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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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楼被一道厚重的黑布简单地一分为二，一边归男工，另一边归女工。　　　　
　　　　两边各有四张海绵床垫，垫子上被褥胡乱散放着，男工的床垫边，除了几本法语教材和练习本外，还赫然摊放着两本《藏春阁》成人画报。阁楼的一个角落被一道双帘的布幔隔开：那就是晓蒙夫妇的空间。里面一张双人床垫放在地上，一个小床头柜上放着小朱利安的照片：因为工场很脏乱，晓蒙夫妇又得做工，才九个月的小朱利安被交给一个专带华人小孩的葡萄牙裔的老太太抚养。只是老太太住在巴黎另一侧的远郊，很远，每次去要坐近两个小时的地铁和公共汽车，所以晓蒙夫妇个把月才去看一次。选择这个老太太，而不是语言可以沟通的华人保姆，一是因为有熟人推荐，二是因为她收费便宜。别人要3000法郎一月，她只要2500法郎。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晓蒙夫妇无意中做了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我结束了第一次参观，和送我出门的晓蒙在街角的酒吧喝咖啡。我向他提出，能否帮我和他堂弟商量一下，让我拍摄这个工场。晓蒙当时很是犹豫，但没有回绝。我终于第一次有了说明具体想法的机会。　　　　
　　　　我告诉他，片子的长度在半个小时左右，播放时被拍的人脸上都用马赛克遮起来，除了他们自己，别人都不会认出他们。如果有人要求，可以把他的声音也作改变。而且，片子的解说词里会提到工场有一个老板，但不会指明老板是谁。只在楼内拍摄，不暴露一点有关工场位置的痕迹。加工的衣服上，所有的商标都会用马赛克遮去，观众只要　　　　
　　　　知道加工货源来自法国的服装批发公司就行了，至于是哪家公司、哪个品牌，也无从知晓。这些条件，我们可以事先签下合同，如果违反，他们可以委托律师进行追究。而且，这类的工场，巴黎地区可能有上百，绝非秘密，警方也总是在查，不会因为其中一个上了电视就兴师动众，专门对之追究。我说明法国警察决无盘问记者的做法，哪怕记者采访的是在逃的打劫银行的黑社会头目。即便有警察问我，我完全可以用职业秘密的理由拒绝回答。晓蒙说他完全相信我不会去害他们，但是他投了不少钱进去的堂弟怎么想，其他的工人怎么想就不知道了。他们一定会怕出事，断了财路不说，还要坐牢。但晓蒙说，为了朋友，一定会去努力。　　　　
　　　　过了两天，很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晓蒙来电话告诉我，大家基本同意在上述的条件下被拍摄，但还需要我进一步做解释。我通过晓蒙，把工场的十个成员都约到一家附设卡拉OK的中餐馆，又做了一番导演阐述，并强调了对被拍摄对象的保护措施。晓蒙首先表示同意，说我不怕，就是不遮脸也不怕，来法国做工，又不是来法国做贼。大家纷纷附和，包括晓蒙的堂弟在内，没人表示反对意见。那一个晚上工人们玩得都很高兴，一个接一个地唱歌，红酒下去五六瓶。小老板面红脖子粗地给我谈他的胆略和发展计划。他来法国也有几年了，他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天天打工的日子他过不下去了。工场的投资是他几年的积蓄，加上朋友那儿借了点，国内父母也给了点。他指望能有一两年不出事，这样就能赚上六七十万法郎，算是小小地翻了个身。但是，他也意识到，扔进去的十多万，与其说是投资，不如说是赌博。我后悔没带录音设备，就说到拍摄的时候，这些事儿你再给说一遍。他满口答应，说自己有的是话说。　　　　
　　　　晓蒙在别人唱歌时悄悄地对我说，他向大家转述了拍片的具体想法，表示他自己不怕，愿意被拍摄。其中有两个工人，是晓蒙帮着叫到工场来的，和我以前也认识，也受过我小小的帮助，便成了晓蒙的支持者，一致说我做事，肯定不会有害于他们，这样，加上晓蒙的妻子晓晓，持赞同意见的，已经是半数。剩下的工人们于是认为，既然老板的堂兄都不怕，大家也没有怕的理由。晓蒙的堂弟，碍于和我认识，加上亲戚的面子，开始答应得很勉强。晓蒙于是〃启发〃他，夸张说我上认识法国的部长，下认识警察局的警察。这次帮我个小忙，以后我能帮上大忙。于是他终于变得痛快了。没想到晓蒙还施了这么个小小的诡计。我是有些政府部门的熟人，也知道所谓帮大忙，就是解决居留问题。而非法移民身份能否合法化，取决于国家的政策。　　　　
　　　　但是，大多温州老乡，不论出来多久，还是一如既往地倾心于关系的神通。晓蒙很为能帮上我这个忙而欣慰。巴黎一家叫迪奥新闻社的制片公司立刻采纳了我的选题。该公司承包了法国国家电视台一个叫《世纪行》的栏目，反映重大社会题材。制片公司决定在该栏目推出这部影片。我随即又联系了一两个替非法移民伸张权益的左翼协会、温州华侨社团，以及法国移民管理机构和打击非法移民的警察部门，大家都很欢迎对其进行拍摄采访。这样，完成一部电视片的要素都具备了。


第一章　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第11节：巴黎南郊的小街（1）

　　　　1997年2月的一天，巴黎南郊贫民区一条冷落的街道，上午10点来钟，不是上下班的时候，行人更是稀少。一辆破旧的双开门的黑色标致轿车，拐进这条街。车子在路边的一扇铁栅栏大门前迟疑了一下，又继续向前开去，在20多米远处停下了。透过铁栅栏大门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小院子和一幢老旧的灰砖二层小楼。窗户外面铁制的护窗板都紧紧地关着，处于一层的车库门上斑斑驳驳，杂草沿着几米长的碎石小道一直长到门下。铁栅栏大门上也爬了些藤蔓，门内侧的信箱里塞满了各色广告。看上去这里很久无人居住了。黑色小车停下后，钻出两个人来。一个高个子法国人，肩上沉甸甸地背着个大旅行袋，一个中等个儿中国人，从兜里拿出一个本子，朝近处的一个电话亭走去。　　　　
　　　　一会儿，那幢小楼一层的车库门被拉开一条小缝，探出个脑袋来，也是个中国人，二十四五的样子，他四下看看没什么行人，便向不远处的那两人招手，并且动作很快地侧身出来，给铁栅栏大门开锁。那两个人匆匆过来，见面也没问候一番，便一个接一个钻进车库。车库门关死了。小楼又恢复了无人居住的外观。在这个颇有警匪片氛围的场景里，先出现的两个〃角色〃，是我和法国摄像师阿兰。那个出来和我们接头的小伙子是一个从温州偷渡来法国的非法移民，叫高晓蒙，他在我们身后迅速地把车库的门锁上，过来和第一次见面的阿兰握手。阿兰从旅行袋里拿出沉沉的摄像机和一盏照明灯，四面打量着：车库已经被改造成了仓库，数根长长的金属杆从高到低，被固定在车库的两侧，挂满了一排排的裙子和裤子，占据了车库里的大部分空间。地上堆着些鼓鼓的黑色塑料垃圾袋，袋口里露出已经裁剪好的布料。我对神情颇为兴奋的阿兰说：〃好了，你现在就置身于一个典型的中国黑工场中了。〃　　　　
　　　　这幢貌似荒芜的旧洋房里藏着活跃的华人地下经济的一个据点，也是法国警方竭力扫荡的对象。不到一分钟，我们就从小街上转入这个隐秘的世界。但是，我知道，是四五年的努力，才让这个角落给摄像机拉开一条门缝。20世纪90年代初，我给自己在法国的生活增添了一项内容：留心身边一张张黑头发、黄皮肤的非法移民的面孔。我很快发现，建立初步的联系并不难：只要去巴黎20区的BELLEVILLE街区，被华人译为〃美丽城〃的巴黎〃唐人街〃，就可以随时随地和他们打照面。在巴黎华人组织的一些节庆活动中，我结识了几个来自浙江省温州地区的年轻的非法移民。在法国的华人都知道，绝大部分非法居留的中国人都来自这一地区。从这几个熟人开始，我渐渐地进入了他们的老乡的圈子，原先只能在媒体上零星见到的那些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的呆板面孔，在我的眼里渐渐地生动起来。两三年后，我开始作为记者和独立导演，干起了拍摄纪录片的活儿。　　　　
　　　　如何把身边的非法移民生活转换成纪录片，成了我头脑里萦绕不去的想法。产生这个想法，并非仅仅是因为我对中国黑移民的〃阅读〃有了一定的心得体会。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在中国被忽略的非法移民话题，在移民的目的地却获得了迥然不同的对待：法国各类媒体对此问题的反应，时时达到全民动员的程度。这个问题居然数次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焦点。在从总统到国会再到市镇的各个层次的竞选中，不涉及这个问题，就不成其为竞选纲领。极右党派，开宗明义就以反外国移民为旗号，作为主要的政治经营范围。而极左翼的政治组织，又以无条件大赦天下非法移民作为挑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器。街头上推陈出新的口号、国会里慷慨激昂的演说、报上连篇累牍的文章、日趋严厉的法规、兴师动众的抄查、哭天喊地的遣返、激烈的抗议游行……在全法国都在为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异族人兴奋着的时候法国5500万人口，有500万外国人，其中不包括已经入了法国籍的外国人。可见法国人口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很高了。　　　　
　　　　我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这个媒体与政治必争之地的一个中心地带，于是就很难满足于只当一个旁观者了。我同时又发现，尽管左右两大政治力量对移民的认识不同，企图贯彻的移民政策也不同，但很奇怪的是，见诸报刊、反映这类不同观点的文章，却时常对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有着全然相同的描述。他们大都被描写成一群群穷苦的农民，被黑社会欺骗，离开了土地，被贩运到法国后，又被分发给地下工场，在暗无天日的黑工场里为蛇头和老板工作几年甚至十年，来偿付巨额的偷渡费，自己不见一分钱……我的法国记者同行们难以接触中国非法移民这个圈子，又必须满足公众的了解和心理需求，于是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在16、17世纪的奴隶贸易和好莱坞警匪片的基础上，创造个现代法国版。我曾和认识的法国记者开玩笑，说他们把蛇头想像得太好了，居然还肯做赊账的买卖：让他们的客人通过劳动来〃分期付款〃。而且，不仅包把客人送到，还包找工作。我告诉他们，实际上，抵达法国后，蛇头永远是一手交钱，一手才把客人交给他们的家人领走，大多从此再也不打照面。　　　　
　　　　偷渡到了法国的中国非法移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蛇头也好，黑工场老板也好，谁对非法移民都没有从经济到人身的控制力。这是个移植到法国的温州的乡村社会，而不是由黑社会的网络织成的群体。这个群体里的黑移民们，虽然遭受经济剥削，但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控制群体成员行为的，仍是温州乡村社会的游戏规则，而不是蛇头或者〃教父〃之类的黑老大。而且，也不是饥寒迫使他们踏上险恶的旅途，而是创业的雄心。我的这些口头论述，总是能激起不小的兴趣，但只是局限在熟人圈子里。法国记者实际上很注重调查。但语言的不通，文化的隔膜，温州非法移民社群的隐秘和历史的短暂，使得他们很难直接进入到这个群落里进行调查，于是便只能去接触那些能和中国黑移民接触的法国人。但这样的人，更是少而又少，弥足珍贵。比如，上面提到的美丽城华人街，有一位老住户，保罗先生，就成立了一个协会，开班教温州人学法语，并给他们提供翻译服务，也给黑移民提供通讯地址，从而使他们能和政府部门或是社会机构联系。　　　　
　　　　他的协会在美丽城街区的一条小街上，门口经常可见一堆堆的中国人，大声嚷嚷，乍一看还以为是中国人在集会。他给温州黑移民提供的这些服务项目，一方面按市场价格收费，同时还获得了政府公益事业的资助。保罗先生的职业和社会身份，使他成为深入温州黑移民社群的法国人。于是对中国非法移民的报道出现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情况：从电视到报纸到广播，各路记者，全来穿保罗先生这个针屁股。而保罗先生本人，则是奴隶贸易现代版和黑社会说的坚定的宣传者。这样，报上不仅出现了集中营般的华人地下工场，还有名是中餐馆，实则是向各黑工场分派〃黑〃奴的转运中心……


第一章　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第12节：巴黎南郊的小街（2）

　　　　除了保罗先生的见解，还有另外一些很刺激的说法在流传着。比方，说中国人多是悄悄地找一个隐蔽的角落处理掉死亡的亲属，由一个黑移民将死者的合法身份接过去。根据传言，这种做法已经普遍到了不仅使中国城的街道上四处走动着死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