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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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兴奋的心情写的这样几句话作结：“老百姓过着无米没柴又缺油的苦日子，真是活不下去了。但他们也发现了另一个新希望，他们在谈论着解放后的开封，白面是一毛钱一斤。解放后的济南，三日后秩序即行恢复。他们不觉冲口而出：共产党要来就快来吧！……”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5）

　　　　金圆券时期的校园生活　　　　
　　　　“金圆券”对于校园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还整理得不多。我从历史档案中，找到以下的第一手材料，就是（1）1948年10月24日国立清华大学全体学生为求得最低生活致当时总统蒋介石的公开信，以及（2）第二天教师联合会的“停教宣言”，很能说明问题——　　　　
　　　　国立清华大学全体学生为求得最低生活致蒋总统信　　　　
　　　　蒋总统钧鉴：　　　　
　　　　溯自“八一九”迄今施行币制改革以来，限价雷厉风行，物资逃匿、抢购成风。益以战事日紧，平津周边烽火四起，遂致涨风突起，物价甲于各大城市。市民列队街头挤购食粮，秋风萧瑟之中鹄候终日不足一饱，黑市面粉高达百元以上，燃煤一吨亦近二百金圆，其余物价亦已超过限价远甚，市民濒于绝境。生等膳食自亦不能例外。为维持最低限度生活，俾使弦歌不辍，国家文化得以维系，生等迫不得已不得不作如下之请求：　　　　
　　　　（一）　全面公费待遇——抗战军兴，生等家庭或则颠沛流离．或则忍受敌寇残酷剥削。胜利迄今，又复烽火连天，百业萧条。经此浩劫之后，生等家庭鲜有不沦为赤贫者。以言工商，则经济凋敝、出路蔽塞；以言农村，则乡村破产，早不待言。至若公教人员，更已朝不保夕……。在此情况之下，犹望家中父老兄弟以其血汗之资供求学费用，似已绝望。学生无继续求学之能力，政府似应有维系文化之义务，故敢作此请求。　　　　
　　　　（二）　公费面粉发给实物。生等公费中仅三分之二袋面粉系以实物发给。在目前黑市与限价之悬殊对比之下，三分之一袋面粉按官价折合现金能买二斤面粉，不啻在微薄之公费中又复扣出十三斤面粉，膳食之无法维持实已不言可喻矣！面粉苟不按实物发给，生活绝难继续。　　　　
　　　　（三）　副食费实物发给或按物价波动合理调整。物价波动、一日三涨，“八—九”限价早成历史陈迹，而副食费冻结如故，长此以往，断炊终难避免。　　　　　　
　　　　上述三项，实为维持最低限度生活之要求，恳乞钧座于军务之暇，赐予圆满答复，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国立清华大学全体同学敬上　　　　
　　　　中华民国卅七年十月廿四日　　　　
　　　　（抄自《清华大学档案》）　　　　
　　　　国立清华大学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停教宣言　　　　
　　　　（1948年10月25日）　　　　
　　　　我们曾经三番五次吁请政府合理改善待遇，政府总是不闻不问，不让我们温饱。且自从币制改革以来，物价又上涨10倍，而我们的薪给却始终被冻结着，以致无法安心工作。因此，万不得已，我们决定自10月26日　（星期二）　起忍痛停教五日来争取生存权利！　　　　
　　　　特此宣言。　　　　
　　　　国立清华大学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干事会　　　　
　　　　1948年10月25日　　　　
　　　　　　　（抄自《清华大学档案》）　　　　
　　　　经济危机与顾颉刚　　　　
　　　　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顾颉刚教授的经济生活一向是比较安定、宽裕的。但是，到了40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也笼罩在他头上。　　　　
　　　　1943年5月顾颉刚夫人在重庆患疟疾病故。“此次丧事，计用2万3千元，尚系极不成样子者，所谓草草殡葬也。”（顾颉刚日记，1943年6月6日）　　　　
　　　　此前半个月，顾颉刚的大女儿顾自明远嫁贵阳，开销也不少：“自明之嫁，几于不能成礼，而所耗已在万元上。生于今日，如何可以动弹！”（顾颉刚日记1943年5月9日）　　　　
　　　　这时顾颉刚教授在重庆的月薪为法币3000元。当时法币1元的购买力约相当于今人民币2角2分。　　　　
　　　　1943年6月，重庆米价每石（156市斤）法币1080元，也即每市斤6．9元。顾颉剐教授的月薪只能买到440斤米。相当于今人民币660元。　　　　
　　　　只过了半年，1943年12月重庆市米价上涨到每石法币1377元，再过半年，1944年6月又上涨到每石3700元（每市斤23元）。法币急剧贬值，其购买力1元约合今人民币6分半。　　　　
　　　　1944年4月4日，顾颉刚与张静秋订婚，请了几位来宾签名作证，并在重庆《大公报》上刊登订婚启事。顾颉刚熟人很多，考虑到当时公教人员生活太清苦，他不愿意人家破费，也不愿意自己多花钱。因此他决定这次不举行婚礼，不发请帖。7月1两人在北碚蓉香饭店设宴招待一些最熟的亲友。顾颉刚日记写道：“今日结婚，临时发表，亲朋仓促不及防……然到客犹及百人，蓉香（饭店）中椅凳碗碟均感不足。”为请客吃饭以及婚前略备一些衣料被褥家具，共花费法币18万元。顾颉刚记载：“以万元合战前25银圆计，仅用　450　银圆（陈注：合今人民币13500元），可谓甚俭。然此数已非我所能负担矣！”（顾颉刚日记1944年7月3日）他又在《大公报》上刊登《顾颉刚、张静秋启事》通告：“兹已于七月一日在北碚结婚，值此国难严重之际不敢备礼，各亲朋处均未柬邀，务乞鉴谅，并乞勿致馈贻是幸！”　　　　
　　　　1945年初，重庆市米价飞涨到每石法币8000元，合每市斤50多元，这时法币1元的购买力合今人民币　3分钱。顾颉刚主编《文史杂志》由中华书局出版，每月所领取的经费仅法币1．3万元，合今人民币400元。关于当时经济窘迫之状，顾颉刚日记1945年4月6日写道——　　　　
　　　　依今日物价，一个机关，茶水灯油两项巳需万元以上。本刊稿费素薄，近日犹仅千字百元，较之其他杂志，巳低三倍。中华印刷费津贴，每期六千元。此两项每期须万六千元。尚有办公费，旅费，薪金，工资，总须万余元。是则四万元之开支绝不能省，较之规定之办公费月亏二万七千元。是为正规之亏空，尚有诸种临时费，若修缮，若添置家具，俱不在内。予当此苦家，无可奈何，惟有将缺员不补，庶将其人之薪津米贴置于办公费内。……至于旅费一项，规定社长每天为百八十元，其他职员为百二十元，食宿交通俱在其中，如此价格，曾不足以供一饱，故不能派职员到城公干，否则必赔三四千元，非其人所可任。予乃一切自为，到党部领经费，到银行领津贴，到民食供应处领食米，归后虽开一单报账，而实不取分文。又本刊稿费过少，投稿实为半义务性，故见面时不能无酬应，而一上馆子，动须千元，故予去年月取四千余元皆挥霍之于食肆者也。如此苦干，何人肯做，徒以我富事业心，心气高强，不肯自认失败，故悉索数赋以延旦夕之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顾颉刚回到上海。1948年初，他应邀到甘肃兰州大学讲学。当时内战正酣，法币急剧贬值；兰州物价之昂贵，到了吓死人的程度。七八月间，一石米价格已高达4000万法币，比江南苏州高出一倍。顾颉刚的牙刷坏了，买一个新的，哪知要价180万元！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取代法币，禁止民间持有银圆和黄金外币。顾颉刚对此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从前早已吃过一次大亏。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6）

　　　　他回忆到：1935年政府推行法币，禁用银圆，顾家取出300枚银大洋，遵从政府法令，送到国家银行兑换钞票。老父亲一生省吃俭用积攒法币4万元，在老家苏州存进银行，后于抗战期间去世。苏州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顾颉刚无法还乡将巨额存款取出。到1946年顾颉刚回到苏州老家，取出十几年前存进银行的4万元法币本息，却因大为贬值而成为一堆废纸。　　　　
　　　　在四川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前妻存在银行的法币2万元，后来也同样一文不值。顾颉刚看到报纸上宣布政府又下令将黄金、白银收归国有，他冷笑说：这次再也不上当了！　　　　
　　　　1948年10月13日，顾颉刚从兰州大学写信给在上海的妻子张静秋说：“我现在在此，每月一百七十金圆券。要是币值不贬，我当然有余……但兰州铺子已把值钱的货物藏起，买米、买面、买糖、买茶，都买不到，形成窒息。所以昨天长官公署开会，准许米面涨价百分之八十，米面一涨，别物当然紧跟。我的薪水就打了一个对折。如果锦州、太原随锦州而陷落，恐怕不止再打一个对折了。”　　　　
　　　　第二天家信中说：“可怜的金圆券，出世不到两个月，已经贬了十分之八的价值了！”　　　　
　　　　第三天顾颉刚日记写道：“8月19日发行金圆券，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是未及二月之中物价已涨至十四倍也！可畏哉！”　　　　
　　　　10月18日致妻子张静秋信中说：“此间也是什么也买不到。黑市的价格已涨至百分之二百，我们的薪水就打了三折了！国家如此，不亡何待！　　　　
　　　　12月初，顾颉刚乘飞机回到上海。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亲历的金圆券崩溃过程——　　　　
　　　　1949年1月18日：“一切皆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大家有活不了之叹！”　　　　
　　　　3月3日：“予薪水十二万（金圆券），不为少矣，而近日银圆价二千七百元，是亦不过四十余（银）圆耳！”　　　　
　　　　3月31日：“今日发表物价指数达3402倍，物价之疯狂上涨可知。今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金圆券），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矣！……以前所谓‘经济崩溃’者，至今日竟实现矣！”　　　　
　　　　4月5日：“袁大头一枚，值金圆券二万八九千矣，与美金几同值。”（笔者注：“袁大头”指民国初年所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　　　　
　　　　４月１０日：“大头扶摇直上，至六万元矣！”　　　　
　　　　４月１５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１５１４０倍。大头价１３万。”　　　　
　　　　４月１６日：“银圆涨至十八万矣！可骇！此真使人窒息！”　　　　
　　　　４月２２日：“今日大头价至４６－４９万。”　　　　
　　　　４月２７日：“大头一枚至一百卅万。”　　　　
　　　　４月２９日：“大头价至三百六十万。”　　　　
　　　　４月３０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３７１３４４倍。银圆价经政府公告为每枚合金圆券四百万元，不分小大头。”　（笔者注：“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圆；而“小头”指孙中山头像银圆。）　　　　
　　　　５月２０日：“银圆压了好久的四百万元，昨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今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予购豆腐时每方二十万，傍晚则三十万矣。在如此情形下，只得人食狗彘食，方可苟活。”　　　　
　　　　５月２５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　　　　
　　　　金圆券、银圆券的大洗劫　　　　
　　　　1950年初，著名记者李普发表了一篇有关当时金融状况、城市人口实际收入的购买力的新闻报道《调整经济的来龙去脉》，摘引如下——　　　　
　　　　金融物价波动对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害，是大家都知道的……抗战以前金融物价稳定，购买力大体上正常。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发生了影响市场购买力的三件大事。第一是12年的战争，第二是12年的通货膨胀……。　　　　
　　　　12年大规模战争所给予人力物力的损害和破坏，很容易想象，因为广大社会，特别是农村，比从前穷困得多。但是这笔账很难精确计算，因为范围太广、性质太深、数量太浩大了。……通货膨胀实质上就是一种不合理的税收。根据重庆的材料，1949年解放军渡江之后，全国伪金圆券的三分之一流入了重庆一地，国民党用20万元银圆券全部收回，后来人民政府又用10亿元人民币收兑了这笔银圆券。　　　　
　　　　……学校教职员，约共50万人。过去一个大学教授每月300—400圆银洋，现在只有1300—1400斤小米，以战前小米每斤5分计算，只合70圆上下。战前上海的小学教师每月可得30至45银圆，现在只有80斤粗粮（合4银圆）。……　　　　
　　　　12年来中国经历了国民党的法币，日伪的联银券、储银券，然后又是国民党的金圆券、银圆券等几次大洗劫。这几次恶性通货膨胀，特别是以上海为重点的所谓“八一九”的币制改革，挖空了全国人民的口袋，包括上海工商业者的口袋在内。　　　　
　　　　12年的战乱和通货膨胀浩劫，使得中产的文化人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