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8-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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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是，英美一系的分析主义派的哲学，一头栽进了彻头彻尾的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问题，它们愈来愈与解决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无关；另一头则又转向了日常语言的分析。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从工具回掘思维本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也显然是必然走向失败之路，它将何以面对二元论的深渊？除了在名称、术语上挣扎，大量变换新的说法，换汤不换药，实际上毫无作为。　　　
　　　　到头来惟一只剩下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者、工具主义者、行为主义者、现世消费主义者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不仅知识是实用的工具，而且人类自身的其他一切，包括信仰意志、道德情感、友谊、爱情、亲情甚至人类自身的生命等等，也都是可以相对论价的实用的工具。到此为止，分析主义的哲学应该可以寿终正寝了。　　　
　　　　欧洲大陆的现象学派的哲学又如何呢？　　　
　　　　分析主义哲学基本上是沿袭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道路，虽然不排除借用辩证逻辑，如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哲学，但二元论的传统是改变不了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必然死亡。
　　现象学哲学与分析主义哲学不同，基本上沿袭的是辩证逻辑的道路，虽然同样也不排除借用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方法。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现象学哲学方法的创立者胡塞尔（1859～1938）于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现象学方法实质上不过是将康德－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方法改变了一种说法。胡塞尔在康德的现象－物自体的对立范畴中，通过取消后者使之成为一体，并统称之为现象，又把笛卡儿的“怀疑一切”的方法改称为“悬搁”。然而，其实际上的现象学分析却依旧离不开二分法，例如他把人的意向性活动区分为性质与材料，又在意向性结构中区分出“理想的”和“实在的”二种等等。胡塞尔认为，摆脱哲学传统危机的途径便是抛弃传统的区分，也即抛弃自柏拉图以来直至黑格尔的一切所谓对立范畴、概念，回到事物本身，彻底以现象为研究对象。“回到事物本身”，这很诱人，但后来的种种所谓运用现象学方法的哲学研究的事实却证明，到头来并没有真正摆脱二元论传统，充其量不过是改变了表面的说法，从辩证分析变成了现象学分析、语义分析、语句分析、符号分析、结构分析等等，或把分析也索性改称为阐释，例如所谓阐释学。　　　
　　　　比较而言，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在经过了本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倾向于关心社会、人文、心理，换言之，更倾向于研究人的主观方面，而不像英美哲学家那样更倾向于自然科学、科学方法，或更倾向于取消主观意义的客观方面。正是因此，不同于英美哲学的基于形式逻辑的分析主义愈来愈走向取消形而上学，甚至索性走向彻头彻尾的行为主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更倾向于关心生命（如生命主义）、关心存在（如存在主义）、关心社会的合理性（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也正是因此，胡塞尔的实际上属于辩证逻辑的思辨的现象学方法，又被胡塞尔号称为全面回到事物本身的怀疑一切的方法，获得了后来几乎所有大陆哲学家们的青睐。　　　
　　　　在我看来，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把研究的目光指向人类自身，实际上是从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转向了人学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欧洲思想家的某种必然的时代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范畴、概念、语言结构等）却深深受制于他们自身的二元论以及还原论的哲学传统。无论是英美哲学界的作为研究基调的形式逻辑、符号逻辑、数理逻辑，还是欧洲大陆哲学界的作为研究基调的辩证逻辑或现象学逻辑，它们都是属于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西方哲学的传统。一方面是新型的属于多元论的人学问题，另一方面却是属于过时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西方哲学的传统，这造成了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所有的努力最终都不得不归于失败的结局。　　　
　　　　二十世纪哲学的努力，结果是彻底丧失了哲学本身，方法的陈旧使得即使非常重大的人学问题也被肢解为无足轻重的语言、语句、语义等等工具（方法、技巧）问题，维特根斯坦索性称之为语言的游戏。
　　　　从表面上看，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空前地热闹，号称哲学家的人数和号称哲学的著作远远超过过去几个世纪的总和。派别林立，术语新异，然而这一切，均掩盖不了它们事实上思想的苍白、内容的贫乏和方法的陈旧。美国哲学家罗蒂曾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来形容这种虚假繁荣的哲学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　　　
　　　　我认为，产生这种后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哲学家把他们传统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哲学玩过头了，它们愈来愈远离了产生和导引哲学的绝对性基础，这种绝对性基础即生命的意志和道德的取向。离弃了这两个绝对性基础的西方哲学愈来愈走向了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相对主义。本来，一定程度的相对性是必要的，但一旦变为彻底的相对主义，人类生命的存在与死亡的意义也变得荡然无存了。如此相对主义的哲学不死亡，难道还要求人类生命自身被宣判为死亡不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世界上东西方几乎同时产生了精神的骚乱。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可笑的红卫兵运动再现了十九世纪末无知的义和团运动的盲目的爱国主义。不管怎么说，义和团运动中的人们虽然盲目无知，但其爱国主义却是真实的，因为其明显反对的目标是西方入侵者，是洋教和洋人；然而，红卫兵盲目的爱国主义却是虚构的，他们反对封、资、修，可是什么是封、资、修呢？不过是彻头彻尾人类历史的虚无主义加教条主义虚构的幽灵而已。红卫兵除了拥有教条，其实是人类中最盲目也是最愚昧的一群。　　　
　　　　在西方也同样产生了青年学生的骚乱，他们反战，反意识形态，但他们反抗的却是人生意义的丧失。西方的青年学生精神空虚，但却并不愚昧，他们的精神首领是三M，即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单面人》揭示了现代化中人生意义的丧失。虽然他揭示了意识形态理性的畸形，人性的异化，意义的丧失，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给出解决的办法。青年人除了用非理性的骚乱行为对抗过盛的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中国的红卫兵的无思想和西方青年学生思想的过于理性主义哲学的畸形化殊途同归，归于何处？归于相同的人生意义的空洞化。这种人生意义的空洞化与西方哲学的死亡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是同时发生的必然的结局。　　　
　　　　在法国青年学生的骚乱中，萨特（1905～1980）的存在主义也曾是一种催化剂。尽管萨特曾是法国青年学生反抗生命意义空洞化的精神导师，可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最终并不能帮助青年一代真正寻找到发现生命意义的道路。　　　
　　　　存在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欧洲算是风光得比较长的一种哲学思潮，它拥有例如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梅洛－庞蒂、伽缪、马塞尔等一连串著名的哲学家。尽管在他们的思想中不乏智慧的闪光，但依然无法遏止西方哲学的死亡之车，他们的思想依然缺乏让后人继续坚持下去的生命力，他们的哲学也像他们的生命一样是短暂的。　　　
　　　　海德格尔接受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但他不像后者那样把现象学方法归诸人的意向性的意识过程、认识论方法，而是把现象学的研究归诸人自身的存在，归诸人的存在论的目的，特别突出了人的“此在“的存在。胡塞尔批评海德格尔走向了“人类学研究”，而事实上这恰恰是后者的进步，后者悟到了哲学问题本身的枯竭，从而走向了人学的问题。遗憾的是，海德格尔在方法论上仍旧未能突破西方哲学的成规——二元论和还原论。运用陈旧的哲学方法是解决不了人学的问题的，所以最终海德格尔也未能完成自己的人学体系，虽然他为人的此在设置了有意义的三态（沉沦态、抛置态、生存态）和两面（本真面和非本真面），有一点点向新的思维方法过渡的痕迹，例如有一点点相似于笔者所创立的阴阳三行论的对位逻辑方法。海德格尔虽然已认识到西方哲学的两极思维方式已经穷尽了一切发展的可能，但他所提出的却是走向思和诗的语言，而与分析主义的哲学末路——语言哲学殊途同归；甚至到了他临死之前，他居然依旧诉诸“上帝”的拯救。这与其说是一代哲人的悲哀，莫如说是西方哲学本身最后的悲哀。　　　
　　　　存在主义者为人生的意义寻找到了归宿吗？寻找到了人类能够不断攀登的道路吗？没有，二元论和还原论的传统限死了他们。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即是他的本质，本质沿于与现象的对峙；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并指出，辩证法应是人学方法。这显示了萨特的某种进步，但萨特接着在与虚无的对峙中阐述存在时显然仍旧在二元论的监狱里跳舞。为了摆脱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观唯心的倾向，萨特选择的无神论和唯物论一元论的倾向却是倒退。尽管他辩称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可是人们还是指责他的个人主义倾向。方法论的捉襟见肘，使他完善不了真正的“人学”。随着其人的死亡，他的学说也只能同样趋于消亡。　　　
　　　　梅洛－庞蒂（1908～1961）被人称为“法国最伟大的现象学家”，他希望克服自笛卡儿以来的二元论，然而，他的办法却是混沌一元论。他企图消除存在与意识的对立，却又建立了存在与虚无、自在与自为、充实与虚空等新的二元论。为了消除二元对立，他力图建立中介，为此他创立了“身体－主体”的概念，一个既可分又不可分的现象学一元论概念。他依据“格式塔”心理学原理：整体先于细节，结构先于部分，加上知觉世界的不可逆性，以此达到被二元论冲淡的模糊一元论。为此，人们称他的哲学为模糊哲学。事实证明，这种倒退还不如二元论。　　　
　　　　雅斯贝尔斯（1883～1969）的存在主义虽然也是不成功的，但他的关于建立世界哲学、关于人类轴心时代以及关于人类精神全面升华和全盘人性改造的说法，并预言新的世纪人类第二次轴心时代的来临，的确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相当于为新世纪人学时代的到来作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判断。　　　
　　　　如果说梅洛－庞蒂走的是模糊一元论的道路，那么伽达默尔（1900～2002）等阐释学哲学家走的则是模糊多元论的道路。可是这种模糊多元论其实是貌似多元，实质上仍然是模糊的二元论。阐释学从解释启蒙思想家的偏见出发，否定一切对立概念的绝对性，认定即使偏见也存在其一定的合理性。在承认一切偏见的合理性的阐释的背景中，阐释学似乎在提倡某种多元论，但这种混沌的多元论到头来依然受到传统的二元论语言结构的制约，而且它并没有真正导引出多元论结构中的规律性，所以，阐释学的努力同样是失败的。　　　
　　　　在面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论方法的态度上，英美分析主义哲学家把二元论坚持到底，直到撞上南墙才不得已而罢休，如前面所述的罗素、维特根斯坦等；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哲学家们则要么退回到整体一元论，如前述的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等，要么推向模糊的多元论，如前述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等。推向多元论是正确的方向，可是由于未找到其中的规律性而只能提出混沌的诗的语言，或对一切偏见作出相对主义的辩护。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后一位著名人物，哈贝马斯（1929～）想通过把康德的主体性转化为“交互主体性”、把纯粹理性转化为“交往合理性”和把先验性转化为程序性等的观念、术语、说法来改造传统的哲学。他不承认自己为纯粹的哲学家，而只是一个社会危机问题的改良者。他的方法基本上与英美分析主义哲学家后来的语言哲学倾向合流，希望通过改造语言（语句、语法、语义、语用等）来改善人类的思维。前面说过，这是不可能的，这与西方古代的先哲从发现逻各斯出发来推进语言并从而推进思维的发展相比，恰恰走了完全相反的路。如果说西方古代的先哲是在推进哲学的话，那么，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则是在“让哲学安息”　（维特根斯坦语）。　　　
　　　　结构主义是哲学由对象转向语言以后形成的一种影响相当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