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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荒诞的理性-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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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的不朽意义，首先在于它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和强烈的艺术表现力，给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社会描绘出一幅完整而广阔的生活画图。正如俄罗斯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评价的那样，塞万提斯以他的作品“对小说的思想倾向给了决定性的打击，使它面向现实。他的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具体的。典型的。与其说他是讽刺那种写小说的老一套手法，不如说他是描绘现实。”的确，尽管塞万提斯所描绘的故事情节是荒诞的，小说的主人公是疯傻的，但是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围绕小说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却是具体的、现实的。
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冒险经历给读者展现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贫苦的乡村到繁华杂乱的城镇，从荒野偏僻的小客店到豪华气派的公爵城堡，从深山到平原……农民、牧羊人、市民、工匠、商人、理发师、僧侣、牧师、囚犯、强盗、店主、妓女、女佣、贵族、法官、总督、公爵、公爵夫人等等——塞万提斯通过这不同的生活场所、形形色色的七百多个人物，把当时西班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展现得活灵活现。透过这幅画面，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了那个社会的罪恶与黑暗，看到了那个时代人民的苦难与悲哀。一方面是王公贵族的荒淫腐朽、豪华享乐，一方面是平民百姓的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残酷暴虐，另一方面是被压迫者的痛苦呻吟。塞万提斯在讽刺和挖苦荒诞的骑士小说的同时，不可能不无情地讽刺和揭露形成这一荒诞奇观的荒诞社会。
忠厚老实的桑丘·潘沙十分勤劳能干，但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为别人扛长工，仍不能使全家免受“忍饥挨饿”之灾。为了使心爱的儿子有钱上学、待嫁的女儿能置得起嫁妆，很讲实惠的桑匠才在堂·吉诃德的“工钱”和“当总督”的诱惑下，出门冒险行侠。为了多赚几个钱，他不得不满足主人的“疯傻”，打自己三千三百多皮鞭 （尽管他没有真打）。牧羊的穷孩子安德瑞斯为了讨得工钱被主人打得皮开肉绽，九死一生，结果一文不得。从军的少年也是因为穷困不堪，才不得不去当兵，他把仅有的一身好衣服脱下背着走，边走边唱：“我从军是因为穷困，如果有钱我决不肯”。与贫苦人民食不裹腹、衣不遮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贵族绅士的豪华富贵和穷奢极欲。在淫逸享乐的生活中过得百无聊赖的公爵夫妇，为了拿堂·吉诃德主仆“开涮”取乐，竟不惜巨资，制作奇装异服，组织仆人、奴隶，扮演成魔鬼、军队、落难的贵妇人等，捉弄堂·吉诃德和桑丘 （第二部三十四、三十六章）。他们把可怜的桑丘脱得只剩一件衬衣，用两个椭圆形的盾牌将他牢牢地捆在中间，“膝盖都动不了”，然后簇拥着他去“战斗”。他摔倒在地，象“半只腌猪”，这群恶作剧的家伙，在他身上“踩来踩去，不断用剑在他的盾牌上乱斫”，“有些人被他绊倒，有些人跌在他身上，有些人竟把他的身体当作了望台，好一会站在上面指挥”，直到他昏晕过去才作罢 （第二部五十三章）。公爵夫人嫌她彬彬有礼的男仆过于多礼，便“拔出身边剪刀套里的粗针、或许是钻子，往他腰里直刺”，“肚子戳穿了”，又辞了他，男仆含恨而死（第二部四十八章）。这一切都是在高贵有礼、慷慨仁慈的华美外表下进行的。贵族们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彬彬有礼地折磨残杀穷人，这就绝不是什么可笑的“恶作剧”了！
拉·曼却地区的一位乡下财主，因为有钱便活生生拆散了一对“两小无猜”的恩爱情侣。他的婚礼办得排场极了，“青草地上全搭上凉棚，遮盖得阳光不进”，请来大批的人上演各种舞蹈，“整棵榆树做成的大木叉上烧烤着整只公牛……炖肉的沙锅……能吞掉屠宰场上所有的肉……装五十多斤的皮酒袋，有六十多只，满满的都是上好的醇酒。白面包堆得象打麦场上的麦子。干奶酪漏空着砌成了一垛墙，……”整个宴席，“可供一队战士放量大吃”（第二部第十九、二十章）。同属拉·曼却地区的桑丘简直看傻了，也吃傻了。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位乡下财主的宴席就如此丰盛，那些爵爷们的排场就不用再说了。
当那些豪门贵族们百无聊赖地沉醉于打猎、宴庆、游乐时，贫苦的农民成群结队地抬着神像，祈求上帝开恩“普降甘霖”；大道上走着一队队“大铁链子扣着脖子”被送到海上做苦工的“囚犯”；树枝上挂着一个个被官兵捕杀的强盗的尸体……塞万提斯用这样的一幅幅图画告诉我们，干旱和饥饿逼迫得穷苦农民铤而走险，不是流落为贫民窟的流浪汉、小偷和骗子，便是落草为寇，但最终都逃脱不了悲惨的下场。那些被判罚到海上服苦役的人，简直和判死刑一样，他们被铁链锁到船上，在烈日下赤身裸体，拼命划桨，监工还挥鞭向他们背上乱抽。当桑丘看到这种情景时，不禁惊讶而感叹地说：“这样倒霉蛋干了什么事，要挨这样的鞭打呀？吹哨的家伙怎么一个人胆敢鞭打这么多人呀？现在看来，这里就是地狱了，至少也是炼狱。” （第二部六十三章）的确，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社会真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腓力普二世统治时期 （1556—1598），统治阶给为了镇压国内百姓和属地人民的反抗、和天主教势力勾结起来，利用军队、“神圣友爱团”、宗教裁判所等组织，以火刑等各种各样的残酷手段来镇压反对封建制度的力量。对一切反抗国王和教会的人都加以异端的罪名，轻则籍没财产，重则施以火刑。腓力普二世在位四十二年，在西班牙就举行过一百多次火刑，每次少则烧死数人，多则一次烧死八、九十人。腓力普三世 （1598—1621）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连年对外征战，劳民伤财，损兵折将，死骨累累，他还将几十万从事小手工业的摩尔人驱逐出境，大批人死在流亡的海上。
塞万提斯在小说中借“疯骑士”之口，揭露了西班牙社会制度和法律的腐朽与荒诞，指出它是保护骑士们和贵族们横行霸道的制度与法律，是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制度和法律。当堂·吉诃德被“神圣友爱团”逮捕时，他说：“哪个糊涂蛋竟签发拘票来逮捕我这样的骑士呀？游侠骑士不受法律制裁，他们奉行的法律是手里的剑，他们依仗的权力是浑身的勇气，他们服从的命令是自己的意志。谁连这点都不懂吗？再说吧，绅士只要封了骑士，承担了骑士道的职责，不辞劳苦，那么，他享受的特权和豁免的义务就比贵族册封书上规定的还多。哪个没脑子的家伙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什么产业税呀、交易税、国王结婚税呀、皇家特税呀、通行税呀、摆渡税呀等等，哪个游侠骑士付过呢？哪个裁缝给他做了衣裳收他的工钱呢？哪个堡垒主人款待了他要他付帐呢？哪个国王不请他同桌吃饭呢？哪个姑娘不爱上他而对他千依百顺呢？”这段“疯话”却道出了封建专制制度、法律和那些苛捐杂税的真实本质。
塞万提斯还通过几对青年男女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谴责了封建的婚姻制度和道德观念，歌颂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爱情自由忠贞的人文主义爱情观。乡村青年巴西琉和季德丽亚反对趋炎附势、只重财产不顾感情的包办婚姻，他们为了追求爱情自由而千方百计抗争，终于赢得了财主卡麻丘的让步；贵族青年卡迪纽和陆莘达为寻求自由与幸福，离开家庭，逃到荒山野谷来反抗封建势力的胁迫。年青貌美的富家少女玛赛拉为了追求自由爱情，不愿受门第和财产的束缚，逃到荒山野林中当了牧羊女。许多贵族青年和富家小伙子都装扮成牧羊人追她求婚。其中大学生格利索斯托莫因思恋过度，忧伤而死，他的朋友们因而指责玛赛拉心肠残酷，是“害人精”“杀人犯”。玛赛拉来到葬礼上，当众为自己辩护。她说：“照你们说，我天生很美，害得你们不由自主地爱我；因为你们爱我，我就应该也爱你们……这是没有道理的”。“美人并不个个可爱……假如见到一个美人就痴情颠倒，这颗心就乱了……因为美人多得数不尽，他的爱情就茫无归宿了。我听说真正的爱情是专一的，并且应当出于自愿，不能强迫。…… 凭什么只因为你说很爱我，我就该勉强自己来爱你呢？…… 一个美女难道因为男人爱她美，就该遂了他的心愿，不顾自己的贞操吗？”玛赛拉义正辞严的辩护，无疑是对整个社会男女不平等的抗议！
小说还揭露和批判了贵族子弟荒淫卑劣的行径，赞扬了贫民女子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名誉而不为封建权贵的威逼利诱所屈服的精神。当贵族青年堂费南铎诱骗乡下姑娘多若泰时，她义正辞严的怒斥：“你尽管抱住我的身体，我的心却是坚贞不移的……我是你管辖的农民，不是你的奴隶。你不能仗自己出身高贵，糟践我这个出身卑贱的人。我地位低，是农家姑娘；你是主子，是绅士，可是我的名誉却也跟你们贵族的是一样宝贵的。你的力气压不服我，你的钱财我不稀罕，你的诺言骗不了我，你的眼泪和叹息也不能使我心软。”（第一部二十八章）语言如此严厉，反抗如此强烈，意志如此坚定，表现了贫民女子贫不可辱、弱不可欺的精神。
总之，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展现了一幅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的鲜明图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腐败、豪门贵族的荒淫无耻，反映了西班牙人民的痛苦和希望，表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的强烈情感。荒诞见真实，滑稽藏辛辣！因此，恩格斯对塞万提斯的评价很高，把他与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以及《神曲》的作者但丁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塞万提斯对西班牙社会的描绘，认为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1854年9月，他在撰写《西班牙的革命》时，曾写信给恩格斯，说他为了阐明西班牙历史发展的真实动机，已经“非常及时地着手研究了《堂吉诃德》”。他在《西班牙的革命》一文中，对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历史做出了深刻的概括，他指出：“如果说在卡洛一世统治以后，西班牙政治和社会的衰落表现出可耻的长期的腐化所具有的一切征兆（这些征兆使人联想起土耳其帝国的最坏时期），那末在这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古代自由的遗骸至少已经安葬在华丽的坟墓中了。……这是西班牙的势力独霸欧洲的时代，是伊比利安人的炽烈的想象为埃尔多拉多、骑士功勋和世界君主国的灿烂幻景所迷惑的时代。也就在这个时代，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61页）
不朽的艺术价值
《堂吉诃德》不朽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它不仅为一个逐渐被废弃的文学典型送终，而且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类型。正象任何伟大的发明创造都有其先驱和同宗一样， 《堂吉诃德》也是在英雄史诗、骑士小说和流浪汉小说等文学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者怀着对骑士小说的强烈厌恶之情，以其天才的艺术眼光和深邃的社会洞察力，在夸张地摹仿和揶揄骑士小说这种文体的同时，不拘成规，大胆创新，从而不知不觉地超越了滑稽模仿本身和各种旧文体的模式，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正如海涅所说，塞万提斯“一面写讽刺，拆了旧小说的台，一面就给我们所谓近代小说的新型创作立下了模范。大诗人的手段总是这样，一面除旧，一面布新，决不会有所破而无所立。”因此，“我们也应该推尊塞万提斯为近代小说的开山。”（《文学研究集刊》第2集第173页）《堂吉诃德》的文体首先是直接摹仿了骑士小说的文体，它采用骑士小说的叙述方式，并对这种小说的情节、结构、语言情调等形式特点和表达方式进行种种夸张，而这种故意夸张摹仿所产生的滑稽、可笑、讽刺、荒诞的效果，有效地否定了骑士小说传统的规范，并造成摹仿者和摹仿对象在情趣、观点和主题上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便是新小说诞生的基础。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虽然揶揄着骑士小说的文体，但却巧妙地利用了它的技巧使自己获得了成功。他认为这种体裁“题材众多”，可以“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这种文体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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