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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观察中国-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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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首批懂中文的美国驻京记者。到1979年，在10年文化大革命（ 1966—1976年）中遭到迫害的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终于可以毫无保留地披露他们受青少年红卫兵和毛主义者无情迫害的情况了。两位记者都报道了具体人受迫害的具体情况。尽管他们把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都更改或掩盖了，但他们所报道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是与近来许多有关报道相符的。最骇人听闻的是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爱国华侨所受的迫害，这些华侨回国是为帮助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但他们后来却被怀疑、控告、判刑和监禁，以致最后失去工作能力。他们惟一的罪名是受“资产阶级”（美国）的影响。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在书中向人们提供了有关中国现政权和社会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来之不易。巴特菲尔德1958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后来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到台湾学习了一段时间。1969年在台湾时，他成为《纽约时报》的特约记者。10年后，他又成了该报有关中国问题报道的最佳记者。1979年，《纽约时报》在北京建立分社。巴特菲尔德十分自信，极有个性魅力。这使他在常驻北京的20 个月里，得以收集极为详细的资料和人证。《苦海余生》这本书的书名，源自佛教的一句格言，意为在苦难中生存。书中的各个章节描述了中国复杂的等级制度和特权，通过个人关系飞黄腾达或独自生存，社会及环境对恋爱婚姻的限制，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缺乏刺激力和低效率的工业、新闻控制等多方面的情况，这是目前有关中国最全面的报道。理查德·伯恩斯坦从1966年到1973年对中国问题进行过七年的基本研究，随后成为《纽约时报》驻香港和大陆的记者。他的著作比巴特菲尔德的篇幅要小，但书中的各篇文章都经过认真推敲，因此极有见解和说服力。他对中国生活情况的探讨，特别是对四川和北京生活情况的探讨，与对人和对事件的描写交织在一起，而且，他还把这些人和事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单调、乏味、备受限制。伯恩斯坦说，每次他去登长城，都联想起修建长城时所投人的大量人力。秦始皇在22 的年前修筑长城，把大量人力投人国防，就像我们美国人今天把大量财力用于国防一样。于是，毛主席（他钦佩秦始皇）在1958年也调动中国的人力，力图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结果却有得有失。
两本书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当前对毛最后10年中的灾难所持的强烈反对态度。这位伟大的舵手使中国之船倒退，并驶上了暗礁。毛在70 多岁时产生一种怀旧之情，渴望回到在延安时过的那种简朴生活。他确实憎恨官僚和知识分子。60年代的中国如同今天的美国一样，极为需要一个更富建设性、更完善的政府，而不是相反。但毛却发明了一种“摆脱政府”的做法，这就是“炮打司令部”和“揪出走资派”。狂热的红卫兵自以为在道义上处于正确地位，他们制造了一场大动荡。在这场动荡中，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没有人称这一大动荡为毛主义，但伟大舵手的游击战思想在某些方面与里根主义相似。例如，他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使他藐视相对优势这一经济规律。他不让有的省产棉、有的省产粮供应全国，而是让各省都各自成为游击战基地，实现粮食自给。结果，棉花和大米的产量下降。他还取消了中央统计局，把它原来担负的工作分还给各省，结果造成统计上的混乱。当然，毛的这些倒退行为，并不像里根先生的倒退行为那么令人喜欢。毛也决不会放弃权力。
这些记者从中国向我们传来的对毛的失望情绪，看来反映出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毛的革命在60年代后期走人歧途，造成极大的破坏。在这种疯狂的破坏背后隐藏着一个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更为深刻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独裁的国家控制了社会。本世纪前，中国历届政府主要靠思想灌输、监视和恫吓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但那时，这些手段基本上只在最高一级政府机构得到实施，而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都处在庞大家族的领导之下。这些家族是地方上的特权阶层。在北京统治王朝实行的集权专制统治和由儒家家庭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各家族之间，存在一种大致的平衡。官员可以辞官归隐。
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平衡，现在已被打破。党的专政取代了家族王朝的统治，并对农村和城市的每家每户都进行思想灌输、监视和恫吓。党的专政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电信，迅速从上到下动员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并在运动中操纵他们。但是，农民却很难找到一种自下而上反映自己意见的途径。毛的群众路线，即党必须听取群众意见的路线，仍然建立在家长式独裁统治的基础上。官员们无所不知。例如，逮捕你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你有罪。有一次，才华横溢的加拿大记者约翰·伯恩斯坦被保安人员逮捕（这些人坐的车一直跟着他的车）。北京总部的警察问他：“为什么你会到这里来？好好想想，然后告诉我们。”在被单独拘禁数小时后，他便明白了。“我在开车时只顾看地图，没有看路，违反了交通规则。”然后，他们对伯恩斯坦说：“对，现在你可以走了。”
巴特菲尔德描述中国普遍存在的三级控制系统——工作单位、街道委员会和学习小组。工作单位就像过去的家族一样对个人实行全面控制，因为它发放粮食和棉布定量、分房子、安排婚姻和上学、提供公费医疗和娱乐活动。它还控制通信和旅游。街道委员会监视人们所有的行为和与外部的接触，随意搜查居民住宅，监视夫妻之间的关系，包括劝架和制止未经许可的怀孕。你若想有隐私，最好挤到人群中。同时，每个人一辈子的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调动工作极为困难；夫妻俩也许分配到两个不同的城市。所有的妻子都既要工作，又要管家。你一次只能对一个人说心里话，不能有第三者在场，因为有两个证人作证，便能定你犯了叛国罪。这种集体主义制度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人从未经历过。旧政府的专制主义更为严重地渗入了中国的政治，而且，另一个巨大的新现实又进“步加剧了这种渗人：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造成日常生活中令人震惊的拥塞现象。由于使用电水泵和良种，进行植树和土地合并以及让村民学文化和向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等，中国在物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在50年代，这些成就看来有极为美好的前景；但人口的巨大增长把这些物质成就完全抵销了。革命在过去取得了不少经济成就；但人口的大量增加现在却使全体中国人不得不你争我夺，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人们都变得自私起来。住房不足使他们的居住条件变得空前拥挤，一人一间房是不可能的。结婚可能会因为另一对夫妇缺房而被推迟。现代革命在性欲的自我表现方面，被可悲地禁止了。每天排队买东西要耗去数小时时间。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人都太多，结果导致人浮于事。人的污染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使国家陷人贫穷。
人口过多也加剧着官僚主义和任人唯亲等弊端。文化大革命使共产党的队伍充满了文化水平很低的成员；这些人是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而非斗士；现在他们挤满政府各部门，成了无能的趋炎附势者。毛的改革运动导致了他所担心的东西——一个由愤世疾俗的官僚组成的政权，而这些官僚最担心失去自己的特权。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得依靠个人关系、走后门来飞黄腾达。为一己私利而溜须拍马的做法总是同腐败紧密相联的，因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并不是金钱，而是在住房、交通、保姆、特供商店和特殊学校等方面所享有的特权。
何种前景才能抵销这一失望情绪呢？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中国农民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现在的状况也许比过去好些，可对下放到农村的城市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极为严酷。我们也知道，早期工业化造成的污染、城市膨胀和劳力开发，对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都是可怕的。毛的革命成功地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学习文化和使用通信设备，因而激起人们的希望和期待。但这些希望和期待是难以实现的。此外，每场革命都会耗尽自己的能量。毛掌权达37年之久。巴特菲尔德、伯恩斯坦的朋友和向他们提供情况的人主要是城市知识分子，这些人最忧国忧民。为防止误解，对10 亿人作概括性论述需要许多说明，但是，这两本书所描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失望情绪、所受的压力和不快，都是两位作者亲眼所见或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它们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并不是在人们了解了它的根源以后就能消除的。
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对我们有直接和现实的影响，它能影响美国的政策和我们的关系。对那些支持人权并把它当成一种世俗信仰的美国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个大问题。从1840年到1943年整整100年中，根据英国炮制的不平等条约，我们在中国享受到种种特权，这些条约还使在华的美国人享受美国法律的保护，这种治外法权现在已被中国人视为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现在看来，它等于是美国人要求在中国享有我们在国内享有的民权——享受个人自由、占有财产和甚至通过传教士表达自我的合法权利。这种民权就是自由主义的信念。当前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对个人进行控制的情况，清楚地说明中国缺乏法制一自由传统。那些受到毛的革命迫害的中国人，只能受到据说是由党组织代表的群众在道义上的判决，而不能要求更高级的裁决。这样，中国整个知识阶层都成了毛及其追随者所痛恨的压迫者。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过去的科举制度，把知识界与统治者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面临着美国和中国两种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斗争，但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100年中所看到的那样），中美两个社会各有长短，任何一方都不单独享有廉洁、理智和高效率。中国当前的领导人邓小平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受害者，而今他是一个主要的幸存者。我们希望邓先生及其同事采取建设性措施，并像古代儒家及改革家常做的那样，实行改革计划。
同时，我们自己也存在领导人的问题。如果我们降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重，那就意味着原谅了里根先生在竞选时有关改善对台关系的讲话，这样，就会制造出不必要的麻烦。当前的邓小平政权非常需要智力技能，而同美国进行交流能获得这种技能。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碰到过许多想要逃往国外，以摆脱国内枯燥、千篇一律的生活的中国人。但是，通过电视和口头宣传的美国生活方式，既可能引起对中国现实的不满，也可能引起对美国强烈和不利的反应。我们也许会由于我们常犯的疏忽毛病而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敌人。毛发动原本死气沉沉的农民群众参加政治活动的做法，触发了反对知识分子、反对外国人的狂热，而这种狂热现在仍然存在。北京在向前迈进时，不得不考虑到那些从小就知道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敌人的群众和党内知识分子。也许，对中国的爱国者来说，现在最让人感到恼怒的是：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真正站了起来，他们能自由自在地干革命，但随后又给自己带来了灾难。这确实使人丢脸，把这些完全归咎于“四人帮”无疑是自欺欺人。中国人是按毛的指示办的，是毛把一切都搞糟了。人们总有一天会发现，像所有的伟人一样，毛在领导群众前进时总是走在前面。现在，中国必须面临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中国曾经是一个强国，现在却很穷。为什么会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对里根先生来说，如果同台湾关系“升级”，取消尼克松和卡特促成的正常化（由于这种正常化，美国同北京建立官方关系，而同台湾只保持非官方关系），这只会有利于邓小平的潜在对手。台湾的境况很好，并未因卡特与北京实行关系正常化而遭受损失。台湾当局当然欢迎里根先生这种过时的情感，全然不顾内战已在1949年结束这一事实，仍然称自己为“享有主权的中华民国”。台湾还开展了广泛的公共关系活动，重点是向美国各州和各城市的领导人做工作，通过派遣代表团、免费招待客人、召开会议和派官员访问等方法，加强友好关系。台湾每年向美国派1．7 万多名留学生，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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