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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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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市场约束。流通渠道的不畅和流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假冒伪劣商品，种种欺诈和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抑制着消费需求的合理增长。
四是结构约束。目前中国市场的供求结构扭曲，一方面由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盲目生产，大量商品出现过剩；另一方面由于结构调整滞后，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脱节，直接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加和结构层次的提高。
此外收入结构决定常规性支付不足。在9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工资按时发放，意味着全部收入稳定。现在的情况是，由于收入分配上的畸形结构，加上‘下岗’、‘失业’、就业困难，从而收入不稳定，造成人们支付能力有以下两个特征。1）一次性支付能力很强。2）常规性支付能力不足。人们能够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来，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轻松地在日常生活之外支付每个月几百元或者上千元的消费。确切地说，人们对于一次性支出与常规性支付的实际和心理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你也许会咬咬牙一次性地支出一笔较大数目的钱，但如果让每个月固定地拿出一笔支出，则会很困难。更重要的是，人们会感到后者的压力更大。原因就在于收入结构。一次性支出，使用的是收入的积累，而常规性支出，意味着要以稳定收入为基础。这就导致目前消费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买起用不起〃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买得起，养不起〃，这是许多人对于汽车、住房消费的感慨。也就是说，几万元的价格，对于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说，是可以支付得起的。但每年几千元上万元的费用，又使得人们望而却步。在国家目前的产业政策中，住宅和私人汽车是两个重点项目，或称之为经济增长点，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这两种产品的消费，恰恰需要以较高的个人常规性收入为基础。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恰恰与这种要求相矛盾。
进一步说，在这种收入结构的基础上，贷款消费、信用消费、分期付款，能够刺激的消费需求也会是相当有限的。本来连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掉，让他去贷款买汽车和住房，而且以后还要固定按时间支付一项相当数目的款项，这是很难接受的。
有经济学家认为，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太低。我们基本赞成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含糊。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常规性收入太少。就整个社会而言，是社会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大部分收入是通过非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而不是通过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甚至有的是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得到。现在看来，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规范，而且制约了市场需求的形成，甚至引起社会的不满。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还很低，合理的收入阶层结构还没有形成，一旦这种结构形成，中国经济就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一条看似简单实际又很重要的法则：在转型时期，经济不断增长，收入不断提高，价格适时上涨。
有没有‘价格规律’？
经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要按照价值量进行交换。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规律要求商品实行等价交换。然而，在商品交换中，价格往往同价值相背离。这是因为，价格虽然以价值为基础，但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当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涨到价值以上；反之，当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跌到价值以下。
正如水平是水的基本属性，水总是以水平为本原呈现波浪万变，这样才能是大海充满生机，进而使自然界充满生机，科学研究表明：海浪的变化成‘正态分布’。从较长期和全社会来看，商品的总价格水平和总价值水平是一致的，但价格总是以价值为本原上下波动，正是这样才是社会经济充满活力。过去，人们着重于价值的研究，却忽视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变化规律——我们称它为‘价格规律’，或者说是着重于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变化的规律。
我们没有对价格波动变化做量化分析，从中找出‘价格波动的规律’，但我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健全，价格受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不但商品的总价格水平和总价值水平是一致的，而且一般不会出现单体商品的价格离奇的背离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基本被固化，尽管处于短缺经济阶段，但价格的波动始终被约束或者被固化。
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生产不断增长，消费趋缓，竞争激烈。食品大战、电子产品大战、汽车大战…，价格大战烽火连天。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价格有两个特点：一是经常偏离价值，甚至远远偏离，并且应该经常远远偏离；二是价格经常低于价值。一般地，在私有的情况下，价格低于价值、企业入不出敷，企业就要破产。在公有的条件下，企业由于竞争，竟相降价，价格低于价值，企业会把亏损转嫁。
市场竞争是抑制价格上涨的重要力量。除了一些垄断行业，中国大多数行业的市场竞争都十分激烈，削价大战此起彼伏。并且随着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融合的程度不断提高，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依托其全球配置资源和先进的技术管理，更是以优质优价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在加入WTO后，关税的进一步降低会进一步增强国际产品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将促使原先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部分农产品、家电产品、汽车的价格逐渐走低。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由于需求缺乏市场的约束，防止需求膨胀的问题困绕了几十年，但是当前中国市场存在显著的抑制通货膨胀因素，而通货紧缩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因此，经济工作的重点应继续放在治理通货紧缩上。
消费层级与收入水平、价格变化
中国真的富起来了吗？中国真的经济过剩了吗？许多人在思考，更多的人是欢歌载舞，这是因为沉睡了几百年的东方巨龙已经觉醒，中国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太强，落后了几百年的中国人太容易满足。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消费层级的不断升级，标志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层级从千元级到万元级或者十万元级的升级，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这是一个很高的台阶。期间，一是人们的收入应该不断提高，达到相应的收入水平；二是价格应该不断远远背离价值、高于价值，或者说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登上这个台阶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而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货币——。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应该在1。5万元以上，这样才能适应相应的消费层级。但是这
个水平目前全国只有在几个城市才能达到，绝大多数的中国城镇居民还只有不到7000元的年均收入，而占全国近70％的农民年人均收入才2000多元。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三者收入分配关系总的变化趋势是，由20世纪80年代的大幅度调整和显著变动转变为90年代以来的小幅调整和相对稳定。经过20余年的调整、变化，政府收入比重由1978年的33。9％下降为1999年的18。2％，企业收入比重由11。1％上升为13。3％，居民收入比重由55％上升为68。5％。如以十等份表示，可把改革开放以来三者分配比重变化大体概括为从1978年的3：1：6变为1999年的2：1：7。具体而言，三者收入分配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显著变动阶段（改革初期~1988年）。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197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为33。9％：11。1％：55％。到198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变为21。2％：8。3％：70。5％。
2。校正阶段（1990年~1994年）。政府收入比重下降的幅度明显减小，而企业收入比重则稳步上升，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状况得到一定校正。1990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为21。5％：9。1％：69。4％。到199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变为18％：16％：66％。
3。相对稳定阶段（1995年至今）。尽管年度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比重有升有降，但升降幅度很小，三者收入分配格局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进入90年代，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的凋节作用增强，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状况得到一定校正，居民收入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保持同步增长趋势。1992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回升—过热—回落”的周期变化，居民收入也经历了由上升转为回落的过程，与经济总量增长基本保持了同步变化。1990~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比值由1979~1988年的1：1。19降为1：0。94。1994~1999年二者的比值稳定在1：1。06。中国躲过了东南亚金融风波，避免了由此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危机包括政治危机，这是一件大好事。由此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大大提高，已经走向成熟。对于政府调控经济已经或者正在走向成熟，人们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我们搞了几十年，经验和教训同样多，搞市场经济我们才刚刚交了学费。我们认为这种成熟至少慢了5年，因而我们认为上述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格局趋近稳定存在不科学性，进而说明政策调整力度不够或者说还没有到位。不是狂妄，而是现实，这几年，政府的收入在大幅上升，而企业、居民的收入提升则很小，至少说没有同步。这一点将在金融章节细谈。
我们还是认为：消费层级从千元级到万元级或者十万元级的升级，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也是一个很高的台阶，登上这个台阶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而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货币…，需要不断的‘通胀’。
治理通货紧缩，不是要对过高的价格做过多的限价、管制。而是要对生产环节和流通领域的进一步治理。要按照分工的原则，在生产环节要彻底走出乡镇办企业、政府机关办企业、军队办企业、学校办企业…的误区，要坚决淘汰那些低层级、低水平的生产企业。中国经济的障碍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我们需要对流通的治理、对流通渠道的治理。中国这麽大一个国家，要搞市场经济，搞大流通，要有专门的流通管理部门，制定政策、制定法规，制定规则，规范流通渠道。……
国有企业‘三年脱困’ 了吗！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上层建筑的各项改革都是为了这个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国家宣布，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到底怎样？
1。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据报道，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工作出现了转折性变化。一是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扭亏脱困取得进展。1997年底的6599户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到2000年底，已减少70％以上；二是大多数地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三是重点行业经济效益继续好转；四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好转。截至2000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00亿元。中央提出的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的目标基本实现。据2002年2月25日《经济日报》的报道，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实现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国有工业企业效益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全年实现利润总额2330亿元。煤炭行业扭转了多年整体亏损的局面，冶金、汽车等行业实现利润快速增长。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九五”期间，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一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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