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8-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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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承担责任，对整个历史承担责任，不仅是现在，还有过去，更是未来。大学也不同于专门学校，“专门学校是造成一般人才，应社会之需要；大学则以研究高深学术满足智识欲为目的”〔14〕。这意味着大学既要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又必须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充当社会的良知和历史、文化精神的守护者；　为社会发展谋求学术精神的依据。“风物长宜放眼量”，没有与现实之间的必要距离，就大大束缚了学术思想的“视界”，局限了学术研究的空间，从而降低了大学学术的自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久而久之，大学学术可能将失去其最终立足的根基和源泉。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学术独立，“不是学术与社会隔离，与生活脱节”，而是指“治学者或求学者在治学求学的时候，专心致志去治学求学，而不‘胸怀异志’，别有企图”〔15〕。这就是，关注现实但又不简单迎合现实，而是始终立足长远，对现实持审慎的态度，关注现实中的阙如。
　　　　“思想自由”有两种形式，一是消极自由，指免于党派、教派、学派钳制的自流，即指“大学教师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除之恐惧的自由”〔16〕；一是积极自由，则是指开阔的思想空间、活跃的思想情景、发达的思想理路，也就是“兼容并包”。但“思想自由”决不是放任自流，思想自由的立足点与根本乃在于自由地追求知识、探寻真理，是求真、崇善、尚美的自由，是关切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传统的自由。一切假、丑、恶，一切无病呻吟、哗众取宠，都不在思想自由之内。思想的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诚如梅贻琦所言：“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而已矣。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者，斯病矣。大学致力于知、情、智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而乘之？”〔17〕　　　
　　　　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大学总（应）是宁静的思想与精神的港湾，以心灵之宁静来执守文化的理念，“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正是在宁静与淡泊之中才足以去把捉文化发展的细微脉络，追寻知识与真理。在对真理的探求中，“大学不光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据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18〕。这或许是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等并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的理由，尽管这种理由在许多人看来不合时宜，但其中所体现的却正是他们对那“宁静的桌椅”、对大学理念的拳拳守护，“学生在五月四日上街游行之前，蔡校长就已经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事件发生后，他也一再力劝他们停止抗议，回校复课”。〔19〕他们或许更深地意识到了，中国的繁荣兴旺必须依赖于文化的崛起，或许更深远地关怀着国计民生。示威行动数月后，蔡元培在致北大及全国学生的信中这样写道：“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20〕仔细想来，个中是非功过怎一个“爱国”与否了得？蔡先生所反对的是那种“借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日游行，完全把读书忘记了”的假“爱国”〔21〕。当然，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大学里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许是情有可原的，甚或是理所当然的，但那“情”那“理”是那时的“情”与“理”，甚至可以说是不得已的“情”与“理”，其中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大学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决不意味着大学就不应当容下平静的书桌，或者说不平静的书桌对于大学本身就是正当合理的，那时的大学容不下平静书桌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大学容不下平静书桌的合理性。蔡先生在信的结尾写道：“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诚哉斯言！
四
　　　　中国的现代大学并非自生于古代的书院传统，而是外生性的，实际上一开始就被纳入到社会的整体建制之中，只是由于初创时建制的不健全，加上内忧外患，从而给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自由，加上学贯中西的硕学鸿儒，使得起步时的北大、清华就几乎达到了与国际名牌大学同步的水平。由于就社会整体而言文化知识水平的偏低与心智视野的褊狭，刚刚兴起的大学便成了文化知识传输与心智启发的先锋与号角，现实的危难把我们初创时期的大学直接卷入社会的急风暴雨之中，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并形成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大学之风气。五四之后，随着外患的转移，文化上追求的目标日益凸显，保守与激进、科学与玄学、文言与白话，各种不同的文化追求在大学知识人的视界中此消彼长，构成中国二十世纪大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旅程。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刚刚成形的大学传统依然在战火与硝烟中顽强地生存，西南联大就是一个在世界大学史上也不可多得的典型。　　　
　　　　严格说来，我们大学的历史太短，我们的大学又一度处于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建国后，大学尽管在规模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大学受社会冲击太大，特别是“文革”十年，对作为大学根基的文化的冲击和对大学本身的冲击都使得本来传统不深厚的中国大学精神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向来就没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大学知识人本身内外在都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去执守大学的理念与大学的精神传统，所以，实际上我们对大学精神与大学传统的培植与守护远远不够。当商业化的大潮汹涌而来，我们再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有没有成形的大学精神与传统，我们曾经有过的大学精神与传统是否还依稀可见？当初蔡元培先生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的“为学问而学问”〔22〕的北大宗旨今天是否还拳拳萦怀？　　　
　　　　今天的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在知识经济的宏大背景中，大学获得了空前的重视。与此同时，产业化、国际化、××化的口号迭出。今天，美国的“硅谷”几乎成了整个中国大学建设的基本目标，每个有（理工科）大学的大城市都在建构各自的“硅谷之梦”。一个比尔·盖茨就让无数大学生心怀梦想，坐立不安。大学城的建设也是如火如荼，人们（特别是当地政府）对大学城寄予了无限的厚望。大学能否承受如此之“重”？大学该如何承受？如果大学达不到人们的期望又会如何？那些与“硅谷梦”无关的学科专业怎么办？当大学成为梦想的加工厂，当大学成为专利技术的制作坊，大学将何以成为大学？大学何以去“产业化”、“国际化”？一味地提倡大学的“产业化”、“国际化”，视保守为落后，对大学的发展未必是一件好事。几年前随着钱钟书等国学大师的谢世，几位老教授有感于文科人才的衰微，而提出设立文科基地的构想。当大学文科占主导地位的是新闻传媒、公共关系、外语，而文史哲倍受冷落，当大学的学习更多地是为应付考研、出国，文科基地培养硕学鸿儒的梦想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今日，大学之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了。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大学与外界间的一道有形或无形的围墙已经撤销了。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大学与社会间的一个保持清净思维的距离也消失了。”〔23〕我们不是早已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吗？一流大学的根基何在？我们一流大学的理想是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海德堡、哥廷根，还是斯坦福、麻省理工？当然，我们不可能确定一种规范而单一的所谓“一流大学”的模子让大家都往里面套，一流大学的发展本身就应是有个性的，有各自大学传统的累积与发展的，不可能就只有一种。但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没有深深植根于人类文化的深厚而悠久之渊源，并在扩展人类文化的智识视野、提高人类文化的智识水平上，作出独特的贡献，在此过程中再去实现大学自身传统的累积与发扬，一流大学的蓝图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与自主；大学不能自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应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24〕也许，这才是大学其“大”之根本所在，那么这是否也是一流大学的“一流”之所在呢？
注释：
　　　　〔1〕〔12〕钱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读书》1998年第5期。
　　　　〔2〕　林贤治：《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之四，《随笔》2001年第4期。另见参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页。
　　　　〔3〕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4〕　章碣：《焚书坑》。
　　　　〔5〕〔6〕〔7〕〔16〕〔23〕〔24〕　金耀基：《大学的理念》，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2～173、5、18、172、23、24页。
　　　　〔8〕　参考李公明文“师范生”，《随笔》1995年第3期。
　　　　〔9〕　《霍金讲演录》，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成长文摘》第4辑，第171～172页。
　　　　〔10〕白吉庵、刘燕云编：《胡适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11〕〔13〕〔14〕〔20〕〔21〕〔22〕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213、363、238、415、365页。
　　　　〔15〕刘建军：《昨日院士萧公权》，《读书》1999年版。
　　　　〔17〕转引自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18〕德里达等：《大学、人文学科与民主》，《读书》2001年版。
　　　　〔19〕魏定熙：《蔡元培与北大》，《读书》1998年版。　　　　
　
　
糊涂官司懵懂官（下）
——错读《儒林》之十七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中国的读书人，做官的念头是再也打消不了的。这固然是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言教影响至深，但更是帝王笼络政策的结果。一条独木桥架在那里，不奔它如何过得河去。就像今天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高考的指挥棒一挥，大家仍就往应试教育的路上走。近日，有位教师尝试了一下素质教育（是否得法是另一个问题），但期末考试一排名，所授班级落在了后面，惹得校方、家长都有意见，结果只好在家长会上痛哭流涕，发誓再也不搞素质教育了。为什么？因为家长要孩子考上大学，混个好工作，挣大钱；而校方要升学率以提高学校声望，声望就是财源。这两个动因不改变，素质教育不过说说而已——走来走去仍旧要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上去。　　　
　　　　科举时代，中举叫“发了”。直到今天，“8”这个数字仍带着迷信的色彩，就是因为广东话里它谐“发”这个音。电话号码要“8”，汽车牌号要“8”，结婚选日子要“8”，而且地域遍及南北东西，足见“发”的魅力无穷。如果哪位的汽车牌号是四个“8”的连号，走在路上即遇违章警察也不敢拦，因为能弄到这样号码的车主，必非等闲之辈。当然，那时的“发”，　只是讲做官，单单发财还不行，士农工商，商在末位，不像今天的总裁、董事长那么风光。所以；《儒林外史》中如赵雪斋、万雪斋，都是有钱人，“腰缠十万贯”不成问题，“骑鹤下扬州”只怕就没有这番风光了，没有一个“功名”，在社会上还是吃不开。今天的“发”　则多指发财，尽管在许多人眼里，做官也就是发财，但它是隐性的，拿不到桌面上来的，一旦曝光便有身家之忧。而有了钱，买一个官或送一个官来过过瘾却并非难事。即便不当官，有钱的风光也不下于当官，或许比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