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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2-08-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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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第二个标题就是大号字的“反对国民党的‘党在国上’”。那么，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所从何出？罗隆基直言是从苏俄那里学来的，证据便是孙中山自己的话：“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罗隆基指出：“这就是国民党里‘党权高于国权’在历史上的来源。同时就是如今‘党治’的根据。”源头既明，批判即始。紧接着是对“党国”和“党天下”的批判，其所指毫不含糊：“‘党在国上’、‘党权高于国权’，这当然是独裁制度”，而“目前的举国大乱，境无静土，又可以算为南京独裁政治之果”。既然国民党训政是以独裁的方式推行，那么，罗隆基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根本否认训政的必要”，因为“独裁制度，因它一切内在的罪恶，本身就不足为训”。1931年6月，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终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台了，旋即，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也在《新月》三卷八号上刊出。“这次约法，只有‘主权在民’的虚文，没有人民行使主权的实质”——这同时也是所谓约法的实质。针对国民党一边承认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权，一边又声称有对其“停止或限制之”的权力，罗隆基当即揭穿：“左手与之，右手取之，这是戏法，这是国民党脚快手灵的幻术。”而针对国民党换汤不换药的“五权分立”，罗干脆道明：“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变成一个多头专制的政府。”
纵观罗的政论文字，犀利而又气势充沛，字里行间流贯着一种穷追不舍的“痛打”精神。当然不是“痛打落水狗”，这未免有点便宜，要打就打主子，才是真正的“痛打”，而且大无畏！我以为，胡、罗文章，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字，而不是在上海滩一时流行的文人文字。这两种文字素质不同，文人文字常有怪戾的刀笔气和攻讦味，尽管有时很好看。相形之下，知识分子文字纯正而坦荡，且出笔就是直面抗争。那个时代，是多么需要这种负责任的直面抗争的文字呀！可是，在当时因文人互骂而显得乌烟瘴气的上海滩，这种真正“直面”国民党的文字，除《新月》人权派，岂有他哉。所谓兼看则明，偏读则暗，今天，当我把这些不同文本的文字，尤其是1929和1930年间的文字放在一起对读时，感慨由衷。的确，文本的历史比人长，它最有说服力，是它改变了我长期以来的看法，我便不得不做一次尼采式的“价值重估”。
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知识分子总是以言获罪的。罗隆基终因“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而被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罪拘人”了。罗事后写的、发在《新月》三卷三期上的《我的被捕的经过和反感》对此有详细记述。其中有一节文字给我很深印象，那是在被押到上海前的吴淞区公安局时，罗这样写道：“‘你们可以让我打个电话，告诉家里吗？’我向他们请求。‘不可以。’那位穿西装的督察员很肯定的回答我。‘那么，请你们代我打个电话，可不可以呢？’我再请求。‘不可以。’他说。……‘我可以到厕所里去吗？’我问一个警察。‘不可以。’他回答。他指着房间角上的一个破痰盂向我说：‘你就在那里面对付对付吧！’这时候我才起首感觉‘拘押’的滋味，想到自由的宝贵。‘到了上海就没有这样方便！’想到方才听见的这句话，回头看看我刚才使用的痰盂，又不寒而栗。”哪怕是一个“斗士”，也会有正常的恐惧心理，此时他会倍感自由的可贵。同时，这也促他以后加倍为自由奋斗。罗出来后，果然没有学乖，还是那么不依不饶。在该文中，他先述被捕经过，后表对被捕的反感：“‘人权’，在党治底下，是反动的思想。鼓吹人权，是我触犯党怒的主因”——自明如此！“有了‘党高于国’的党权，用不着人权；有了‘人高于法’的党治，用不着‘法治’”——果然如此？因此，以法治痛批“党高一切”，依然是罗文的用力处，且锐气丝毫不减。罗的态度很坦然：“十一月四日的拘捕，在我个人，的确不算什么。我认为这是谈人权争自由的人，应出的代价”，因为“人权自由，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这是历史上绝无的事实”。最后，罗隆基用老子的话正告国民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真是一种强烈的阅读对撞，刚刚放下罗隆基的文字，紧接着就拿起鲁迅对《新月》和罗隆基的“酷评”。上面引用过的那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明明是批梁实秋的，可是文章最后，笔尖轻轻一挑，由点而面，矛头就对准了“新月”和罗隆基：“我在开头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这些话，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在国民党面前，“新月”到底是软是硬，我以上的文字，等于是作了绍介。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尺度，鲁迅当然有鲁迅的尺度，他这么说，肯定也自有其理由。那么，“新月”之软，到底软在哪里？在鲁迅看来，恰恰就软在“新月”中最硬的罗隆基身上，根据则是罗的一篇文章。鲁迅道：“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即罗的文章——笔者注），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所以，新月社的‘严正的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如果说，我刚刚读罗文，被罗的文字撞得浑身发热，那么，鲁的文字——我分明感受到其中的阴阳怪气——却顿时让我周身寒彻，那是一种从心底涌出来的寒。我读不明白，“新月”反国民党有什么错，要受到来自同一营垒的投枪。当然，鲁迅是不屑与《新月》同一营垒的，我使用这个词，仅仅是在反国民党的意义上。明明一篇大义凛然的警告，却被解读为“小心你自己的眼睛”的用心，那么，这讽刺又是出于一种什么用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怜“新月”这只小小的螳螂，不仅要面对前面的蝉，还要承受后面的黄雀。所幸它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前面，它知道自己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同时也知道谁是自己真正的敌手。至于“新月”的批判者至少忽略了这一点，“新月”对阵国民党，正义在“新月”，强势却是国民党。作为弱势的“新月”正遭国民党打压，哪怕它平时有不少毛病，我是不是乘机上前也给它一下，让它肿了的脸索性再肿：谁叫你打肿脸充胖子，似硬实软？
鲁迅从后对“新月”出手，是出于这样的认知，“新月”和国民党是一家，只不过主奴而已。写于1929年秋的《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三闲集》）把鲁迅的这一看法表露得很充分。新月社对国民党的批判，在鲁迅看来只是“挥泪以维持治安”。“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妨碍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鲁迅写此文时，胡、罗一些重量级的文章已经出来了，是不是“随意说几句”，我们已经知道了。并且说了后，是不是国民党的“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我们也已经知道了。我现在不知道的是，在什么意义上，胡、罗等人居然成了国民党的“刽子手和皂隶”？虽是比喻，但几类于没有证据的指控，幸好说话者不需要对自己的话负责，因为这是杂文，不是法庭。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正好读到胡适的文章《汪精卫与张学良》，当张以抗日为名向汪要巨额军费，汪回电表示：这是“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显然，这也是没有证据的诛心之论。胡适指出：“这种攻讦的口吻用于私人尚可以引起刑事诉讼。”天哪，这种口吻就要诉讼，那张口就骂“丧家狗”而且还是“乏”的又怎么办？我真怀疑胡适这个书呆子到底了解不了解当时上海滩的文风。好在胡、罗对鲁迅的骂，未作任何反应（也许，是我没看到），这一点我很欣赏。文人骂来骂去，能骂出什么名堂？况且，文章乃天下之公器，它是用来说理的，不是用来骂人的。当年上海滩那种互扣帽子的文人口水战，乃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春秋无义战”。因此，胡、罗的骂而不还，在我看来，未必不是出于自信，同时也避免了无谓的纠缠。
1933年，人权运动已经过去若干年，很多事都尘埃落定，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但鲁迅的看法丝毫没变，谈到当年胡、罗的被打压，鲁迅的态度分明就是两个字：活该。当然，这不是鲁迅说出来的，而是我读鲁读出来的。是不是误读呢？那就让鲁迅自己的文字来说话：“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在这篇《言论自由的界限》（《伪自由书》）中，鲁迅运用的是传统《诗经》的“比兴”法，以上是“兴笔”，由焦大摇曳入题，下面才话归本旨：“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似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马粪……”坦白地说，这段文字对奴才剖析之深，使我初读时爱不释手，它甚至影响了我对屈原的看法，深以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才是鲁迅。那时自然也想不到与胡、罗对读。今天，鲁、胡、罗三人文字俱在我手，一巡读过，非其事也。还能说什么呢？似乎我只能说偏见比无（所）知距离真实更远。
距离更远的则是《王道诗话》（《伪自由书》），我索性就以此作为鲁迅批胡的终结吧。所以选它，缘由之一是它的特殊性。这篇署名“鲁迅”的文章，很奇怪，居然同时也被收入瞿秋白的集子中。也就是说，文章实际上是瞿写的，至于鲁为什么收入己书，恕我少闻，未详原委，但它足以表明一点，鲁迅对瞿的文章完全认同。上文说过，当年胡适把他和罗、梁二位的文字辑为一集，并为此作序，这就是《人权论集序》。序言最后，胡适自述情怀：“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一点良心上的谴责而已。”这是一段令我感动的文字，而鲁/瞿文章恰恰就是针对这一点来表明自己对1929年“人权运动”的态度。文章也从那只鹦鹉开头，因为“‘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那么，到底如何看待当年的人权论呢？鲁/瞿一语了断：“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按：这话听起来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人权是霸权的粉饰一样）至于胡适之流不过是“中国的帮忙文人”，亦即鲁迅的“三帮”之一。例举了胡适“帮忙”的证据后，文章作诗四首给胡适定案，最后一首曰：“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刽子手”、“皂隶”、“奴才”、“焦大”、“帮忙”、“毒于蛇”、“ 卖廉耻”……这就是当年“新月”人权知识分子头上落下的罪名。今天，我读这些罪名，其好笑程度就像读当年创造社骂鲁迅“法西斯蒂”、“封建余孽”一样。原来文人做事就是这样成天骂来骂去？尤使我惕然的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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