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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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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２０岁时也到日本留学。1907年周氏兄弟合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２百多圆，合同上注明千字２圆。（据《周作人回忆录》第201页）。同时周树人还有一些著述和译文出版，后来收入《坟》和《集外集》等。
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时期花费很多钱买书。据统计，当时购买的德文书籍共127种，贵重的如《世界文学史》１０圆，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说《绞吏之绳》５角。购书占据生活开支的首要项目，并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
这时周树人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并准备从事新文学运动，但却于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国。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后来鲁迅在《自传》中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在家乡做教员，月薪约30银圆。
辛亥革命后，1912年２月周树人到了南京，由挚友许寿裳推荐、应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之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部里供应食宿，此外每月发给30块银洋津贴（按购买力估算，当时１块银洋＝今人民币50元）。由于政局变化，中华民国定都北京，4月底周树人北上，8月定职为教育部四等“荐任官”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注：林志浩《鲁迅传》误为“第二科科长”应更正，参看《鲁迅研究资料22》第34页。）月薪２百多圆，后来增加到３百圆（按购买力估算，20年代国币１圆＝今人民币35－40元），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一直到1926年８月离开北京。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徘徊了各有半年以后，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成为中产阶层的自由职业者，以卖文为生，经济收入得到保障，度过了他富裕而又艰巨的后半生。
鲁迅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下列四方面：
（１）公务员收入
中华民国一成立，周树人就由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录用，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1912－1926年），时间长达14年多；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起初津贴费６０银圆，不久月薪定为二百银圆，后来增加到三百银圆。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政治腐败、扩建军费、挪用公款而经常拖欠部员薪水和教育经费，到1920 年以后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发给本年３月的薪水，1925年１月才发给前年７月分的薪水等，不一而足。最后鲁迅离开北京时，北洋军阀政府还欠他两年半的薪水。鲁迅曾如此感慨：“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2）
（２）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主要在教育部供职以外，曾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学校、中国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兼课，时间长达六年（１９２０－１９２６）之久。 到１９２６年８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４百圆；１９２７年２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５百圆（发给半数银圆半数兑换券即纸币），为时半年。后因意见不合离开广州，１９２７年９月底经香港赴上海。此后除了有时在院校讲演（如劳动大学）以外，未尝担任教职。
在鲁迅一生中，只有１９２６年夏至１９２７年夏这整整一年（在厦门和广州各一个学期）间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专任大学教授。
（３）大学院特约撰稿员收入
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四年又一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次年改为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３百圆大洋（１９２９年１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定期支付４９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折合黄金４９０两，相当于今人民币４４万元，平均每年１１万元左右。 这一笔固定收入，主要出于蔡元培先生（曾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１９２７年秋任“大学院”院长，是鲁迅的老上级、老朋友）对于鲁迅的关怀，为他初到上海时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条件。直到１９３２年初被国民党政府以“绝无成绩”裁撤。
（４）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年曾有《人之历史》等论文在《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２圆。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是没有稿酬的。晚年在上海生活时期，除1927年底－1931年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教育部编译费）３百圆固定收入以外，主要是“卖文为生”也就是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为生。开源节流，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
１９３２年“教育部编译费”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编辑费成为鲁迅惟一的经济来源。鲁迅后期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２万多元。作为自由职业者，这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
北京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６）
周树人于1912年５月初北上，到京后立即住进“山会邑馆”（当时改名为绍兴县馆）单身宿舍，于灯畔写下了新生活的第一篇日记：
“五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约七时抵北京。”
次日坐骡车赴民国政府教育部报到，在社会教育司任公务员，时年３１岁，正当“而立”之年。由此开始了他在北京整整十四年的文墨生涯。
《鲁迅日记》就由这时展开，２４年一贯（１９２２年的日记散失仅存片段抄件，其他２３年皆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１９５９年正式出版）。其中或因避难、或因重病而文字略有几天间断，但有始有终，内函丰富，成为研究民国至抗战前夕中国社会的宝贵史料。这是一个迄今尚待挖掘的宝库。
我认为《鲁迅日记》中最可贵而无可替代之处，是亲笔精确地记载了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他每天的经济收入情况。直到目前，为解读本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经济背景，鲁迅的个人帐目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为研讨方便起见，我特将整部《鲁迅日记》中，八千多天逐日记载的烦琐数字加以统计、整理、归纳如下
１９１２年，５－１２月共收入１１００圆，皆为教育部薪俸。（初到北京未正式任命时暂领取月津贴６０圆；８月任命为社会教育司佥事以后，暂领取半俸１２５圆，到１０月定为月俸２２０圆）。八个月来平均每月收入１３７．５圆。
１９１３年（其中６月１９日－８月７日请假回绍兴老家探亲）。本年共收入２５８６圆，为教育部薪俸。本年２月以后薪俸增为２４０圆，但到１２月仅发给九成即２１６圆。平均每月收入２１５．５圆。
１９１４年共收入３１４６圆，皆教育部薪俸。１月－６月仍发给九成，７月恢复全薪２４０圆；８月以后月薪增加为２８０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２６２．１７圆。
１９１５年共收入３２６３．１圆，为教育部薪俸及公债利息少许。其中，６月以后扣四年度公债。平均每月实际收入现洋２７１．９３圆。
１９１６年共收入３２７６．４圆，为教育部薪俸，及少量公债利息。３月以后月薪增为３００圆。（１２月３日至下年１月７日为母亲６０寿辰回绍兴老家探亲）。１１月全以纸币发薪，不发银洋（鲁迅特意注明：中国银行兑换券三成、交通银行兑换券七成），本年教育部拖欠一个月的薪俸，而且纸币对银洋贬值，所以，虽然月薪名义上增加而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这是欠薪的前奏。平均每月收入２７３．０３圆。
［注：因反袁称帝引起二次革命各省独立，纸币贬值，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兑换券１００元＝银洋７５圆，甚至最低到６０圆。］
１９１７年共收入３６５０圆（其中１１月发给银洋１５０圆，兑换券２００元，这说明当月兑换券贬值到１００元＝银洋７５圆）。平均每月收入３０４．２圆。
１９１８年共收入３６００圆，平均每月收入３００圆。皆为教育部薪俸，未拖欠。这一年日记收入情况有两点值得重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3）
（１）鲁迅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都没有稿费记录。据考证，当时《新青年》同人决定义务写作，不计报酬。
（２）银洋与纸币的关系，《鲁迅日记》２月１日记：“收一月分奉泉三百，内银六十。”２６日“收本月奉泉三百”，２８日“托齐寿山换泉，共券六百得银三百五十四圆”。这表明当月中国银行纸币兑换券更加贬值，１００元兑换券＝银洋５９圆。此记载可供民国货币史研究者参考。
１９１９年共收入３６００圆。月薪３００圆未拖欠。《鲁迅日记》载“２月１４日晚往德成（钱庄）以银三一二换日金券五百”，说明当时国际汇兑率１银洋＝１．６日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３００圆。
１９２０年共收入２６４０圆（因教育部拖欠三个多月的薪俸，收入显著减少），虽然名义月薪仍为３００圆，但实际上平均每月仅收入２２０圆。这一年夏天鲁迅接受了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两校的聘书兼任讲师。因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每天只有上午去坐班，公务不多，中午以后即自由支配，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有两次各到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各讲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课程。开始讲课时鲁迅是不计报酬的，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详见下文。
１９２１年共收入２５７８圆（其中开始有讲课费８８圆，教育部薪俸２４９０圆。虽然有资料说鲁迅自民国十年即１９２１年１１月起得到“年功加俸”每年３６０圆，即平均月收入应增为３２０圆，但是教育部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实际收入更为减少），平均每月仅收入２１４．８３圆。
１９２２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１月１４日收去年六月分奉泉七成２１０（圆）。２７日收去年七月分奉泉３００（圆）。……（中缺）１２月６日收七月分奉泉１４０圆。……［注：由上下文估计１９２２年鲁迅应该收到教育部薪水数目为从１９２１年６月七成２１０圆到１９２２年９月上半月１５０圆，共计４５６０圆。但是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况越来越厉害，除应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本年实际收入数已无法确知。］
１９２３年共收入２３０４圆（其中稿酬６９圆占３％，讲课费１４１圆占６．１％；两者合计占９．１％，教育部薪俸２０９４圆，累积拖欠九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仅１９２圆。这一年鲁迅的讲学活动有所增加，不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两校讲师，而且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１９２４年（其间７月７日赴西安讲学，先收暑期学校薪水１００圆，８月３日收讲课费并川资２００圆。）本年共收入２６１１．７８圆，其中讲课费８２６．５圆占３２．５％，稿酬版税７０３．２８圆占２６．９％，教育部薪俸应得３６００圆，实得１０９５圆，因教育部累积拖欠一年又六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２１７．６５圆。
１９２４年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有了一个转变，这一年，他的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公职收入（教育部薪俸）少于自由职业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共占５６％，超过一半；而公职收入仅占４４％，也就是不到一半。从经济收入上说来，鲁迅开始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
１９２５年共收入２８３２．５圆，其中教育部的薪俸１６５２圆，占５８％，讲课费７０５．５圆占２５％，稿酬４７５圆占１７％，平均每月收入２３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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