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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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中央大学被敌机轰炸四次，校舍变成一片瓦砾废墟。日寇轰炸湖南大学时，以27架飞机分三队侵犯长沙岳麓山上空，密集投弹约50枚，其中许多是烧夷弹，图书馆完全轰塌、宿舍三栋炸毁，剩下残垣断壁，全校精华付之一炬（引自陈礼江《这一年的中国教育》，载《教育通讯》第40期，1938年12月）。浙江大学迁到广西宜山复课以后，突然遭到敌机18架轰炸，在浙大校园投弹118枚，师生被迫停课。武汉大学从抗战开始就迁往川西乐山，但是也横遭日寇飞机36架轰炸，炸毁并焚烧了大半个古城……　　　　
　　　　从1937年7月至1938年8月的一年内，全国108所高校就有94所遭到日军破坏，其中有25所因损失惨重、实在难以恢复而被迫停办。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2）

　　　　空前规模的学府长征　　　　
　　　　1937年8月13日，大上海保卫战即壮烈的“凇沪战役”打响了。经过3个月的拉锯争夺，11月12日，日寇侵略军占领了上海主要地区（公共租界除外）。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并向武汉逼进。根据国防政府的命令，华北、上海、江浙等地的70多所高等学校，纷纷向西部内地迁移，继续“教育救国”的学业。　　　　
　　　　史无前例的、全国大多数高校空前规模的迁移，随着国防军的节节撤退，而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步迁往华中地区，如浙江大学先迁往江西吉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夏等校也奉命组成临时大学迁往江西庐山等等；接着几个月乃至一两年内又多次西迁。最后迁往“大后方”主要是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有少数迁往西北的陕西和甘肃　……　　　　
　　　　平津地区的北洋大学（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等三校，先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北洋大学的情况如前所述；北平师范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清政府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师范学院；北平大学是留法学者李石曾在1928年实行法兰西式大学区制度时，合并北平几所专科院校创建的。这三所大学迁至西安市，与原西北大学（初建于1912年，因发展缓慢几次中断）合并，成为“西安联合大学”。1937年11月15日开学，临时校址设在西安城隍庙后门前省立中学内；文学院在城隍庙后街，法学院在通济坊，理工学院则同距城五里的东北大学在一处，农学院借居西北农专。　　　　
　　　　当时滞留平津地区的许多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前来报到。但由于华北陆路交通被日寇封锁断绝，他们不得不向南再向西、向北、绕道而行：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先进入天津英、法租界，然后搭乘英国客轮经大沽入渤海、抵达山东的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一个大弯，再奔赴西安。先后到校学生　1553　人、教师　159人。此外，李公朴带领的抗战建国教学团和丁玲主持的西北战地服务团都来到西安。　　　　
　　　　西安不断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扫射，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决定再迁往陕西城固；4月3日临时大学接到教育部命令：“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院校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参照《西北大学校史稿》45…48页、《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240页）　　　　
　　　　1938年2月中旬，战火焚烧到长沙，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始迁往昆明。人员分成两路，一路主要是女生及老弱病残，约有400余人，集体经粤汉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到越南海防，沿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外一路组织“行军”，由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团长，徒步前往昆明。参加行军者共240人，其中包括闻一多等11名教师。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在4月28日胜利到达目的地，行程1671公里，其中徒步1300公里，穿越湘、黔、滇三省，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　　　　
　　　　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来的学生加上在昆明接收的少数借读生，共有学生993人。因为校舍比较紧张，联大分成了两部分。理学院和工学院设在昆明，借用昆华农校、昆华工校、昆华师范、昆华中学等处的校舍上课，称为联大本校。文学院、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称为联大蒙自分校。一个学期后，分校迁回昆明。1939年夏天，联大建起了占地120余亩的新校舍。这是100余所低矮的土墙、泥地、铁皮顶（有一部分是草顶）的平房和一些高一点的图书馆、饭堂。文、理、法商学院的教室、实验室、宿舍均搬到这里；后来成立的师范学院也在新校舍附近；工学院仍在迤西会馆、江西会馆旧址。至此，西南联合大学基本上有了教学场所。　　　　
　　　　其他一些院校也经历了类似的“学府长征”，例如——　　　　
　　　　浙江大学自抗战开始，随战局西移而辗转西迁。1937年11月自杭州迁往建德；1938年1月再迁往江西吉安、又到泰和，2月迁往广西宜山，1940　年底最终迁移到贵州遵义。两年多以内五度迁居，跨越五省，行程2600公里。跋山涉水，千难万险，但浙江大学师生竭力创造条件，坚持上课。他们往往在迁抵临时校址后，于最短期内复课，延长学时，定期考试，甚至用取消星期例假、寒假及缩短暑假等办法进行补课。1939年2月5日，敌机18架侵入广西宜山，在浙江大学校舍上空盘旋，于40多万平方米内投弹118枚，造成惨重损失。浙大师生停课三天进行抢救整理，2月9日又照常上课。　　　　
　　　　南京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在被敌机轰炸四次之后，校本部于1937年10月初开始从南京往四川重庆迁移。该校牧场中有许多国内优良的牲畜种类，应当保存。但当时只挑选了有限的种类同其他物资设备，“鸡犬图书共一船”，沿江西上。学校当局对余下大部分优良种类则准备放弃。校方负责人在离校前夕向牧场管理人员交待，一旦南京沦陷。余下的牲畜如不能迁移就放弃，决不责怪。11月中旬，即南京沦陷的前夕，牧场管理人员把余下的牲畜用木船运到江北。接着，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美国猪，以及用笼子跨在这些牲畜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等禽类，在炮火声中，像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开始了几千里的长途跋涉。它们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到达宜昌转水运。最后，它们终于在第二年的11月中旬到达了重庆。这一段游牧生活，大约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据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教育杂志》第31卷　第7期，1941年7月出版；又据《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最近实况》所记。）　　　　
　　　　文教重心向西部开拓　　　　
　　　　据估计，抗战期间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　90　％　和中级知识分子的　50　％　，从沦陷区迁移到“大后方”。我国文化科技教育重心明显地向西部开拓。　　　　
　　　　向西部转移的最著名学府，是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　　　　
　　　　实际上，起初“联合大学”共有三个，还有“西北联合大学”、“上海临时联合大学”。但是后两者都是临时性的，“联而不合”。　　　　
　　　　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分为五部分：综合大学（在陕西城固县、学生800名），工学院（也在城固县、学生820名），农学院（在陕西武功县、学生500名），师范学院（也在城固县、学生500名），医学院（在陕西南郑县、学生200名）。1939年9月分别定名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又把师范学院迁移到甘肃兰州，成为现今“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就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奠定了，来自东部名牌大学的教师们作出了重大贡献。到1949年，西北地区已经有8所正规大学，包括从平津迁移过来的5所大学。　　　　
　　　　上海的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也组成“临时联合大学”，先迁往江西庐山，后来两校分别迁往四川重庆和贵州贵阳，各自独立。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3）

　　　　在西南地区，转移到川东重庆一带的有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华大学等，还发展了重庆大学；转移到川西（成都一带）的有武汉大学、东北大学、齐鲁大学、光华大学、华西大学等，还发展了四川大学；转移到贵州（贵阳一带）的有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唐山工学院等；转移到云南（昆明一带）的有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悍然占领上海租界和香港等地，又一批高校和教会学校的师生西迁。……总之，抗战八年期间，我国文化教育重心向西、特别是向四川云贵一带转移。这些，对于我国西部内地的文教事业的开拓、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在坚苦卓绝、勤俭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学校师生的经济状况有了多少变化？日常生活水平如何？至今未见系统的研究。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那么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不能不对于他们的行动、思维、言论、著述、乃至个性发展、风格和道德面貌等，产生重要影响。由此，若要理解知识阶层的人品、文品特点及其变化的轨迹，必须调查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对此专题作初步探讨。　　　　
　　　　青年学生几乎一无所有　　　　
　　　　柳无忌教授在《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写道：　　　　
　　　　在敌人侵略下，黄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两处的锦绣山河与城市相继沦陷，首都两度迁移。各大学也被敌人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奔波流离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所引以为自满和自豪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参看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第307页）　　　　
　　　　抗战时期不少家住沦陷区的青年纷纷背井离乡，来到大后方求学。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11条。规定：　　　　
　　　　专科以上学校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全额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实际需要决定。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缴还学校，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据《教育通讯》第3期，1938年4月9日）　　　　
　　　　1938年，教育部规定贷金数额为“全额每月8元或10元”。1939下半年，教育部根据大后方物价上涨幅度，并“参考各地生活程度增加至每生10元至16元不等。”1940年5月，教育部“以学生营养不足，影响健康至巨”再次要求提高学生膳食贷金，以保障“各地学生获得营养必需条件”为限。（据《教育通讯》第3卷第21期，1940年6月1日）　　　　
　　　　抗战中的教育及生活　　　　
　　　　1939年中央大学600新生中，留级和退学的占三分之一，能全部课程及格直接升级者，仅170人。生活困难、功课繁重，又缺乏好教授，是大多数学生程度比抗战前低落的主要原因。　　　　
　　　　大后方一般的大学生，最感缺乏的就是像样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中央大学搬到四川的50万册图书，为了怕轰炸，只有2万册破旧的放在外面供人阅览，而图书室小得只能容纳300人；四川大学迁到峨眉山，理学院的学生一年不能作实验；唐山交通大学在贵州平越开课时，没有任何仪器；西南联大的情形更糟，教学仪器大部收藏起来，学生看书和听课都要“抢”。宿舍无书桌，读书写字都要到图书馆去。联大的学生自己这样描写道：　　　　
　　　　书太贵了，每晚要到图书馆去抢看参考书，许多人在门口等着开门，门一开大家就拼命挤，人小力小的就这么被挤出挤进才被人推了进去。一进门又得眼快腿快地抢座位，放好书又得挤到台前抢接书。听课则人多座少，也得抢……（　见《战时青年》二卷五期）　　　　　
　　　　读学分、考分数，仍旧是大学生的天职。教授在讲，学生听、写、考试，一切照常轨进行。然而由于学校内迁到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不能不受艰苦环境的局限。　　　　
　　　　工学院的课程，因战时条件的困扰而造成更大的缺陷——　　　　
　　　　以现在抗战期中的情形来说，因为自己出产水泥及钢铁量太少，所以很多建筑用木材及石料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