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宫廷实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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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慈禧太后作为统治者的主要特点。她能从成千上万、不管是进步还是保守的中国官员中挑选最杰出的政治家、最聪明的顾问、最安全的领导人以及最好的向导。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中国首都除紫禁城之外的的首要人物。他二十六岁时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那时他参与对一位未能履行其说服额尔金勋爵及其战舰1858年退出天津的诺言的军机大臣的审判。第二年他进入管理“夷狄”事务的理藩院。再过一年当朝廷逃跑之后，他被留在北京同已占领了北京的英国和法国人商订和平条约。杰尔士教授说：“在那种棘手的情况下，恭亲王的老练机智嬴得了他的对手们的钦佩。”当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成立时，恭亲王就成了它的第一任长官，这一职务他连任多年。　　我们已经看到，他在他的兄长咸丰死后靠智谋成功地推翻了僭越的摄政班子。他与慈禧太后一起将她年幼的儿子扶上了皇位。恭亲王与两位太后联合摄政。这样的情况持续多年，其间东太后并不行使任何权力，而恭亲王的权位日隆。这样的安排似乎各方都能满意——除了慈禧太后。在她看来，他正越来越快地大权独揽，她和东太后却在以同样的速度向后退却，而实际上当时的计划是让他和她们一起“同治”的。朝廷在接见官员时，每一次都只有恭亲王能与他们面对面，而两位太后不得不留在帘子后面听他们商议，除提一些建议之外无法亲自参与其间。　　恭亲王是出头露面的政府首脑，而且加官晋爵不能不通过他，所以难免就受到中国官员们的阿谀奉承。这使得他妄自尊大起来，而且有意无意地在两宫太后面前也不再显得那么恭敬了。可是某天早晨他一觉醒来，发现他被褫夺了所有的职位和权力，连走出自己府第的大门也不可能了。两位太后联合发了道懿旨，责备他“目无君上”。恭亲王立即认罪告饶，这样他的全部荣誉以及相应的尊严都得到了恢复，但他此前作为联合摄政者之一的权力却荡然无存了。就这样慈禧太后除去了她重建清王朝的第一个障碍。不过为了向恭亲王表明她们对他并无恶意，两位太后将他的女儿收作义女，授予固伦公主衔。尽管恭亲王早已去世，他的女儿仍然健在，她在过去十年与外国的交往中，是宫廷圈子里仅次于慈禧太后的主要人物。　　驱逐了一起摄政的恭亲王之后，慈禧太后在同治帝亲政之前逐渐把握了国家大事的权柄，而那个东太后慢慢退居幕后。慈禧太后的目光很远。她只有一个儿子，而生活中又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她开始进行一个确保皇位继承局限于自己家族的计划。为了这一目的，她安排了自己妹妹和一般称为七王爷的咸丰小弟弟之间的婚姻。慈禧希望万一她自己的儿子同治死后无子，他们这一结合可以产生一个够格的儿子来坐龙床。她觉得这个国家需要能激起信心并能消除不稳定的核心人物，需要强有力而又稳健、气量大而又能克己奉公的国家首脑。她想要制造一个这样的人物。她能成功与否只能俟诸未来，但命运布置给她的一大任务是，让够格的继位者准备好公开而明智地面对并解决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她的前任们来说由于过大、崭新和复杂而无法解决。虽然对她来说，并不是这样。　　同治帝十七岁时娶了京城名门出身的满族年轻女人阿鲁特氏，名义上亲政，但实际上对国家事务的最高控制权仍然掌握在他强有力的母亲手中。英、法、德、俄、美等欧美国家的公使当时已经长驻北京，觉得这是个提出觐见新皇帝的好时机。经过与恭亲王和慈禧太后长时间的讨论，这事果真就安排好了。公使们再也不像以前觐见皇帝那样必须跪拜了。　　同治夫妇的婚姻生活极短。他们结婚大礼的三年之后，尚未留下子嗣，年轻的君王就感染了天花，撒手西归了。而过了不久，他那年轻的妻子一点不打折扣地听从了他们女教师的教诲，不久也跟了去。女教师告诉她，她要与自己的丈夫“共甘苦，同贫富”，“生则同衾，死则同穴”。　　　　

　　人们认为阿鲁特氏的死里面有“猫腻”，但她的娘家人并不相信，因为她父亲的官位一直未倒。拳民之乱时，他跟朝廷逃到保定府后听说京城已落到可憎的外国人手里，于是传话给家里人说他宁愿自杀也不会去吃外国人的东西。家里人得到他这一口信后就吩咐仆人们在他们的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然后他们全都躺在坑里，命令这些苦力们把他们埋了。开始这些人不肯这么干，后来没办法，也就服从了。这么一来，她父亲家里除一个孩子被一名忠实的奶妈救下来之外，所有男性成员全都死了。　　李鸿章像同治死的时候，宫里一个有势力的集团反对两位太后，力图推翻太后集团，把恭亲王的一个浪荡子扶上皇位。不过慈禧太后就在宫里，自然能很快知道同治的死亡并选好和宣布即位的嗣君，在外面的人要想捷足先登，非绝顶聪明不可。慈禧太后先是派人把同治的病情秘密通知在八十英里之外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并督促他带着他的军队火速进京，以应付同治死亡和宣布即位嗣君时可能引起的任何动乱。　　李鸿章接到命令之后，立即着手付诸实施。他带领最可靠的四千名淮军，步、骑、炮兵全都装备精良，开始秘密地向北京急行军。八十英里路程三十六小时走完，他计划午夜到达。李鸿章和他的精良部队按时进入北京，他们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开进了紫禁城，人衔枚，马摘铃。进紫禁城之后，各城门的八旗守军就被李鸿章的淮军兵勇所代替了。慈禧太后这时已派出太监指认了宫中有反叛之嫌的和公开支持叛逆分子的禁卫军，这些人就被解除了武装，绑起来送进了监狱。炮兵奉命把守紫禁城城门，骑兵在城中巡逻，步兵则缉拿零星的叛逆分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分遣队被布置在慈禧太后和她挑选的嗣君四周。当早晨的太阳在紫禁城上空辉煌而明亮地升起的时候，一觉醒来的叛逆分子们惊讶得发了傻。剩下的那些，有的被投入了监狱，有的被永远流放到了满洲原先的荒野里。当慈禧太后宣布她儿子同治死亡的消息时，也宣告由她妹妹的儿子光绪入继大统，并在其未成年期间由她和东太后垂帘听政。一切安排好之后，李鸿章跟阿拉伯人似地卷起了帐篷，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慈禧太后的聪明和伟大之处就表现在这里，她把京城里和外省杰出人士都聚集到了自己周围。李鸿章在太平军叛乱时期获得了能干之名，并由于他在最后歼灭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而被授予伯爵。从那时候起她就把他放在离京城足够近的显要位置上，以便能很方便地得到他的效力。他二十四年来一直呆在直隶总督的位子上，手上掌握着中国历史上最大和最训练有素的军队。但是，他也一直清楚地知道，他是被一双鹰的眼睛紧盯着，看他是否有任何叛逆的迹象露出来，而他的侄子则被留在京里当作人质。当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或者被外国当权者李鸿章及其家人招待得忘乎所以时，他就会被善意而坚决地褫夺黄马褂和顶戴花翎，以提醒他北京有一个强权人物才是他所依靠的。　　李鸿章的杰出才能导致自己树敌太多——他的敌人包括那些败在他手下的人，那些他不想或无法帮助的人，那些受过他处罚或被他罢了官的人，以及那些因为妒忌他而怀恨在心的人。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政府派了张荫桓前往谈判和平条约，但日本人拒绝接受他，而且除非“李鸿章主要以其对政府的巨大影响及所受民众的爱戴而被任命为特使”，不然对此事不予考虑。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去的，脸上又是怎么挨了一个日本狂人的枪子的。子弹嵌入他左眼下部，到死都没取出。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恢复的，又是怎么因为他的不幸遭遇而谈成了比较好的条款。接着他回了国，可是照丹比上校的说法，“只是由于太后与他的友谊和他个人的不幸遭遇，他才得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因为“这项新的条约在中国遭到了”吹毛求疵者的“强烈谴责”。他们正是那些不被日本承认为特使的人。1896年他被派到莫斯科去参加沙皇的加冕仪式，接着进行环球旅行。李鸿章每到一个国家都受到热情的款待，这对中国的政治家或者亲王来说都是所没有享受到过的礼遇。他将要起程时，我应他要求让人在一柄团扇上替他画了幅地图，一面是东半球，另一面是西半球，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明了他旅行时车船将要经由的全部航线和铁道，以及他预定逗留的港口和城市。他同格莱斯顿①一起合影留念，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②”。但在他回到北京之后，仅仅出于妒嫉，人们把“他当作死火山对待”。慈禧太后邀请他参观颐和园。太监带着他到处游览，招待他喝茶抽烟，把他领进只有太后才能进去的楼阁，接下来他就下了无人不与他作对的刑部。现在这位被许多国王和宫廷尊崇、被许多皇帝和总统优礼、就是我国政府也化了三万美元来招待的大学士再一次被褫夺黄马褂和顶戴花翎，并罚没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薪水半年，数目是有趣的四十五两金子，约合三十五美元。当时在北京，人们传说仅仅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干预才使他免遭监禁和进一步受辱。①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度担任英国首相。②　②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以战争击败法、奥，统一德意志，有“铁血宰相”之称。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在军机大臣领班的职位上呆过的只有两个人——恭亲王和庆亲王。前者被贬黜过许多次，其荣誉被剥夺殆尽，而后者在三十年里则始终是个“不倒翁”，所得到的荣耀全都原封未动地保存了下来。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杰出的总督、大学士也是这样，慈禧太后从来都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们从未遭过她的贬黜。用得着问理由吗？答案并不难找。他们都是她的国家里最进步的官员，但其中没有一个人强大到足以危及她的统治，所以没有必要提醒他们上面有个强权人物。只要她大笔一挥，就可以让他们从天上掉到地下。不过，对袁世凯就不是这样了——我们会在下面的章节中讲到他。　　至此提及的所有杰出官员都属于进步派而不是保守派，他们全是慈禧太后的心腹，被委以重任，全都为进步和改革而努力。可是欧洲作家一说到慈禧太后总认为她是反动派。正如我们所见，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慈禧让一些保守派官员仍呆在总督或大学士的位置上，因为这样所有重大问题的正反方意见她全都可以听到。　　这些保守派中有一个是现在摄政王载沣的岳父荣禄。当太后让袁世凯负责北洋新军的时候，她也将荣禄任命为直隶总督。一个是进步派，一个是保守派，不彼此通知，不得到对方的同意，什么重大的行动都无法实行。慈禧太后是否预见到了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我们不知道，可是她已经做了防范。这个危险是指1898年那件事。当时皇上命令袁世凯带领他的军队进入荣禄像北京，把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并保护改革运动。这件事以后会讲到，这里提一下不过是为了显示慈禧太后是如何以一位官员对付另一位官员、以一派对付另一派，来防止任何这类灾难或突发事件的。袁世凯不论带他的队伍去北京干什么，不首先通知他的上司荣禄是不可能的，除非将他处死。而要袁世凯去幽禁慈禧太后那样重要的人物则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他和荣禄的职位全都出自她的任命。　　慈禧太后以一派对付另一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派端王兼管总理衙门。自从他的儿子一度被定为皇位继承人以来，慈禧太后似乎认为为了他自己的教育和发展，应该让他去接触接触外国人。大多数外国人鉴于端王的排外倾向，对这项任命很是反感，但罗伯特·哈德爵士说道：“可是照我看来，这没什么不好。慈禧太后很可能对端王说：‘你和你的一派人往这边拉，庆王和他的那派人往那边拉——我夹在你们中间怎么办好？可你是将来皇帝的父亲，得为自己儿子着想。你还是义和团统领和九门提督，应该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我就让你兼管这个衙门，做你感到最最合适的事情吧，小心别让祖宗的宝座传给你儿子时给玷污了，也别让祖宗的疆土有所萎缩。权力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主要的利益也是你的！’我可以想象出慈禧太后对端王采用了这种方法。以前有各种各样的大臣进入总理衙门之前都极端排外，但以后就改变了，行为变得很有理智，我相信这种对国家的责任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