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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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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甚至自费出书。许多青年学生得到鲁迅的资助。
鲁迅在北京的嗜好是：吃酒席下馆子、看戏（但不爱看京戏，有时看话剧电影）、泡中央公园和北海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前辈回忆：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６圆，６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１０来圆，四菜一汤。化费１圆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鲁迅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鲁迅和郁达夫、许寿裳等好友聚餐的记载。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２圆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１）四冷荤：四个装满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５分；（２）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大盘１角；（３）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２角；（４）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６角。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２角（合今人民币８元）。
《鲁迅日记》中，还可见到他下午到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的记载，两大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２０枚（８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１角，点心每盘１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７分钱。
《鲁迅日记》还可见到他进广和楼看文明戏（如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１日）和到真光电影院看电影（如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３０日）的记载。２０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２角，城南游乐园门票２角，电影院（黑白片）票价１－２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１圆左右。
根据１９２７－２９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２百圆，合每月１７圆（今人民币６百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虽然收入甚为丰厚，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文化人对于道德自律甚严。蔡元培先生除了实行学术自由以外，还创导“进德会”，确立“八戒”。甲种会员：不嫖娼、不赌博、不纳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以外，加不当官、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以外，加不吸烟、不酗酒、不伤活物三戒（关于“八戒”的说法略有出入，如最后一戒有说是不吃肉，也算保护动物吧，大同小异）。《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至少是前一二种会员。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新青年》成员都有相当稳定的中等阶层收入，所以他们办的“同人刊物”方能做到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每期轮值的主编者可以拿到２百圆编辑费，以当业务之需。鲁迅在五四时期写作小说、新诗、散文、杂感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要以稿费来谋生。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年以后有了根本变化。
大约在１９２２年左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化人开始注重稿费、版税收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出现了一群又一群依靠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说得更明确是自负盈亏、承担经济风险的“自由撰稿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南国社……都投入了文化市场。
此后一个长时期内，就没有不计较稿酬的作家了。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在1926…27年完成了从固定收入者（公务员）向自由撰稿人的转化。茅盾、巴金、老舍、田汉、曹禺、丁玲、沈从文……都成了靠“爬格子”谋生者，逐步树立起文化市场意识。
《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的费用
“五四”运动前夕，与陈独秀《新青年》相呼应的《新潮》杂志。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至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同学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创刊时，由傅斯年（1896—1950）任主编。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1897—1969）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顾颉刚接编。
在现存的鲁迅书信中，可以看到当时《新青年》和《新潮》等新刊物的一些情况。
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当时任江西教育厅长）的信中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3月10日信中说：“《新青年》第二期已出，别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见贻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见返耳。”5月29日信中说：“《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注：指小说《狂人日记》和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等。］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但过了一年《新青年》《新潮》销路增加、影响很大。
1919年1月16日鲁迅致许寿裳的信中说：“仆于其先又寄上《新青年》五卷之第三、四两本，今度已达。……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附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刊有傅斯年的《人生问题发端》和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等文。
当时主要的几种新文化刊物定价如下——
一、《青年杂志》月刊，第一卷于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印行。大16开约100页。零售价：每册2角银圆，订购半年6册1圆，全年12册2圆。邮寄费每册1分半（国内及日本）；欧美邮购每册邮费6分。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月刊，发行量迅速上升到1万册、2万册。定价及邮购价不变。《新青年》第三卷各期（1917年）刊登“合订本”（半年每卷）售价1圆，邮费5分。
二、《新潮》月刊，于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创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发行所地址：北京汉花园。大16开150页。零售价：每册3角。订购全卷5册1圆2角；全年2卷（10册）2圆4角。邮费：本国及日本每册3分，欧美各国每册6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5）
三、《少年中国》月刊，创刊号于1919年7月15日在上海印行，此后每月15日出版；《少年世界》月刊每月1日出版，上海五马路棋盘街亚东图书馆发行。定价相同：每册1角，邮费2分。订购全年1圆。
1917年前后北京的生活很便宜，一个北大学生一年的生活开支包括学杂费在内，平均有180块钱就足够了，节省一点的有120块钱（每月10—15圆）也可以维持。所以有条件踊跃购读《新青年》《少年中国》和《新潮》等新刊物。蔡元培校长上任之后，他把北京大学的学风扭转过来，并且热情支持《新青年》和《新潮》的文化启蒙事业，意义非常重大！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读的待遇
关于毛泽东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半工半读的史实，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加以考证。
1918年8月，毛泽东、萧瑜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联袂北上，商谈赴法勤工俭学。到京后，毛泽东决计留在国内，拟在北大寻一事做。他们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也曾希望毛泽东能“入北京大学”，以为日后打下“可大可久之基”。（引自《蔡林彬给毛泽东》，原载《新民学会通信集》第1集。）
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期，毛泽东的同学、同由长沙到达北京、同借住杨昌济家的萧瑜回忆：
“蔡和森、熊光楚等人和我筹划勤工俭学的预备课程时，毛泽东也协助过。经过几次磋商，毛宁愿留在北京，不去法国。……毛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不是学者，当然对出国留学没有兴趣。……我和蔡和森同意毛留北京进行工读计划，如我们在法国所为。这就面临了给毛找工作糊口的问题。三个就此问题商量过多次。这时适逢我们在北大征求学会会员，以我们判断，最好毛在北大找一份差事。我们想叫他担任打扫教室的工作，他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听课。当时北大流行雇用工人课后擦地板扫地，工作很轻松，还可以得些额外的好处，即和教授、学生经常接触。这安排对毛很理想。
“怎样获得这份差事是个难题。……最后，还是想到了蔡校长，他一贯的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有个更好的主意，叫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李大钊顺从的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萧瑜：《毛泽东与我》节译之五，见台湾《艺文志》第20期1967年5月）。
萧瑜（子升）的回忆录是用英文写成并发表的，有不同的中文译本。另一种译文说，萧瑜和蔡和森等人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要求他雇用我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为校内的清洁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们的信后，立即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怜悯毛泽东，对于他能够刻苦自励，甚是高兴。没有让他去做清洁工人，而可到校内的图书馆去工作。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先生，信中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引自《毛泽东和我》，台湾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6年版，第56页。）
经李大钊的安排，26岁的毛泽东当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工资8圆，这与工友的月薪相差无几。当时北大助教的月薪约在50圆至80圆之间。（1917年1月陈独秀致胡适信中，邀其到北大任教，信称北大“学长月薪三百圆，重要教授亦有此数。”当时一般教授约二百圆左右。）毛泽东的具体工作是管理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每天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姓名。虽然位卑事琐，但它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接触新思想的广阔天地。他当时住在景山东街的一条名叫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小胡同里，在这七号小院的北房西间，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隆然高坑，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个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这里条件虽劣，但离沙滩红楼很近，便于活动。他在北大积极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本人于30年代末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以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八块钱。”（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6—127页）。
此外还有另一种记载。曾在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末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圆。”（蒋梦麟《新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23页）。
按毛泽东系1918年8月来京后到北大工作半年，其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在职在京。这都是确切无疑的事实。
而高平叔教授指出：蒋梦麟这段话，记忆有误。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职，是在1918年9月间，蒋梦麟此时尚未进入北大。蒋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自19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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