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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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提出要“聚卒练锐”，“先戒为宝”，加强戒备以及慎战等主张。　

在治军思想方面，强调“不在众寡，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简　

募良材”；“信赏必罚，严刑明赏”，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为　

将者应做到“五慎”，掌握“四机”。“五慎”即理（治军有方）、备　

　（戒备）、果（决心）、戒（警惕）、约（命令简明）。“四机”即气　

机　（士气）、地机（利用地形）、事机（运用谋略）、力机（提高战斗　

力）。军队通过严格治理，就会“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在作战思想　

上，强调“审敌虚实”、“因形用权”，随机应变。《吴子》是对《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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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对世界军事思想有一定影响。　

　　　　　④《孙膑兵法》。《孙膑兵法》为战国中期齐国人孙膑所作，30篇。　

孙膑慎战，以为“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社稷危也”，故反对“乐兵”　

好战，“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应“不　

得已而后战”，“恶战”方为“兵之王器”。不过，他并不反对正义之　

战，“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战争胜负在于“天时、地利、人和”，　

他尤其强调人的因素，“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战略战术思想是　

其军事思想之精华，这是一种以“贵势”、“造势”为特征的机动灵活　

进攻战法，具体内容有：　（一）“事备而后动”，方能“兵出而有功，　

入而不伤”；反之“无备者伤，穷兵者亡”。　

　　　　　　（二）“必攻不守”，攻其不备。（三）“抚势造势”，争取主动。　

　（四）寡可制众，弱可胜强。（五）“料敌计险（了解敌情，利用地形）”、　

　“胜不可一（取胜不可固守一策）”。（六）巧用“谋”“诈”，乘敌　

之隙。　（七）“有锋（前锋）有后（后援）”，善使阵法。在选将、建　

军、治军等方面，与孙子所论大同小异，不过，他更重视君、将、士三　

者的配合，“将”除具备智、勇、忠、信、敢等将才外，还需得君信任、　

　“得众”、“左右和”等，方能“恒胜”；反之，则“恒不胜”（《篡　

卒篇》）。《孙膑兵法》是对战国中期以前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　

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⑤　《尉缭子》。战国时尉缭所著，全书24篇。尉缭慎战，认为“兵　

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提倡“诛暴乱禁不义”的义　

战，“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反对“争私结怨”而致战。在作战　

指导方面，提出不少新思想。“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即先　

要国治民安，国富民强，方能“战胜于外”。战法上提出“道胜（谋略　

取胜）”、“威胜（兵威取胜）”、“力胜（兵力取胜）”三种，尤重　

　“道胜”，认为应“先料敌而后动”、以实击虚；“蚤（早）决先定”、　

争取主动；“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提出　

了三种攻守原则：攻城原则是“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没有绝对地把　

握攻下城池，就不要进攻）”；野战对阵的原则是“战不必胜，不可以　

言战”；守城原则是“守者不失其险（城外要地）”，要求攻守结合，　

反对消极防御。其用兵原则是兵“以专胜，分力者弱”，反对分散兵力，　

若“分力”，则“进退不豪，纵敌不擒”。在治军方面，主张“制必先　

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强调“刑上究”，“赏下流”，　

　“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当杀而虽贵重，　

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尉缭子》把　

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融为一体，综合论述，是依法治军的典范之　

作。　



　　　　　⑥　《六韬》。传为周初姜尚著，实成书于战国晚期，作者不可考，　

含《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　

卷，凡60篇。《六韬》慎战，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最好　

是防患于未然，“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胜敌者，胜于未形”。　

注重“文伐”，主张以谋略取胜，其阴谋手段有12条，如“因其所喜，　

以顺其志”；“亲其所爱、以分其威”；“阴赂左右、得情甚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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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内　（臣）、间其外（臣）”；“辅以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　

　　　　以美人”等。这样，对方君臣离间，廷无忠臣，我方“乃成武事”。其　

　　　　战略战术亦颇有见地：　（一）示弱迷敌、出奇制胜。“外乱而内整，示　

　　　　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使敌不知我备”，而后“欲其西，袭其东”。　

　　　　　　（二）“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即了解敌情，乘机而入，“疾击　

　　　　其不意”，“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三）“见利不失，遇时不　

　　　　疑”。即把握战机，不能优柔寡断，“失利后时，反受其殃”；“用兵　

　　　　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　（四）“用兵之法”，在于　

　　　　　“分合之变”。此外，《六韬》对军队编制、装备、训练、通讯、将才　

　　　　等建军、治军方法以及野战、攻城、反攻、追击、突围等战术也作了广　

　　　　泛论述。《六韬》内容庞杂，先秦各家军事思想在其中均有所反映，其　

　　　　突出贡献在于阐述了阴谋家的思想，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战国时代的文武　

　　　　分职和步、车、骑三兵种配合作战的经验。　



　　　　　　　　　　（2）诸子军事思想　

　　　　　　　　　①儒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早期儒家的军事思想，始于孔子，继于　

　　　　　　　　　　　　　　　　　　　　　　　　　　　　①　

　　　　孟子，集大成于荀子。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春秋鲁国人，　

　　　　儒家创始人。其战争观较为保守，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自　

　　　　诸侯出”　（《论语·季氏》）；主张息战，“天下一家”；主张慎战，　

　　　　　　《论语·述而》载：“子之所慎；斋、战、疾（疾病）”，作战必求“临　

　　　　事而惧（谨慎），好谋而成”。强调教而后战，“善人教民七年，亦可　

　　　　以即戎矣”，反之，“不教民，是谓弃之”（《子路》），所教内容，　

　　　　不出射、御；要求将领必须足仁足智足勇，多闻多见多思，因为“仁者　

　　　　无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宪问》）；视“足食、足兵、民信”　

　　　　为立国之本，《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　

　　　　矣”，还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史记·孔子世家》）。不过他更　

　　　　强调“民信”，这与其强调“为政以德”的仁本思想分不开。孔子言兵，　

　　　　虽未成体系，却是儒家军事学说的始作俑者。　

　　　　　　　　　孟子（约公元前371—前289）名轲，战国中期儒学大师，其军事思　

　　　　想散见于《孟子》一书。孟子的战争观比孔子更为保守。孔子还主张仁　

　　　　义之战，他则全盘否认战争，认为“春秋无义战”，“争地以战，杀人　

　　　　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危害极大；并进而认为好战者实为“民　

　　　　贼”，“罪不容于死”，“善战者服上刑”。他认为，“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而在于“仁”，提出“仁者无敌”的主张，“国君好仁，天　

　　　　下无敌焉”，以为有了“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nòu，锄草）”等　

　　　　仁政，就能无敌于天下。故此，他反对“以力服人”，竭力主张“以德　

　　　　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的军事思想虽然迂腐保守，却亦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两项闪光的战略思想。　

　　　　　　　　　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名况，战国中晚期赵国人，早期儒家　

　　　　兵学的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见于　《荀子·议兵篇》。荀子虽师承孔、　

　　　　孟，却有创新。他亦主张仁义为本，认为仁义之兵“不战而胜，不攻而　



①　诸子军事论著见邱少华、牛鸿恩　《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上、下，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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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　（《王制》），但支持“禁暴除害”的战争，　

肯定“以德兼人”的兼并战争。“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统一民心）”，　

　“兵要在乎附民（得民拥护）”，即人心背向是决定胜负之关键，为此　

要“修礼爱民”。“修礼”则国治，“爱民”则“民亲”，国治民亲则　

兵强，兵强则战胜，故此他认为战胜即“政胜”，“将帅末事也”。在　

治军建军方面，主张以礼治兵，口令严格，赏罚有信，这样就会“百将　

一心，三军同力”；他重视将才，为将者须知“六术”、“五权”、“三　

至”、“五无圹（同旷）”。“六术”是作战原则：号令严明、赏罚有　

信、营垒坚固、行军迅速、善度敌情、不打无把握之仗。“五权”是机　

变原则：要只想身为大将而讨厌被撤职；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失败的危　

险；不要对内耍威风而轻视敌人；“无见利而不顾其害”；遇事要多谋、　

经费要充足。“三至”是将不受君命的三种情况，宁可自己抗命被杀也　

不可使军队陷危境、打败仗、欺百姓。“五无圹”要求为将者在用谋、　

作战、对敌等各方面做到小心谨慎。此外，还要求将领在战略决策时做　

到“弃疑”，即决者不疑、疑者不决；“无过”，即谨慎再三、避免过　

失；“无悔”，即全面周到、事至无憾。　

　　　　　综观早期儒家兵学，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仁”为准绳评判战　

争，人本色彩浓厚；二是属于思想家论兵，侧重于论述战争观、治军建　

军，较少论及战略战术问题。　

　　　　　②法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　《商君书》系战国中期商鞅著，今存24　

篇，不少论及军事。重视耕战，反对“非兵”“羞战”。“国亡（衰弱）　

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即耕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而“非兵”、“羞战”、“仁义”、“礼乐”，皆为祸国之“六虱（害　

虫）”。他认为“多力者王”，“力生强，强生威，……举力以成勇战，　

战以成知谋”，欲取胜，必先增强国力，“国富而兵胜”。“壹赏、壹　

刑、壹教”，以法治军。“壹赏”即严格以军功赏爵位，“壹刑”即严　

施刑罚、不避亲贵，“壹教”即训练民众，使之乐于参战；实行依法治　

军，则兵勇杀敌；要使民众参战，“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刑”；　

　“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在战略战术上，他提　

出了“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能胜强敌者，先自强”、“论敌察众，　

则胜负可先知”、“兵大律在谨”等思想。　

　　　　　　《管子》虽托名管仲，实为战国后期齐国法家著作汇编。《管子》　

军事思想丰富，主要有：（一）“积务于兵（视兵事为首要任务）”。　

　“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军队强大）。……故兵　

者尊主安国之径也”（《参患篇》），明主宜“积务于兵”，否则，是　

　“以其国予人也”，故“兵不可废”。（二）《管子》重战，却不好战，　

　“兵事者危物”，有“贫民伤财”“危国忧主”四患（《小问》），因　

而提出“至善不战”的主张。（三）争取民心。“凡兵之胜也，必待民　

之用也”，“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胜，而守可以　

固”（《重令篇》）。（四）“富国强兵”。一个国家如“不能强其兵，　

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　（《七法》）；强兵则需要国富，“国富　

者兵强，兵强者战胜”　（《形势解》）；而国富则需“财无敌”、“器　

　（武器）无敌”，以及加强军教军训。（五）战略战术上，一是“明于　

机数”　（《七法》），把握战机；二是“遍知天下”，对敌我双方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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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尽知”，不但要明敌情、敌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