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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6-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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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载：“事魔食菜法……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１１２０—１１２１），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
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问，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
但禁令太严，每有告者，株连既广，又常籍没，全家流放，与死为等；必协力同心，以拒官吏，州县惮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
〔５〕 “十彪五虎” 疑应作“五虎五彪”。明代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有《五虎五彪》一则：“五虎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等追赃发充军，五彪田尔耕、许显纯处决，崔应元、杨寰、孙云鹤边卫充军，以为附权蠹政之戒。”按《明史。魏忠贤传》载：“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呈，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
〔６〕 杨光先 字长公，安徽歙县人。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政府委任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变更厉法，新编历书。杨光先上书礼部，指摘新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又上书指摘新历书推算该年的日蚀有错误，汤若望等因此被判罪，由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复用旧历。康熙七年，杨因推闰失实入狱，后获赦。《不得已》就是杨光先历次指控汤若望呈文和论文的汇集，其中有浓重的封建排外思想，如《日食天象验》一文中说：
“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等。
〔７〕 “我大清” 旧时学塾初级读物《三字经》中的句子。满族统治者建立清朝政权后，一般汉族官吏对新王朝也称之为“我大清”；鲁迅在这里不说“清朝”，含有讽刺的意味。
〔８〕 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 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领袖。一二○六年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他的继承者灭南宋建立元朝后，追尊他为元太祖。他在一二一九年至一二二三年率军西征，占领中亚和南俄。以后他的孙子拔都又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第二次西征，征服俄罗斯并侵入匈、奥、波等欧洲国家。以上事件都发生在一二七九年忽必烈（即元世祖）灭宋之前。
〔９〕 “斡罗思” 即俄罗斯。见清代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六。《新元史。
外国列传》作“斡罗斯”。
〔１０〕 《世界史教程》 苏联波查洛夫（WDXDYGZ＇GK，现译鲍恰罗夫）等人合编？囊槐窘炭剖椋督准抖氛房伪尽贰Ｓ兄幸氡玖街郑晃趵裎纫耄怀龅谝环植幔裰莨馍绯霭妫涣硪恢治丰我舻纫耄隽说谝弧⒍植幔嫱丈绯霭。鲁迅说此书只？肓艘槐荆赡苁侵盖耙灰氡尽！吨泄缁崾贰罚樟撤⒙宸颍ǎ^DP＇_＇GK，现译萨法罗夫）著，原名《中国史纲》。鲁迅藏有早川二郎的日译本（一九三四年版）。文中所说“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中译本，系李俚人译，一九三二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拿破仑与隋那〔１〕
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２〕和隋那（ＥｄｗａｒｄＪｅｎｎｅｒ，１７４９—１８２３）〔
３〕去比比看……
我想，这是真的。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４〕字眼睛看来，黄？艘丫橇又至耍颐侨椿箍湟Ｌ乩？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
但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十一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一九三五年《文艺日记》。
〔２〕 拿破仑（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担任共和国执政。
一八○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
〔３〕 隋那 通译琴纳，英国医学家，牛痘接种的创始者。
〔４〕 ‘ 德国纳粹党的党徽。
答《戏》周刊编者信〔１〕鲁迅先生鉴：
《阿Ｑ》的第一幕已经登完了，搬上舞台实验虽还不是马上可以做到，但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就要开始发动了。我们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刚登完的时候先发表一点意见，一方面对于我们的公演准备或者也有些帮助，另方面本刊的丛书计划一实现也可以把你的意见和《阿Ｑ》剧本同时付印当作一篇序。
这是编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读者和演出的同志们的要求。
祝健！
编者。
编辑先生——
在《戏》周刊〔２〕上给我的公开信，我早看见了；后来又收到邮寄的一张周刊，我知道这大约是在催促我的答复。对于戏剧，我是毫无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复，是一声也不响。
但如果先生和读者们都肯豫先了解我不过是一个外行人的随便谈谈，那么，我自然也不妨说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阿Ｑ》在每一期里，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断断续续的看过，也陆陆续续的忘记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Ｑ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
现在我自己想说几句的，有两点——一，未庄在那里？《阿Ｑ》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Ｑ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３〕是最近的例子。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折贴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
，“钱大爷”，是《百家姓》〔４〕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Ｑ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
但是，那时还是发生了谣言。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豫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
果戈理作《巡按使》〔５〕，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
（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Ｑ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
但是，指定了绍兴也好。于是跟着起来的是第二个问题
——
二，阿Ｑ该说什么话？这似乎无须问，阿Ｑ一生的事情既然出在绍兴，他当然该说绍兴话。但是第三个疑问接着又
来了——
三，《阿Ｑ》是演给那里的人们看的？倘是演给绍兴人看的，他得说绍兴话无疑。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话。我想，这也并非全为了用这来区别人的上下，雅俗，好坏，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的看客们能够彻底的了解。那么，这关系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倘使演给绍兴的人们看，别的脚色也大可以用绍兴话，因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但如演给别处的人们看，这剧本的作用却减弱，或者简直完全消失了。据我所留心观察，凡有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标点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样，并不怎么懂得的〔６〕；至于北方或闽粤人，我恐怕他听了之后，不会比听外国马戏里的打诨更有所得。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所以我以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的容易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察觉得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７〕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
我的意见说完了，总括一句，不过是说，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君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８〕，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９〕。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１０〕。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１１〕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Ｑ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１２〕，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
专此布复，即请文安。
鲁迅。十一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
第十五期。
〔２〕 《戏》周刊 《中华日报》副刊之一，袁牧之主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创刊。袁梅（袁牧之）所作《阿Ｑ正传》剧本，于该刊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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