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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作者:郭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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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个案三
区女士，46岁。
原某商店出纳，单位被人承包后离职。
“来白云山上唱歌，或许能让我多活几年。”46岁的区文静女士（化名）如是说。她承认白云山上的歌唱最终改变了她的生活——至少是在精神和身体层面。如果你不能马上就给生活一个希望，最起码不要给它一个失望。
清晨7点多钟，区文静坐在略显清寂的“舞台”上，眼神有些茫然地打量着四周。因为草木葳蕤地势显高，白云山上的早晨先已有了三分秋意。
区女士把随身带着的一块塑料布摊开，铺在冰凉的水泥条凳上，“这样子，寒气就上不来了。报纸就不行，报纸透气。”区文静身体单薄留着娃娃头，她身体不好。区文静来白云山唱歌已快两年，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生活，歌友们对她的印象也仅限于“那是一个瘦弱的女人，不爱说话。”来了就唱，唱完了就走，是大多数歌友的最优选择。“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问她干嘛？来唱歌本来就是为了开心，问起来就不开心了。”歌会的发起人之一许汉波事后这样解释。
区文静承认，她的生活过得并不理想，甚至颇有几分艰辛。她的家在火车站那一片，19 74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哥哥姐姐都下乡了，自己留在城里，因为身体不好，没能分到大厂，而被安插在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工业用品商店当出纳，1987年生完孩子后，因为产后虚弱，多请了几个月假，到年底回去上班时，才发现一切都已改变，不但单位已经承包给私人经营，她的工作档案连同她的十几年时光，就这样永远地给蒸发掉了。事后，经过多次打听才知道，由于单位效益不好，根本就没有给工人买过养老保险。
区的丈夫也是干服务行业的，在一家旅馆工程部当工人，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是由于没有什么生意做，老板已经放风，要减工资，“很快的，不用很久了。”
在此期间，为了帮补家用，区曾经帮一个个体户卖过几个月服装，“个体户没有休息的”，结果累得大病一场，从那以后，丈夫和女儿就给区定下了一个最最底限的生活目标：少生病尽量不生病。区告诉记者，她的心脏不好，情绪不能过于激动，闷在家里不是办法，就上山来唱歌喽。问到家里的具体情况，她突然激动起来，彩电冰箱都是结婚时（1986年）买的，除了一台VCD机，这个家已经整整15年没添过“大件”了，而它的面积只有18平方米！“我和女儿，每晚都住阁楼的”，说到这里，这位心灵原本脆弱的女人再没忍住，一滴清泪悄悄滑下脸颊。
歌友们陆续进场，清寂的舞台上，响起了它清晨的喧闹。交谈、拍打凳子上的灰尘、小提琴的琴弓划过琴弦……随着指挥的一声吆喝，歌声轰然而起，《松花江上》、《长城谣》、《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工农兵联合起来》……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消灭敌人，我们勇敢我们战斗……”区文静坐在第二排，前后坐立者，有100余人。她唱得非常投入，仿佛完全忘记了生活中的烦恼，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摇摆。”“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京剧《红灯记》里的一段唱，100多人都把“家”唱成了“假”……歌声嘎然而止，全场响起了哄笑声，记者发现，区文静笑起来，其实很好看，身体俯仰一脸灿烂，像个孩子，像附近山坡上正在盛开的一朵黄花。
记者顺着台阶悄悄走下“舞台”，手心攥着的那张百元钞票已被汗水浸湿。区文静拒绝了记者为她“买几张门票”的心意（但愿这没有伤害到她的自尊），两年的歌唱生活，已使她学会了平复内心，习惯了“别人买贵的，我买便宜的（生活消费品）。不正常也要正常”，但实际上，她买的门票并不容易，由于没有老人证或者退休证，她每个月都要比别人多付出14元，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李可凡读完这篇文章，不能不说没有被感动。这才是真实的生活，与这位女工相比，自己的生活是否太不真实了？不真实皆因自己把自己丢失了。于是，生存得晃晃悠悠，无所适从。
白教授一直在观察李可凡，一边喝酒一边啜着田螺，等待着李可凡的反应。
李可凡无力地放下报纸，说：“是写得很好，我真的很羡慕她们，羡慕这位叫区文静的女工。”
白教授似懂非懂，他大约多少读出了李可凡的心思，但是，这是真的吗？李可凡已经到了如此悲观的地步了吗？
“如果你不能马上就给生活一个希望，最起码不要给它一个失望。说得真好！可是，有谁能真正做得到呢？白教授，你做得到吗？”李可凡并不看白教授，她把眼光投向远处白云山雨中的山峦，山里一定有许多经霜染红的黄栌，但山中却没有半点红色，一点儿红色都看不见，黄栌红叶全让浓厚的雨雾给遮住了。生活也是这样，不要给它一个失望，做得到吗？她在心中反复地问自己。
“她也很可能很羡慕你呢！她只要有你哪怕是十分之一的很保险很实在的待遇，她也许就很满足，也许就不会天天跑上好几公里，来这里唱歌了。”白教授显然很理解很体恤这些唱歌的歌友们。
“我也知道这与钱与别的无关，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李可凡说。她心中的郁结始终未能开解。她知道眼下谁也无法说服自己。
白夫人在一旁看他们又是读报，又是讨论如此深刻的问题，觉得有些扫兴，她一边给白先生剔田螺，白教授喜欢吃田螺，却总是啜不出来，剔也不会剔，弄得满手满桌子脏乱。酒杯上沾满各种酱料。白夫人觉得很不雅观，便勒令他别自己摆弄田螺，由她负责剔好，把螺肉放在他口中就好了。白先生自然不乐意，说吃别人尝过的馍有什么意思，“知道是谁说的吗？”白教授认真地问。
“谁说的都不重要。”白夫人笑说。
“毛主席说的也不重要？哈哈！”白教授很得意。白夫人无话可说，于是专心致志地剔田螺。白教授很受用。
李可凡看着他们俩口子，心中更充满忧伤。
那天，她一个人在白云山的林中空地坐到很晚。直到月亮升起来，她还在山上。
十五
《关系》第3章
大玛丽夜总会·黄牛党主席·血染的风采·穿长衫的杜林教授·回到五四·退出闹剧·分明公报私仇·现在的女孩怎么都这样
大玛丽夜总会今晚来了3位非同寻常的客人，两位穿迷彩服戴鸭舌帽的青年，搀扶着一位双腿截肢的壮汉。壮汉衣冠楚楚，戴着墨镜，剃了个时髦的光头，铁青的头皮上有滴滴汗珠。壮汉牛高马大，把两个搀扶他的小青年累得气喘吁吁。
他们三人出现在大玛丽的大堂，在大堂里略站了一下，这一停留，把几位美轮美奂的小姐吓了一跳，以为是黑社会大佬要来收数，连忙报告领班。
领班是一位四川女子，年龄在30岁左右，打扮得既妖冶又庄重，风情万种的样子，她一出现，气氛就完全不同，她轻盈地靠了上来：“老板里面请！”
他们三人便跟着领班往里面走。
这三人正是鬼马李、老四川和许楠生。许楠生一手导演的话剧，就这样开台了。
许楠生是见过世面的，夜总会虽未正式进来过，但他对发廊那一套十分熟悉，电视剧里也有不少夜总会的场面，他都熟记在心。他交代过鬼马李和老四川，让他俩千万别吭声，一切都由他来应付。在夜总会里，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不信邪。
为了这一次行动，许楠生在火车站旁白马商场的服装批发行，足足逛了几个小时，最后花百把元给自己和鬼马李各买了一套迷彩服，外送2顶迷彩鸭舌帽，他认为这样才够酷。老板的保镖嘛，够酷够型的。给老四川买了一套西装，花75元，送了一条领带。反正是在夜里，也辨别不出质地，再廉价的东西，在这些地方批发零卖，全是名牌。又花2元钱，给老四川买了一副墨镜。老四川本来就留着平头，许楠生让他全给剃光了，香港的黑社会头目，大多是光头。为了行动顺利，许楠生下午还给大玛丽打了个电话，订了一个包厢。
小姐极为殷勤，领着他们穿过一个大厅，进入一条走廊。从堂皇富丽、灯光明亮的大堂走进一片黑暗之中。鬼马李有些紧张，老四川却一副悠然，反正没有腿走路，让他们俩抬着，便也没有什么感觉。许楠生报了包厢的号码，小姐一路絮絮叨叨，问是不是第一次来，有没有熟悉的小姐，老板在哪里发财，许楠生懒得回答。只是哼哼哈哈，他也无法回答。小姐无话，套近乎。许楠生便脱口而出：“黄牛党，知道吗？”
“知道知道，大哥真会开玩笑！”小姐媚声媚气。
“怕不怕黄牛党？”许楠生变本加厉。
正说着，对面走过来一位身着西装的客人，像是准备结帐走人。擦肩而过时，许楠生发觉那男人盯了他一眼，这男人有些眼熟，但他想不起是谁，在哪见过。很奇怪，见到这个人，许楠生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小姐说，到了，把他们让进一间包厢。
墙上挂着几张欧洲古典裸女油画，一看就知道是胡乱临摹的东西，但依然令鬼马李倍感新奇。他从贵州乡下来广州不到半年，从未来过这样的地方。他俩一进包厢，迫不及待地把老四川扔进沙发里，俩人已出了一身臭汗。领班小姐还在絮叨。许楠生想，得好好计划一下，便让领班小姐先出去。他把门关上。包厢里冷气很足。老四川蜷在沙发里，冷得发抖。鬼马李却贪婪地呼吸着冷气，把迷彩服整个儿翻到后背去，露出瘦古嶙峋的脊骨。
男DJ进来调试音响，把两个调试好的麦克风摆在茶几上。服务小姐进来问：“要啤酒还是红酒？”许楠生很气派地说：“当然是啤酒，喜乐。”小姐搬来两打喜乐啤酒，外带一个果盘。
老四川在许楠生调教下，已经正襟危坐，一副大老板的模样，但他心里还有些虚。他问许楠生：“等会儿小姐来，有什么规矩么？”
许楠生笑说：“有什么规矩？你自己搞掂就行了，反正到时每人发100元小费，其他的你自己跟小姐谈，我可不管。”
杜林从图书馆出来，怀里抱着几本书，他站在台阶上，迎风独立，倒有几分五四时期大知识分子的味道。他终日穿着青竹布做成的长衫，齐耳的茂密的长发有些花白，整整齐齐地梳在脑后，他的脸瘦长，骨棱棱的，下巴有点翘，有些像普希金，一把山羊胡子，也有些灰白，长长的飘逸着。除了上课，他不常出来走动。一旦他在校道上行走，上过他课的同学，全蜂拥而上，围着他谈各种问题。不认识他的同学，会远远的窃窃私语。熟悉的老师，会客气地笑问：“杜林先生，好久不见，又到哪儿云游了？”他也客客气气地笑答：“在9楼上打坐发呆呢！”他至今独身，28岁之前，在海南岛兵团当知青，为了回城，不敢结婚，恋爱倒是谈过几场，但终未成功，不是女方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他是一心一意要回城，或做工人，或读书，或失业，总之是要回城。广州对他太重要了。他不隐瞒他这种理想，哪怕去城里扫地，也非回城不可。所以，在兵团，他自然也就被当做落后分子，他自己也不求上进。父母都是中学教师，没什么背景。在兵团10年，但没什么进步，去时还是个伐木工人，到后来竟沦落为连队的种菜工，终日掏大粪。他都认命了。伐了五六年木头，睡窝棚睡出一身关节炎，身 子老弱病残，从山上撤下来只有掏大粪合适他，也还算是连队领导关照他了。
他对做什么工种都不以为然。在他已经彻底绝望时。四人帮垮台，恢复高考。这回他活转来。他是最后一个知道高考消息的。他所在的种菜班，在离连部还有几公里的峡谷河滩上，他是偶尔回连队厕所掏大粪，从粪坑里捞出一张报纸，是一个半月前的报纸，报纸头版头条就刊载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他来不急冲洗那张报纸，便像捧着一尊神明一般，把报纸摊在一块石板上，逐字逐句地阅读起来，又耐心地等太阳把那报纸晒干，小心地收起。他如今仍保存着那张救他一命、改变他前途的报纸。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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