜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晓得我会死。每个人都会死。世界上任何东西，就连我的母亲，也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她。咪咪有坚硬的甲壳，一遇到危险，就会把双手、双脚和头缩进甲壳里。但也没保全性命。
9月，耶路撒冷基本停火期间，我们在安息日上午又有了客人：爷爷和奶奶，阿布拉姆斯基夫妇，也许还有别人。他们在院子里喝茶，讨论以色列军队的战绩，联合国调解人、瑞典勃纳多特伯爵＇5＇ 提出的和平计划极其危险，无疑是由英国人幕后操纵的阴谋，其目的是要置我们年轻的国家于死地。有人从特拉维夫带来一枚新硬币，又大又丑，那是刚刚铸造的第一枚希伯来硬币，人们激动地把它传来传去。那是一枚两毛五普鲁特＇6＇ 的硬币，上面画着一串葡萄，父亲说那是直接从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钱币上照搬过来的一套母题，葡萄上镌刻着清晰的希伯来文字母：以色列。为保险起见，以色列这几个字不光用希伯来文写成，还有英文和阿拉伯文。
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太太说：
“要是我们死去的父母，父母的父母，以及历代的人们能有幸看到并拿到这枚硬币，该多好啊。犹太硬币——”
她喉咙哽咽。阿布拉姆斯基说：
“应该为赐福而做感恩祈祷。感谢你，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你赐予我们生命，保护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一时刻。”
亚历山大爷爷，我那位温文尔雅追求享乐喜欢涉香猎艳的爷爷，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轻轻地把那枚超大的镍币放到嘴边，轻轻地亲了两下，而且热泪盈眶。接着，他把它传给别人。那一刻，街上响起救护车凄厉的笛声，它开向泽弗奈亚大街，十分钟后，又呼啸着往回开，父亲又从中找到借口，开些救世主号角之类苍白无趣的玩笑。他们坐在那里谈天说地，甚至又倒上一杯茶，半小时过后，阿布拉姆斯基夫妇准备动身离去，向我们祝福，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喜欢堆砌华丽的辞藻，大概会吐出一些言过其实的短语。他们还站在门口时，一位邻居赶来，小声把他们叫到院子的拐角，他们急忙随他而去，杰尔塔阿姨把手提包都忘了。一刻钟后，伦伯格夫妇来了，慌慌张张地告诉我们，阿布拉姆斯基夫妇在我们家串门时，他们的儿子，十二岁的约纳坦，在尼海米亚大街上玩耍，一名约旦狙击手从警察培训学校朝他放枪，一弹打中他的脑门正中，孩子在那里躺了五分钟，呕吐不止，救护车还没到，就断了气。
我在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的日记中发现这样的话：＇7＇
1948年9月23日
9月18日星期六十点一刻，他们打死了我的约尼，约尼我的儿子，我的全部生命。一个阿拉伯狙击手打死了他，我的天使，他只费劲地叫了声“妈咪”，只跑出几米远（他，我出色、纯洁的孩子正站在家门附近），就一头倒地……我没有听到他最后一句话，他呼喊我时，我也没有应声。我赶回来时，我可爱的宝贝儿子已经辞世。我在太平间里看到他。他的样子美妙绝伦，宛如进入了梦乡。我拥抱他，亲吻他。他们在他头下放了一块石头。石头动了一下，他的头，他那小天使般的头，微微一动。我心里说，他没有死，我的儿子，瞧，他在动……他眼睛微睁。接着“他们”来了——太平间的工人们——进来辱骂我，粗暴地谴责我，打扰我：我无权拥抱他，亲吻他……我离他而去。
但是，数小时之后我又回来了。正在施行“宵禁”（他们在寻找杀害勃纳多特的凶手）。每个路口都有警察阻挡……他们要我在“宵禁”时出门的通行证。他，我死去的儿子，就是我的通行证。警察让我走进太平间。我随身抱了一个垫子。我把石头挪开，放在一边，我不忍看见他那可爱而令人惊叹的头枕着一块石头。后来，他们又“回来”让我离开。他们说我不该碰他。我没听他们的。我继续拥抱他，亲吻他，我的宝贝。他们威胁说要锁门，把我和他，和我的全部生命关在一起。我想要的就是这个。接着，他们再三考虑，威胁说叫当兵的。我不怕他们……我再一次离开太平间。在离开之前拥抱并亲吻了他。第二天早晨，我又来看他，我的孩子……我又一次拥抱他，亲吻他。我又一次向上帝祈祷复仇，为我的孩子复仇，他们又一次把我赶了出来……我又一次回来时，我可爱的孩子，我的宝贝，被放进一口严严实实的棺材里，而我记住了他的脸，记住了他的一切。＇8＇
【注释】
＇1＇ 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一个女子在1948年耶路撒冷围困时期的日记》，见于《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通信》，淑拉·亚布拉姆斯基编辑并评注（特拉维夫：希弗里阿特波阿里姆，5751/1991），288——289页。——原注＇2＇ 亚瑟·克里奇·琼斯（1891——1965），曾经担任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1946—— 1950）。
＇3＇ 参考了各种文献，包括多夫·约瑟夫《忠诚的城市：耶路撒冷的围困》，1948（伦敦，1962），第78页。——原注＇4＇ 即《圣经》中的格拉森。
＇5＇ 勃纳多特伯爵，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的侄子，军人、人道主义者和外交官，在担任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联合国调停人时被犹太人暗杀。
＇6＇ 普鲁特，以色列建国初期旧辅币名，60年代废弃。
＇7＇ 作家在给英文译者的提示中曾经指出，日记作者的希伯来语比较笨拙，有时比较正规，属于非同一般的现代希伯来语，译者尽量求其似。
＇8＇ 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一个女子在1948年耶路撒冷围困时期的日记》，见于《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通信》，淑拉·亚布拉姆斯基编辑并评注（特拉维夫：希弗里阿特波阿里姆，5751/1991），288——289页。——原注46
马库尔巴鲁赫的哈图里姆大街住着两位芬兰籍女传教士，名叫爱莉·哈瓦斯和劳哈·莫伊西欧，爱莉阿姨和劳哈阿姨。她们即使谈论蔬菜匮乏这一话题，也讲高深玄妙的《圣经》希伯来语，因为那是她们所懂的唯一希伯来语。要是我敲开她们家的房门要些木块点燃拉巴欧麦尔＇1＇ 篝火，爱莉递给我一个破旧的橘黄色竹筐，并露出温柔的微笑，说：“黑夜有火焰的光！”＇2＇ 如果她们到我们家里喝茶，咬文嚼字地谈话，我在抗击我的鱼肝油，劳哈阿姨会说：“海中之鱼会在他面前震颤！”＇3＇
有时候，我们三人到她们那斯巴达式的小屋串门，房中陈设类似19世纪简朴的女生寄宿学校，铺着深蓝桌布的一张长方形木桌两旁，各放一张简朴的铁床，还有三把朴素的木椅。床下露出两双一模一样的家用拖鞋。桌子中央，一如既往摆放着从附近田野里采来的千日红。在对称的两张床边，分别有一只小床头柜，床头柜上有盏台灯、一杯水，以及黑封面的圣书。两张床中间挂着一个耶稣受难的橄榄木雕像，床脚分别放有一只用某种亮闪闪的厚重木料做的五斗橱，我们在耶路撒冷确实有那种木料，妈妈说那是橡木，鼓励我用指尖触碰，再把手放上去。我妈妈总是说，了解各种物体的名称还不够，你应该用鼻子闻、用指尖触摸和感觉其温热度、滑爽度、气味、精细度和硬度，你敲击时发出的声响，以及被她称为“感应”或“耐性”的那些东西。她说，任何物质，任何一块布料或一件家具，任何一件器皿，任何物体都具有迥然不同的感应和耐性，它们不是恒定不变，而是按照一年四季的变化或昼夜时间、触摸或闻嗅它的人、光与阴影、甚至我们无法了解的模糊习性的变化而变化。她说，在希伯来语中，“哈夫爱茨”一词既指无生命物体，也指欲求，绝非偶然。不仅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欲求，无生命物体和植物也有其内在欲求，只有懂得如何用一种不贪的方式去感知、倾听、品尝、闻嗅，有时方可感知得到。
父亲开玩笑似的评论说：
“我们的妈妈比所罗门王还要更进一步。据记载，他能听懂任何动物、任何飞鸟的语言，但是我们的妈妈掌握了毛巾、汤锅和刷子的语言。”
他接着说，顽皮地一笑：
“经她一触摸，树木和石头就会说话，触摸一下山，它就会冒烟，正如《诗篇》中所说。”
劳哈阿姨说：
“或如先知约珥所说，高山会洒落新酒，小山将流淌奶汁。正如《诗篇》第29篇中所写：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
父亲说：
“但是对于不是诗人的人来说，这样的事情总显得有点，怎么说呢，粉饰。就像某人努力显得非常深沉。非常心有灵犀。非常主张万物有生论。要震破香柏树。让我来解释一下心有灵犀、万物有生这些难字。隐藏在它背后的是一种清晰、不健康的欲望，要模糊现实，使理性之光黯淡，弱化义界，混淆领域。”
妈妈说：
“阿里耶？”
父亲用一种略带安慰的语调（尽管他喜欢取笑她，甚至偶尔也会幸灾乐祸，但他喜欢更多的悔悟、歉意、露出善意的微笑，就像他的父亲、亚历山大爷爷一样）说：“咳，行了，范尼契卡。我不说了。我只是开个玩笑。”
两个女传教士在围困期间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她们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救主本人似乎让她们负责给遭围困者鼓舞士气，并以志愿者的身份到沙阿里茨阿迪克医院帮助救治伤员。她们坚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责任用实际行动，而不是用语言对希特勒向犹太人的所为做出补偿。她们把建立以色列国家当成“神的手指”＇4＇ 。正如劳哈阿姨用《圣经》语言低沉地说：就像洪水过后云中现出彩虹。爱莉阿姨，略含微笑，嘴角稍稍抽动一下说：“因为上帝为那大恶感到后悔，他不会再毁灭他们。”
在轰炸期间，她们经常在我们街区周围走来走去，脚踏短靴，头戴围巾，手拿一个容量很大的灰色亚麻包，给有意接受赞助的人分发一罐酸黄瓜、半棵葱、一块肥皂、一双毛袜、一只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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