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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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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实际收入水平，已临近城市贫民的最低生活线。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西南联大校方每月发给教职员“薪津”中的津贴大于薪金，其中主要是跟踪市场米价的最基本生活费津贴，大致每位教授讲师补助１石（160斤）白米，权充五口之家的口粮。
考虑到地区差别，特将重庆市教授薪金和工人工资的实际收入水平作一参照——
1937年重庆市大学教授平均月薪法币225元，工人平均月工资法币20－24元。
到1941年，重庆教授每月实际收入下降到18％，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40银圆；
工人每月实际工资下降到91‘％，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18－22银圆。
重庆市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与普通工人接近，而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实际收入更低于同时期重庆市的水平线，陷入大后方最惨痛的赤贫地位。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时期的生活费和实际收入（4）
教授的幽默
王了一教授，回忆他在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时写道：“七省奔波逃玁狁，一灯如豆伴凄凉。”
王教授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离开北平，途经青岛、郑州、武汉、长沙、桂林，历尽艰辛困苦，最后到达昆明。当时物价飞涨，教授生活也十分清贫。王夫人为了使他能够专心治学，除了节衣缩食，有时还替别人做女红赚点儿来补贴家庭开销。有一个时期，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他们搬到昆明郊区的农民家里居住。这里，不仅房屋破旧，而且煤油奇缺，点的是菜油灯。“一灯如豆伴凄凉”，就是这种凄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40年代中期，王教授针对当时社会状况，从人民立场出发，写出了一批题为《龙虫并雕斋琐语》的杂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写于1944年的《领薪水》，由于描述了当时公务员和教育界人士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窘迫状，更唤起了人们的共鸣。
文章开头就说：“‘薪水’本来是一种客气的话，意思是说，你所得的俸给或报酬太菲薄了，只够你薪买水……在抗战了七年的今日，‘薪水’二字可真名符其实了——如果说名不符实的话，那就是反了过来，名为薪水，实则不够买薪买水。三百元的正俸，不够每天买两担水，三千元的各种津贴，不够每天烧十斤炭或二十斤柴！开门七件事，还有六件没有着落。”接着形象地讽喻说，以后得将“薪水”改为“茶水”甚至“风水”了。
接下来写人们领到那点可怜的薪水、买什么都不够的情形，王教授铺排了一节骈文，十分生动——
家无升米，欲吃卯而未能；
领亦箪瓢，叹呼庚之何益！
典尽春衣，非关独酌；
瘦松腰带，不是相思！
食肉敢云可鄙，其如尘甑愁人；
乞墦岂曰堪羞，争奈儒冠误我！
稍加注释如下：
吃卯——寅吃卯粮，比喻入不敷出。我国历来以干支纪年，“卯”年在“寅”年之后，寅年就预支了卯年的粮食，怎么了得呢？典出《明臣奏议·三九》：“大都民间止有此物力，寅支卯粮。”
箪瓢——箪，竹编食器；瓢，剖葫芦做成的饮器。箪食瓢饮，比喻生计艰难。典出《论语》：“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呼庚——向人告贷或乞食，又作“呼庚呼癸”。庚，西方，主粮食谷物；癸，北方，主水。故借用“庚癸”暗指饮食。典出《左传·哀公十三年》，以“庚癸乎”为乞求粮食的隐语。
典尽春衣——借债、典当，把衣物送进当铺为抵押。《杜工部草堂诗笺·十二·曲江》云：“朝回日日典春衣。”
独酌——独自饮酒。李白诗《月下独酌》云：“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瘦松腰带——宋柳永诗：“腰带（一作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食肉敢云可鄙——春秋战国时以“肉食者”称呼“贵人”。典出《左传·庄公十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尘甑——甑，古代炊饭的瓦器。布满灰尘的饭甑，形容无米为炊。典出《后汉书·八一·范冉传》：“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又宋代范成大诗：“笑我生尘甑。”
乞墦（ fan ）——墦，坟墓。乞求上坟后剩余的供品。典出《孟子·离娄下》：“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认为乞墦是可耻的事。
儒冠——古代儒生戴的帽子。典出《史记·九七·郦食其传》：“沛公（刘邦）不好儒，诸各冠来者，沛公则解其冠，溲溺其中。”又，杜甫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除了仅能维系全家十天左右生活外，这薪水还常常不能如期发下，故公教人员盼“薪水”的心情是“度日如年”，而这薪水称之为“关饷”倒颇合适。
文章又略做了一些具体描述：“在此种情况下，家里人不敢想到做衣裳，小姐看电影《忠勇之家》的建议因大家认为‘饥寒之家’没有资格看而付诸东流。大少爷也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终成何用？小少爷只恨不生于街头小贩之家。”
这篇《领薪水》发表于1944年3月26日《生活导报》61期。刊出不久，一位叫张开一的读者特从会泽县汇往报社200元钱，托他们转交作者王了一教授，聊表支援及敬意。在附信中，张开一还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
自从读了《领薪水》，瞒人流去多少泪！
所悲非为微事，惟叹国贱良心味。
张开一先生也是一位靠薪水过日子的公务员，生活自然也十分艰苦，从那首诗可见出王了一教授文章引起他多少相怜的隐痛。张开一的这番作为自然也深深打动了作者王了一教授，为安慰张开一先生，他立即复函——
开一先生：
《龙虫并雕斋琐语》里，许多话都是无稽之谈。中国古代的文人喜欢装穷装病，我也染上了这种习气。如果说那一篇《领薪水》说的是实话，那么，我说的只是一般公务人员不是我个人。你读了《领薪水》而感动，我读了你的信更感动。也许公务人员比街头小贩值得骄傲的，就在这一种安慰上。国币二百元仍托生活导报社汇还，谢谢你。
信的前段，自然是为在某种程度上宽慰张先生，后面却是老实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了一教授对下层生活状况的关注和同情。
敬业精神表现在学术上，是对知识的不断追求，在艰苦条件下不放弃科学研究。这时纸币贬值，稿费很低，有时写一篇文章的稿费，才够吃一碗面。据说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上册）出版时，王师母从龙头村（王先生在郊区的家）进昆明城到商务印书馆取这部分的稿费时，拿到的钱连进城的车费都不够。（参看朱德熙：《悼念王力师》，《笳吹弦诵情弥切》，第103页。）但大家还是孜孜不倦的搞学问，上课也极为认真。有的教师为躲飞机轰炸，住在城外几十里的农村，为了上课，只有起早贪黑赶路（当时联大为躲飞机，改变作息时间，上午上课为7—11点，下午为4—7点），为了保证效果，一个三学分的课程，从来不集中采取连续数小时上课的办法，而必按一周分三次来校上课。
如此困境中，大学教授们仍然辛勤耕耘，不仅坚持一流水平的教学工作，而且专心著述，硕果累累。王教授的著作《中国语法理论》于1943年获得教育部嘉奖。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1）
（十三）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
30年代我国东部有一批名牌大学，已进入了教育科研现代化的行列，并且跟国际接轨；我国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质量，已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1930年我国共有高等院校 85 所，在校学生 37；566名；到1936年，高校数量增加29 ％ 即23所，达到108所；在校大学生增加12 ％，在校学生和研究生达到41；922人；6年内高校规模稳步扩大。各校共有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独立研究机构有两个：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此外还有12所大学设立研究学部。（参看《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原载《教育通讯》复刊第2卷第9期；又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12月出版）但是，日军侵华战争，残酷地破坏了我国高教事业的发展。
我国108所高等院校的分布
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国的高等院校分布很不平衡。无论是国立（公办）、私立（民办或教会主办）的大学，多数集中在东部沿海的沪宁杭与平津等几个主要城市，以及若干通商口岸、富饶地区。战前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占46所；在校学生则占全国总数约三分之二。我国东部的教育文化中心，可说是“一头沉”，极易遭受敌人攻击。
1936…1937学年我国的108所高校，其中42所综合性大学 （ 国立13所、省市立9所、私立20所）、36所独立学院（国立5所、省市立9所、私立22所 ）、30所专科学校（国立8所、省市立11所、私立11所）。按规定，综合性大学（Univercity）可辖文、理、法、工、农、商、医、教育（师范）八个学院（College），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的称为大学（但这三个学院 必须包括理学院或农、工、商学院之一；不足三个学院的学校为独立学院）。共有师生5。4万人。
在108所高校中，因校舍遭受日寇占领、轰炸、破坏，而大多数师生不愿意做亡国奴，被迫迁移者，达94所，达80 ％ 以上；其中一部分合并或解散。留在原地者仅有14所，主要是一些有西方背景庇护的教会学校如北平的辅仁、燕京、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沪江、震旦大学等，以及在上海尚未卷入战火的“孤岛”外国租界地区的大同、光华、交通大学等。1937…1938学年，我国高等院校数目下降 16 ％，减为 91 所，在校学生下降26 ％，减为31；188名；也就是几乎下降到1929年的规模。
日军对我国大学的摧残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同时，还对我国的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进行有计划的摧残破坏。日军派出大批飞机，对平津地区、沪宁杭地区、以及各地院校进行狂轰滥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首当其冲，横遭日寇蹂躏。故都北平沦陷后，日军即开进北大、清华，美丽的校园成了敌人的马厩、兵营、伤兵医院。北大红楼一度成了日军的宪兵队队部，地下室被用作囚禁爱国志士的牢房。北大的图书、仪器和教具大量被毁，仅此一项损失即达六十万银圆之巨。（引自顾毓秀《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载《时事月报》第19卷第5期，重庆，1938年10月15日）
天津南开大学成了日军破坏的主要目标。中央通讯社当时从天津报道：7月30日下午2时，“日炮队亦自海门寺向南大射击，其中四弹，落该院图书馆后起火。”“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29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毁灭计，乃于30日下午3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附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
上海在“八·一三”连天炮火之中，由于光华大学是五卅反帝运动（1925年）的产物，具有坚决抗日爱国的传统，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仇视的不共戴天之敌，所以光华大学和附中校舍全被日寇焚毁，图书、仪器等教学设备损失殆尽。复旦大学所在的江湾正处激烈交火的战场，大学主体建筑简公堂、图书馆、体育馆和几座宿舍大都炸毁，“学校内外、尽成邱墟、无瓦全可言”（引自费巩教授《母校被毁简报》，载《复旦同学会会刊》1938年4月）。位于南市的私立大同大学校舍被日寇占据，约有十分之七的建筑物被陆续拆毁；国立交通大学的校舍被日本宪兵队占据。交大、光华、大同等校留在上海老家的师生，只能迁往“孤岛”即外国租界（日本侵略军尚未进入的地区）勉强维持学业。
南京中央大学被敌机轰炸四次，校舍变成一片瓦砾废墟。日寇轰炸湖南大学时，以27架飞机分三队侵犯长沙岳麓山上空，密集投弹约50枚，其中许多是烧夷弹，图书馆完全轰塌、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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