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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暄琐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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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由于受早期的梁启超“新民丛报体”的影响,或者由于受晚期的白话文的影响,或者由于想用文言而底子不厚,结果写出来是既像文言又不像文言。既像又不像,给人的印象是不协调,就说是老框框吧,总之是缺少雅驯气。邓先生就不然,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作,也不会有人怀疑。
  博雅的印象,还有不是来自他的著作的。手头有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后扩大为十种),抄其中的两处为证。一处见第五十四页:
  《鹪鹩庵笔麈》手稿十三则原为邓之诚先生所藏。一九五四年夏,邓先生把它送给我了。影印本《四松堂集》卷末所附的《鹪鹩庵笔麈》就是借我的原稿影印的。
  另一处见第一百页:
  《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卒年当在嘉庆十二年之后。作者生平,迄今不可详考,惟知其乾隆五十七年(复年三十岁)与其妻芸居于扬州鲁璋之萧爽楼,以书画绣绩为生。又于嘉庆二年至四年(复年三十五岁至三十七岁),赋闲家居,与程墨安设书画铺于其家门之侧(即苏州沧浪亭畔)。然其所鬻之书画未闻流传。一九三六年八月邓文如之诚先生告余,彼于某次南旋时,于吴县冷摊,以二饼金购得一帧。是年八月末,余将远之英伦,仓卒竟未往观。一九五四年,访文如先生于其海淀寓舍,知此画已贻高名凯君,然允为索回一阅。后由高君许,知又转存他友处,竟不获一观。
  《鹪鹩庵笔麈》是曹雪芹好友敦诚的手迹,是有关红学的珍贵材料,《浮生六记》作者沈复的画,也是世间所仅见,邓先生本诸宝剑赠与烈士之义,都慷慨举以赠人,可见为人的宽厚与博大了。
  大概是一九六〇年左右,听说邓先生作古了。他富于收藏,推想还有未刊著作,会怎么样妥善处理呢?因为没有积极探询,终于不知道下文。记得是六十年代前期,有一天我路过西单商场,顺便到文物店看看,店员拿出几方新收的砚,其中一方竟是邓先生的,虽然价不低,因为怀念邓先生,也就买了。砚淡墨色,非端石,高市尺五寸馀,宽将及四寸,厚一寸,池作簸箕形,背平。两侧有隶书铭,右侧是:
  山之精,石之髓。朝夕相从,惟吾与汝。
  左侧是:
  庚戌(案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闱后得于琉璃厂肆。莹润若璧,真佳物也。子受谭光祜记。
  谭光祜是乾隆年间高官谭尚忠的儿子,江西南丰人,字子受,号铁箫。有才,能诗能文,精书法,善骑射,还作过红楼梦曲,并且上演过(见吴云《红楼梦传奇序》)。他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写砚铭时十九岁。砚背有行书铭,是:
  微雨乍凉,偕香圃过子受寓,共饮,醉后索书册页数十幅。兴犹未尽,见文具中有雨过天青石砚,因洒馀渖戏题之。子受其能以此为润笔否?乙卯(案为乾隆六十年,1795)秋七月,船山醉笔。
  船山是写《船山诗草》并“揭发”《红楼梦》后四十回为其妹婿高兰墅所补的大名人张问陶。他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写砚铭时三十二岁。香圃是张问陶的朋友王麟生,《船山诗草》曾经提到他。
  以上的铭辞和人物会引起一些遐想。之一是:谭光祜和张问陶是好友,并且写过红楼梦曲,他会不会同高兰墅有关系?之二是,据吴锡麒《南归记》说,嘉庆二年(1797)张问陶因丧父离京,行前曾以砚赠别,砚铭是自作自刻的。这醉笔的砚铭,书法和刻工都很精,会不会是张问陶自刻的?可惜难于考实了。
  铭的最后一则刻在砚盒上,是:
  张船山雨过天青研(篆书大字;以下行草小字)
  先外舅庄云生先生得此砚于蜀中,随内子宛如夫人来归,已二十有一年矣。己巳八月,文如题于旧京五石斋。
  可知砚是陪嫁物,己巳为民国十八年(1929),它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邓先生结婚时随着新娘过来的。可叹的是,邓先生下世不久,也随着其他遗物流落到市场上了。
  六十年代末,因为不得安居,仓卒把起卧之地移到西郊北京大学女儿家。这是燕京大学旧地,出小东门,东西一条街是成府的蒋家胡同。久住成府的人告诉我,街北偏东有两所大宅院,邓之诚先生多年住在靠东的一所。我有时从那里过,总要向里望望。院子很大,古槐阴森,坐北一排房陈旧而安静,推想那就是写《骨董琐记》的处所。十几年过去了,还有什么痕迹吗?


七 林宰平


  林宰平先生名志钧,福建闽侯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比鲁迅先生还大两岁,单就年岁说也是老前辈。就交游说,这老前辈的征象更为明显,比如王辏г恕⒘智倌稀⒊氯ⅰ⒎鱿椤⒘浩舫⒁γ8浮⒂嗌芩蔚惹迥┟癯醯闹浚际煜ぃ婆袒福⒓氖鳌侗痹萍防铩N疑媳本┐笱逼冢谘5恼苎导婀危墒遣恢裁矗姑挥屑幻妗6运囊恍┝闼橛∠笫怯晌淖种欣矗鞘抢肟本┐笱е蟮氖隆F涫蔽冶皇裁捶缫淮担敢馕招┪鞣降闹叮谑钦乙氡径粒渲杏行┦恰吧兄狙Щ帷北嗟模兄狙Щ峄嶂吩诤推矫拍诨牛抵鞒秩司褪橇衷灼较壬?凑獯允榈难√猓莱檎呷肥恰吧兄尽敝浚湟庠谝孕轮狡鸲降乃ǎ强删纯筛小R彩窃谡飧鍪逼冢一共环显永溃銮捎屑钢质椋衷谟∠蠡股畹氖浅伦诜摹堆喽即钥肌罚嗌芩蔚摹妒榛槁冀馓狻罚浩粜鄣摹都谛适柚ぁ罚蚨际橇窒壬鞯摹N叶凉螅运兜墓悴獾木睿鹊慕餮希钌罡械骄取R蛭热胛髦侵铝τ谖餮У模涣隙杂谥泄裳Ь拐庋āU馑骄酵ǎナ怯晌淖忠部梢钥闯隼矗褪撬担鞘堑氐赖奈难裕蛄范溲牛幌裼行┤耍戮刹荒芙缦薹置鳎梦难孕矗衙獠笕氩患谖难缘某煞郑谷四钇鹄锤械轿兜啦欢浴T倨浜螅胰鲜度私ザ啵胖懒窒壬恢槐パВ沂嵌嗖哦嘁铡Kㄏ泄裳У母鞲龇矫妫氖榛绕湔苎В煲瓒己苌睢K磺嵋仔醋鳎怯伤赖男切堑愕愕淖髌房矗热纭都谛适柚ば颉罚突嶂浪恢痪ù恃В揖ㄖ泄难Ш椭泄跛枷搿9赜谑榛恢煌ㄏ砺郏苎裕移鸲苄校苄茨芑挥绕涫榉ǎ惺楦站⑶謇觯南袂宕蠹乙οПВ虏荼漉馕牒瘢ασ埠苌睢�
  更难得的是他的为人。《论语》里孔子说:“文莫(黾勉)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这话或者含有几分谦逊,但也可证,躬行比饱学更难。林先生是既能黾勉,又能躬行。这个印象,我同他交往之后就更加明显。但是想用文字确切形容却也不易。林先生一九六〇年逝世,其后三四年辑印了他的遗著,名《北云集》,线装两册,一册是诗集,一册是文集。文集后有沈从文的跋,这里无妨借用几句:“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温和亲切的声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中,总不消失。……他做学问极谨严、认真、踏实、虚心,涵容广大而能由博返约。处世为人则正直、明朗、谦和、俭朴、淳厚、热情。”这说得都很对。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温和。我认识的许多饱学前辈,为人正直、治学谨严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样温和的却不多见。不要说对长者和同辈,就是接待后学,也总是深藏若虚,春风化雨。我想这就是他的声音笑貌所以总不消失的原因。
  我有幸认识林先生,开始于一九四七年。其时他住在和平门内,我去谒见,是为我编的佛学月刊征稿。林先生不习惯写零零碎碎的应酬文章,但他客气,惟恐拂人之意,于是不久就写了一篇,这就是发表在第四期的《记太虚法师谈唯识》。此后,因为愿意亲近林先生的温和,听林先生的广博见闻,我隔个时期就去一次,表示问安。林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他的原配梁夫人早已去世,一起住的继配沈夫人是我的同事姚韵漪女士在松江时的老师,体质清瘦,神经衰弱,对于佛学也很关心,一九四八年还为奄奄待毙的月刊捐了一些钱。
  一九四八年春天,听说林先生夫妇要回南,我去看他。也许一两天后就要起程吧。他正忙着收拾东西,书案上堆满杂物。想到人事沧桑,何时再见难以预知,我还是提出不情之请,希望他写点什么,留作纪念。他慨然答应,用信笺写了一首杜诗:“梁楚连天阔,江湖接海浮。故人相忆夜,风雨定何如?”下署“林志钧倚装作”。这时期,他的心情是愁苦的,《北云集》一九四八年部分有一首诗,题目是“重到北京今又将去此矣晨起花下得句”,诗是:“三见李花开,频呼堕梦回。今春更惆怅,南去几时来?”可见他也是难遣惜别之情的。
  出乎意外,两年多之后,一九五〇年的晚秋,林先生又移居北京,住在东单以北。我当然继续旧例,隔一段时间就去问安。时间长了,对于他的学识精深,律己谨严,待人谦和,我体会得更深。他很少谈学问,我推想这是惟恐后学望而生畏;偶尔谈及,总是记人之所不能记,见人之所不能见。关于律己谨严,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提到高名凯请他题一个字卷的事,他说:“字说是白香山写的,当然是伪品,我不能题。我做什么事都要负责。”待人谦和的事例太多了,只举我深受感动的两件。有一次,我去看他,只他一个人在堂屋,谈一会话,我辞出,他恭谨地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夫人有病卧床,未能出来接待,希望我能够原谅。另一次是我请他写一些章草,希望字多一些,他那时候很忙,可是写了很长的横幅送给我。
  大概是一九五九年秋天,我去看他。其时他已是八十岁以上,可是面白而略显红润,无须,身体挺直,很像六十岁上下的半老书生。我心里想,像他这样,一定会活到百岁吧?问他的养生之道,他说没有什么,不过是任其自然。此后因为内则饱食为难,外则冗务很多,有半年以上没有去看他,一天,忽然得到他作古的消息,我感到愕然。悲伤之际,不禁想到《越缦堂日记》悼念陈德夫的话:“天留德夫,以厉薄俗,亦岂不佳?而夭折恐后,固何心耶?”薄厚对比,林先生的未得上寿就更值得惋惜了。


八 熊十力


  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师,现在要谈他,真真感到一言难尽。这一言难尽包括两种意思:一是事情多,难于说尽;二是心情杂乱,难于说清楚。还是五十年代,他由北京移住上海。其后政协开会,他两度到北京来,先一次住在崇文门新侨饭店,后一次住在西单民族饭店。这后一次,正是大家都苦于填不满肚皮的时候,他留我在饭店饱餐一顿,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别后,我写过问候的信,也听到过一点点他的消息。大动乱来了,我在文斗武斗中浮沉三年,然后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去接受改造。喘息之暇,也曾想到年过八旬的老人,——自然只能想想。放还之后,七十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苏杭等地漫游,想到上海看看而终于没有敢去,主要是怕登门拜谒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再稍后,忘记听谁说,确是作古了,时间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想到民族饭店的最后一面,想到十几年,我挣扎喘息而竟没有写三言两语去问候,真是既悔恨又惭愧。
  我最初见到熊先生是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学讲佛学,课程的名字是“新唯识论”吧,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我去旁听几次,觉得莫测高深,后来就不去了。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后期,他由昆明回来,住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请他写文章,他写了连载的《读智论抄》。解放以后,他仍在北京大学,可是不再任课,原因之小者是年老,大者,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还是唯心论。其时他住在后海东端银锭桥南一个小院落里,是政府照顾,房子虽不很多,却整齐洁净。只他一个人住,陪伴他的是个四川的中年人,无业而有志于佛学,因为尊敬老师,就兼做家务劳动。我的住所在后海北岸,离银锭桥很近,所以晚饭后就常常到熊先生那里去,因而关于熊先生,所知就渐渐多起来。
  早年的事当然不便多问,但听说革过命,后来不知由于什么,竟反班定远之道而行,投戎从笔,到南京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学佛学。治学,也像他的为人一样,坚于信而笃于行,于是写了《新唯识论》。“唯识”前加个“新”字,自己取义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来却是修正主义,用佛门的话说是“外道”。于是有人作《破新唯识论》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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