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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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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的官方声明、统计数据或经济预测的普遍怀疑。他们由于盲目地模仿他人
或追逐本能而被推来拉去，其结果是热情和沮丧的交替出现。
在服务业领域，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是明显的。如果可以选择，人们最经常
选择的是私人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当社会化的国家经营的医疗机构失去了它的
垄断性，大部分患者立即转向私人医生和他们的诊所，尽管它们更昂贵。尽管有
过多的学费，越来越多的小学和初中水平的私立学校从公共教育中吸引学生。这
慢慢地扩展到高等教育中，在那里，甚至具有很高声誉的国立大学也被一些喜欢
新的个人成就的学生所抛弃。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好的服务的惟一可以信赖的保证
是金钱。
现在让我们转向直接的意见、评价和提议，人们在其中用言辞表达某种程度
的不信任（言辞的指标）。在最一般的水平上，信任的最好指标是对于制度改革
——直到现在它们所取得的成功和它们未来的前景——的评价。1991年在罗兹
（Lodz）的工人阶级中心进行的调查中，只有13。6％ 的人认为改革的方向是正确
和合适的（Miszalska 1996： 50 ）。在1993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只
有29％ 的人无条件地赞成改革，而表示不信任改革的高达56％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在另一次民意调查中，58％ 的人认为当时
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恶化了（GW， February 22， 1994 ）。还有一次调查，
69％ 的人做出如下判断：当时没有人控制国内事件的发展（CBOS Bulletin No。
1/1992： 8）。当问到改革的更具体方面时，只有32％ 的人说民主制度是好事情，
而有55％ 的人对民主制度不满意（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当更具体地涉及波兰的民主制度时，人们甚至更加挑剔，在1993年有9％
的人仍然认为政治体制没有民主，而只有22％ 的人把它看成是接近真正民主的
（CBOS Bulletin No。 5/1993： 18 ）。两年以后，43％ 的人相信民主制度没有
很好地起作用，而说它运转良好的人只有1％（CBOS Bulletin No。 1/1995： 62 ）。
对议会的信任明显地跌落下来。
/* 77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3 ）
与此相似，只有29％ 的人相信私有化带来了“向好的方面变化”（GW，
April 17， 1994 ）。而问及谁从私有化中受益，在1992年46％ 的人认为是富人，
55％ 的人认为是骗子和玩弄花招的人，20％ 的人认为是老共产主义的“特权阶级”，
只有4％的人认为是普通大众（CBOS Bulletin No。 9/1996： 102）。问及“谁受
到了损失”时，66％ 的人回答：“普通大众”（p。103 ）。在1991年，59％ 的人
预测他们的经济状况会恶化（CBOS Bulletin No。 1/1992： 9）。在1993年7 月，
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负面评价达到了顶峰，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70％ 的人认为
它是糟糕的，而认为好的人只有5％（CBOS Bulletin No。 2/1994： 6）。对于波
兰人民1993年全年的生活水平，71％ —82％ 的人的评价是变坏了（CBOS Bulletin
No。 2/1994： 7）。当追问已经最终发生了的具体变化时，应答者表现了明显的
负面偏见，更多的看到改革的黑暗面。对于改革以来最重要的变化，93％ 的人选
择了犯罪的增长，89％ 的人选择了经济的欺诈，87％ 的人选择了社会经济的不平
等和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57％ 的人选择了对贫困者的社会保障和关爱的减少，
62％ 的人选择了人们相互同情和帮助的态度的减弱（GW， June 17， 1994 ）。
普遍不信任的另一个指标是拿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与过去的做比较。问及他
们自己个人的状况，53％ 的人感到他们生活比以前更坏了（GW， June 17，
1994）。在工业城市罗兹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达到75％ （Miszalska 1996： 68
）。只有大约12％—13％ 的人明确地认为他们在1993年全年的生活条件是好的（CBOS
Bulletin No。 1/1994 ： 7）。评价其他人的状况，大约一半的应答者相信一般
来说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更满意。这种令人惊奇的结果由三个独立的调
查所证实：在三个调查中，分别有52％ 、48％ 、54％ 的被调查者持上述看法（
GW， June 28， 1994 ）。当考虑他们社会的未来时，人们甚至更加悲观。只
有20％ 的人认为未来的状况将会改善，32％ 的人预期会更坏，36％ 的人希望至少
保持不变（GW， April 17 ， 1994 ）。另一个调查显示，多达64％ 的人是
悲观主义者，而只有20％ 的人是乐观主义者（CBOS Bulletin No。 1/1994： 5）。
更具体地看，涉及到整个经济状况，62％ 的人相信它将不会有所改善（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55％ 的人预期生活费用会增
加（CBOS Bulletin ， January 1994 ）。在人们所担心的问题表中，可以发现
对未来的不信任的一个证明：73％ 的人把他们的孩子缺少成功的期望作为他们最
担心的事情（CBOS Bulletin ， January 1993 ）。
更具体地说，对公共机构和职位的不信任有很多形式。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不
断下降。甚至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最受信任的机构之一的天主教（在1990年的一次
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82。7％ 的人认为它是可以信任的，参见Marody 1996 ： 252），
似乎也受到了不信任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当它扮演了更多的政治角色的时候；54％
的人不赞成教会功能的这样的扩展，而70％ 的人更倾向于教会把它的活动限制在
宗教领域（GW， May 10 ， 1994 ）。
即使大众媒体更独立，并且与国家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也没有变得更公正。
由于受到它们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具性角色的影响，它们似乎还没有重新
获得信任。48％ 的人仍然不相信电视，40％ 的人不信任报纸（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公共的责任性机构也没有变的更公正。62％
的人相信税务机关对税务欺诈行为无能为力，只有14％ 的人认为它们在税务的征
收上是有效率的（CBOS Bulletin No。 8/1993： 26 ）；72％ 的人指责警察所起
的作用，52％ 的人对法院不满（CBOS Bulletin No。 7/1994： 72 ）。惟一的例
外是军队，它们保持了相对高水平的可信性（75％ —80％ 的人表达了一致的赞成）
10。
但是，被认为是最值得怀疑的是政治家；在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87％
的人断言政治家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位子而忽视公共利益（GW， July
11， 1994 ）；77％ 的人相信他们以权谋私（CBOS Bulletin ， October 1995
： 1）；87％ 的人相信他们惟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位子（GW， No。 159/1994
）。如果生活上有什么事情不对了，93％的人断定“政治家和官僚是有罪的”（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 62 ）；48％ 的人认为公共行政机关充满了腐败，而认
为在私人商务中存在腐败的只有8％（GW， March 19 ， 1994 ）。高官的诚
实性也是令人怀疑的：49％ 的人不相信部长所发布的信息（GW， March 25 ，
1994）；60％ 的人确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通货膨胀或GNP 增长率数据是假造的
（CBOS Bulletin ， January 1994 ）。对政府或行政机构的基于信用的责任心
的信任程度也不高：70％ 的人相信公共官僚机构对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冤情是麻
木不仁的（GizaPoleszczuk 1991 ： 76 ）。公平和正义在公共机构中被发现
是缺失的：71％ 的人说在国有企业“干好工作并不是发财致富的方法”（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 55 ），72％ 的人相信人们晋升不是因为在工作上的成
就而是因为“关系”（GizaPoleszczuk 1991 ： 86 ）。这种看法也扩展到法
庭：79％ 的人断言，判决对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将是不同的（GizaPoleszczuk
1991： 88 ）。对警察缺乏信心被认为是具有传统的，所以安全被评价得很低：
56％ 的人尽量避免在天黑以后外出（Polityka11May 14， 1994 ），
36％ 的人在大街上一点也感觉不到安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CBOS Bulletin ，
November 1993 ）。对于“波兰是一个内部安全的国家吗？”的问题，67％ 的人
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声称感到安全的只有26％ （GW， March 21 ， 1994 ）。
与政治的任何联系似乎都是腐败的。就任公职不会增加一个人的声望，而是
正好相反。对积极的政治家的不信任是显著的。在最知名的人的声望排名中，最
顶部的三个被政治舞台上的引人注目的人物所占据，但这与任何政治职位都没有
直接联系：反对派知识分子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 ）、红衣主教约瑟夫。
格莱姆卡（Joseph Glemp）和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兹比格涅夫。雷里嘉（Zbigniew
Religa）（GW， July 18， 1994 ）。当这个问题被以相反的方式——“谁
为波兰带来耻辱”——问的时候，三位波兰总统：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 ）和莱赫。瓦文萨
（Lech Walesa ）排在顶端，加在一起共有49。7％ 的应答者选择了他们（Polityka
， July 5 ， 1994 ）。莱赫。瓦文萨的情形尤其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可以观
察到他就任总统后其声望的戏剧性下降：24％ 的人认为他在处理总统工作的过程
中给波兰带来了耻辱，这与他以前有魅力的和英雄式的领导身份形成了对照（
Polityka， June 25， 1994 ）。
/* 78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4 ）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人们也感觉到它的衰退。在一
次调查中，56％ 的人估计相互同情和帮助的态度明显地被破坏了（OBOP Bulletin
No。 10/1996 ： 2）。根据波兰一般的社会调查结果，人际信任的下降倾向一直
持续到1994年。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持“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观点的
人，1992年是10。1％ ，1993年是8。9％，1994年是8。3％。 而相反的观点“一个人在
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越小心越好”的支持率，1992年是87。8％ ，1993年是89。5％ ，
1994年是90。3％ （Marody 1996 ： 224）。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分析是单维的，这使它看起来好像是信任在整个社会中
的分布是均匀的。在现实中，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出现过；信任在社会的各个部门
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它展示出各种程度不同的“不信任文化”。与此相似，信
任对社会不同层次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像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专家系统、角
色、地位、个人——它们易受不信任影响的程度不同。信任的人和被信任的对象
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
根据假设，在后共产主义时期，遍及不同群体的不信任在范围和强度上的多
样性将依赖于两组主要因素。第一组涉及历史的经验，尤其是对于共产主义体系
的否定性影响的脆弱性，或反过来说对共产主义系统的相对的绝缘性。在这方面
不同的群体具有显著的差异。我们可以预期那些最倾向于受其它可以选择的文化
压力——或者是民族的或者是全球性的——影响的群体或社会类别将最不受共产
主义文化和它的犬儒主义综合症的控制。有些群体之所以相对来讲不容易受到影
响，是因为他们是不关心政治的职业（例如：科学家），具有自我雇用的相对独
立性（例如农民和艺术家），是对私人部门的参与（例如：店主或手艺人），具
有职业专门技术的保障（例如：临床医生或律师），以及处于同样的原因更容易
受选择性的文化产生的（culture generating）影响。有些群体对本土的传统
更敏感（例如：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渴望国家主权的人、反对外国统治的人），
其结果是导致文化地方主义、乡土观念、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和仇
恨外国人（xenophobia）。在波兰，某些农民是这种传统的典型的携带者。其他
的一些人倾向于西方文化（例如，工作伦理、世俗主义、个人自由、公民权力），
其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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