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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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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为了考大学，他住进二龙坑宏仁公寓，每月房租加包伙费一共１０圆左右（合今人民币３百元）。据记载还有十来个公寓，如会贤公寓在西河沿路南，房租饭钱每月１３圆。在那些公寓住宿的多是全国各地来北平报考学校的青年人。他那时忙于准备考大学，休息时偶尔也去看电影、听京戏。一张电影票２角钱。
１９３６年夏天，孙顺潮考取武汉大学，离开北平。
30年代北平专科和中等学校的费用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7）
专科和职业学校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费每学期１０圆，杂费制服费１７圆，学生１７３人，校址在前京畿道１８号。
北平女子西洋画学校，学费２８圆，杂费２圆，学生５０人。校址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４号。
中国戏曲音乐院戏曲学校（原名北平戏曲专科学校，１９３１年７月改中华戏曲专科学校，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改今名），报名费１圆，注册费１圆，其余均由学校供给膳食等。学生１７０人，校址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４号。
青年会育才商业专门学校，学费４７圆，学生３９７人，校址在马大人胡同。
北平法律函授学校，学费讲义２４圆，女生减收１７圆。学生４４１人，校址在宣武门内受水河流甲１号。
北平国文专科学校，学费初级每月１圆２角，高级２圆２角。学生２５人。校址在交道口南菊儿胡同。
北平华英打字学校， 华文打字全期１２圆；英文打字全期６圆。学生２０人。校址在北新桥褡裢坑３９号。
新声英文日夜学校，学费每学期１２圆，学生９６人，校址在菜厂胡同。
北平中央银行簿记学校，每生每月学费５圆。学生每班３０人。校址在朝阳门内南小街老君堂６７号。
较著名的中学
市立第四中学，学费１０圆，寄宿费７圆，体育费２圆，制服费５圆，杂费３圆，膳食费约５圆。学生４２８人，校址在西什库后库４号。
市立第五中学，免收学杂费；体育费高中４圆，初中２圆，学生３２３人，校址在北新桥方家胡同。
北平弘达中学，学费初中２６圆，高中３２圆。学生１２００人，校址在西单新皮库胡同１３号。
北平华北中学，学费初中２３圆，高中２９圆。学生４５０人。校址在南长街南口内路西。
北平大同中学，由北京大学师生创办。学杂费初中２４圆，高中２８圆。学生５９６人，校址在东城外交部街。
北平崇实中学，学费高中３５圆，初中３０圆。学生350人，校址在安定门内大三条。
孔教中学，学杂费每学期１８圆。学生１２３人。校址在西单北甘石桥。
还有几所著名的女子中学：
笃志女子中学，教会学校，由中华圣公会设立。学费每季高中２０圆、初中１８圆，高小１４圆、初小８圆。学生２９６人。校址在前王公厂。
贝满女子中学，教会学校，由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学费每学期２５圆。学生560人，校址在东城灯市口。
崇慈女子中学，学费高中１９圆，初中１７圆，小学８圆，幼稚园５圆。学生520人。校址在安定门内下二条。
华光女子中学，学费高中３７圆，初中２７圆，寄宿费１５圆。学生143人。校址在西单北前英子胡同甲６号。
中小学教员的待遇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教育部在蔡元培主持下，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９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清朝的“学堂”改称“学校”，将学堂监督改称“校长”。规定全国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可男女同校，国立小学学费全免。中学为普通教育。
１９１２年７月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重新制定学制，称为“壬子学制”，规定初等教育７年（初小４年、高小３年）；中学４年。一开始对于中小学教员的薪水标准，尚无明文规定。况且当时全国的中小学教育经费经常得不到保障，时有时无，时多时少。各中小学校的教员待遇不同，一般采用“时薪制”，依照讲授的课时付给薪水。
广州市的薪水标准比北方地区高。1921年１月广州市政府规定小学教员的工薪分为９级，最低月薪为36银圆；通常任满３年晋升１级，递加额度１０％，最高可达125银圆；到１９２６年又规定最低月薪４０银圆，每年晋升一级，递加额度为７元５角。
当时１银圆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人民币４０元。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举行，提出了改革学制的新方案，这时创办的执信中学首先试行；取得经验后，教育部即于１９２２年正式颁布全国施行，通常称为“壬戌学制”或“新学制”，小学６年（初小４年、高小２年），中学６年（初中３年、高中３年）。
以广州地区说来，１９２２年以前旧学制（不分高初中）的时期，每课一小时，每小时薪水１－２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４０－８０元）；
１９２３年正式实行新学制后，中学教员待遇明显提高，初中教员每小时薪水１元５角至２元５角（相当于今人民币６０－１００元）；高中教员每小时薪水２－３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８０－１２０元）。
1932年实行“教（课）训（练）合一制，中学教员待遇改为以“月薪”计算。规定：
初中教员每周任课１８－２２节（每节课４５分钟），月薪６０－８０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１千８百－２千４百元；
高中教员每周任课16－20节，月薪80－12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
私立学校和兼任教员的薪水，参照公立学校的办法，但仍以每周任课时数计算报酬。（当时１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３０元。）
抗日战争初期，广东各机关公务员和学校教员，一律按照原薪８成发给，称为“国难薪”。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广州沦陷，物价逐步上涨。起初教育界采用发给“生活补助费”的办法加以弥补。但到抗战后期，提高薪水和发给生活补助费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因此公立学校按家属人口数补助免费大米，私立学校则向学生家长征收“学米”补助教职员工。沦陷区老百姓跟内地一样，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30年代北平文化人（1）
（九）30年代北平文化人
六十年前文化万元户
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例如乡镇企业和商贩、个体户先富起来，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万元户”。那时人民币一万元，按照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今天十几万元。目前的文化人，达到那样水平的还不多。
根据史料查明，早在20—30年代，北京上海等地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相当多的学者教授成为当时货真价实的“万元户”。
20年代初北京大学的“专任教授”月薪分三级：最高280银圆（大洋），约合今人民币1万2千元；次高260银圆；最低的教授月薪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万元；当时北大教授约80名。“讲师”并非专任，不领固定的月薪，而是在北大讲堂兼任讲师，按授课钟点每小时5银圆计算，如果每周8—10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160—2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千—8千元。第三类学者资历浅，收入起点较低，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担任助教者，不授课，只在系里担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月薪50—100银圆之间，约合今人民币2千—4千元。一般也可以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20年代…30年代抗战前仍通行银币，1936年以后才只用纸币（法币）。
1927年6月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一级月俸国币5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万7千元，二级副教授450圆，三级教授月俸400圆。副教授一级月俸3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万2千元，二级副教授320圆，三级副教授300圆。讲师一级月俸260元，约合今人民币9千元，二级讲师240圆，三级讲师220圆。助教一级月俸18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千元二级助教月俸160圆，三级助教月俸140圆。（根据《大学院公报》第一年第一期）这比五年前大为增长，但物价仍保持稳定，所以学者们待遇更高了。
到了30年代，教授的数量和薪金都显著增加。
1931年胡适之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银圆；加上稿酬版税收入，他成了“文化万元户”的头面人物。当时在北平担任教授的，北大有胡适之、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等；清华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等；北师大有钱玄同、黎锦熙等；燕京大学有郭绍虞、陆侃如等。学者常有兼职，例如陈垣教授兼职所得月收入达1500银圆（合今人民币5万元），这样的“文化万元户”不胜枚举。
30年代初副教授黄节、顾颉刚等，讲师王了一、浦江清、许维遹等，在这些大学毕业后担任助教的吴晗、余冠英、谭其骧、吴组缃、要庚等，几年后皆因学术贡献而升级。他们的收入不断提高。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优惠的。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到了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贷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30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条件更好，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据曹禺回忆：30年代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每月有30银圆生活费（合今人民币1千元），“足够你开销的。真要是沉下心来做学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曹禺又说，他在1933年夏天从北平清华大学西语文学系毕业时，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去保定教书，月薪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8千元。可见当时清华毕业生待遇之高。
1931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到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华罗庚关于五次方程不可解的论文（当时年方20岁的华罗庚在一所中学当会计），就想聘用华罗庚。但是华只有初中学历，只好在算学系担任行政助理，月薪40银圆（合今人民币1千2百元），此后在清华5年内发表了十几篇数学论文。第二年成为助教，月薪80银圆（合今人民币2千4百元）；第四年升级为教员，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程，月薪120银圆（合今人民币3千6百元）；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千2百美元（相当于法币4千圆，今人民币12万元）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深造。
据黄宗江回忆，他的父亲黄曾铭2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北京担任电话工程师，30年代初的月薪300余圆。陪若珊的父亲阮慕韩1931年从日本庆应大学系毕业后归国在北平担任大学教授，月薪200多圆。她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父亲和杨秀峰、黄松龄、张申府、张友渔等都是有名的红色教授”。（参看阮若珊《我的良人》）
30年代中国学者在北平的收入，跟在美国的工作相比是差不多的。例如1938年7月27日周一良给北平谭其骧的信中说：“持宇（邓嗣禹，1937年赴美国）最后为外人治清史，年酬600圆，兼领哈佛燕京资金500圆，尚须为《亚洲学报》任译事，年得250圆（注：总共1350圆），生活当无可虑。”这有代表性，也就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月收入120圆，和北平燕京大学的助教相似。所以“学成归国”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还可以提供几个史料作为参照：30年代北平公立和私立中学教员的月薪约为100—200圆；高、初中都教的教员，以及主要课程国文、英语、算学教员，月薪则在200圆以上。而学校行政人员月薪50—100圆。勤杂人员月工资30—40圆；小商贩和粗工等10—20圆，厨师和招待8—12圆。不知何为脑体倒挂。（附注：20年代初银圆或国币1圆 ＝ 今人民币40元；30年代国币1圆 ＝ 今人民币30—35元。）
花费了很多工夫查阅、核实、分析了上述史料，我心想：难怪当时到欧美日本进修的中国留学生得到硕士、博士学位后大多回国报效中华文化事业，人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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