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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4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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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皇帝就命令兴建了这个奉先殿。这个新殿里供奉着明太祖的四世祖考。除每天烧香之外，每月朔望还要给祖先的神灵换上新祭品。在祖先们的生日和忌日都要上供，一切“如家人礼”地办理。有些礼仪从太庙移到了奉先殿履行。①皇帝很有决心在祭祀之日实行斋戒，作为表率。为了推动这种努力，他命令陶凯铸造一个铜人，手执竹笏，上面刻有“斋戒”二字。他告诉臣下，这个铜像要在他斋戒之日展示在他面前，使之起到提示者的作用。②① 关于朱元璋的传记，见吴晗：《朱元璋传》＇587＇（1949年；修订版，1965年；1979年北京重印）；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与伦敦，1976年），第381—392页。
② 分别见于《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们各自的传记，第602—608页；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1974年北京重印），125，第3723—3732页；《明人传记辞典》，第115—120页；《明史》，125，第3732—3738页；以及《明人传记辞典》，第850—854页和《明史》，127，第3769—3773页。
① 关于登极仪式的详细情况，见《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年；1961年台北重印），28上，第433—438页；29，第477—482页。
② 他们的真实名字他是并不知道的，因为他出身于一个贫寒和无文化的家庭他往后就前往社稷坛献祭。
① 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摹印本，香港，1967年），第107—108页。这一篇更早的文告应该与《明实录》＇380＇上的文字作一参校，见《太祖实录》，29，第482—483页。
② 关于皇后和太子的传记，分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3—1026页，以及《明史》＇41＇，113，第3505—3508页；另见《明人传记辞典》，第346—348页。
③ 他们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25—1231页；《明史》＇41＇，128，第3784—3788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传记，第1248—1251页；《明史》＇41＇，126，第3751—3756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传记，第909—910页；《明史》＇41＇，129，第3804—3808页。
③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89—1392页；《明史》＇41＇，127，3773—3774页。
④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932—938页；《明史》＇41＇，128，3777—3783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3—455页；《明史》＇41＇，129，第3795—3799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1—887页；《明史》＇41＇，126，第3741—3746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4—45页；《明史》＇41＇，299，第7654—7656页。
③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6年），第40—42页以下。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24—728页。
② 又见本书第1章有关段落。
③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23—425页。
④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66—471页；《明史》＇41＇，129，第3799—3803页。
① 泰勒：《明太祖和城隍神》＇504＇，载《明代研究》，4（1977年），第31—49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64—1467页，《明史》＇41＇，第7314—7315页。
③ 见《明史》＇41＇本传，285，第7315—7316页。
④ 危素的《皇陵碑》，见郎瑛（1487年生）的《七修类稿》＇304＇（1566年以后撰，重印本，北京，1961年），第114—116页。皇帝后来不喜欢这篇碑文，把它重新改写了一遍。后一种碑文见《七修类稿》，第117—119页。
⑤ 关于王祎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44—1447页；《明史》＇41＇，129，第7414—7415页。
① 龙文彬：《明会要》＇364＇（1887年；重印本，北京，1956年），1，第122—123页。
①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13—718页；《明史》＇41＇，130，第3818——3820页。
① 依字面上说，这就是开国皇帝的训示的记录。
② 谈迁编：《国榷》＇498＇（约在1653年；重印本，北京，1958年），1、3，第39—40、401页。
① 龙文彬：《明会要》＇364＇，1，第90—91页。
② 关于邓俞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77—1280页；《明史》＇41＇，126，第3748—3751页。
③ 关于妥懽贴睦尔和爱猷识里达腊的传记，分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90—1293页，以及《明人传记辞典》，第15—17页。
①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明初版；重印本载《四部备要》，台北，1970年），3，第16—17页。陈学霖：《张中和他的预言：一位明初道士的传奇的传播》＇21＇，载《远东》，20，1（1973年7月），第65—102页。
②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9，第14—15页。
③ 《明史》＇41＇，116，第3560—3565页有关于朱樉和朱㭎的记述。关于朱棣，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5—365页。关于诸王在洪武受封的情况，见后文第一表（《蓝玉案件》节内）。
① 《国榷》，＇498＇，4，第415—416页。
② 复燮编：《明通鉴》＇210＇（约1870年；重印本，北京，1959年），1，第247页。
③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53，第1033页。
④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53，第1037页；塚本俊孝：《洪武帝与佛道二教》＇515＇，载《岐阜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4（1966年3月），第36页。
① 见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543＇，载《禹贡》，5，12（1936年8月），第1—15页。
②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560＇（北京，1961年），第19页。
① 陈鹤：《明纪》＇53＇（1871年；重印本见《四部备要》，台北，1965年），3，第134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5页；《国榷》＇498＇，4，第428—431页；泰勒：《明太祖与勋贵》＇505＇，载《明代研究》，2（1976年），第57—69页。
① 《明会要》＇364＇，1，第152—153页。关于陶凯的传记，见《明史》＇41＇，136，第3954—3955页。
② 《国榷》＇498＇，4，第436页。
从1371年到1380年：帝国的巩固和稳定四川在1371年并入了明帝国。1月19日，皇帝任命汤和率军讨伐夏国；这个夏国在1366年以前一直为明教领袖明玉珍所统治，现在是在一批控制他儿子朝廷的政治阴谋家手中。③四川忽然间提到明军议事日程的最前面，因为夏国拒绝皇帝假道伐滇的要求。云南这时仍在蒙古统治之下，夏国也有它自己吞并云南的计划。邓俞因此在1371年1月20日奉派领兵前往今湖北汉水上游的襄阳地区，准备在那里为进兵四川之役屯聚粮草。
准备工作在5月完成，傅友德从北面的陕西进攻夏国的防军。傅友德在5月18日拿下文州（今甘肃南部的文县，靠近四川边境），并续继南下又拿下龙州（今四川涪江上的龙安）。傅友德从这里再挥兵南向进入四川，最后抵达成都东北80英里处的绵州。他的部将蓝玉（1393年死）与守军进行夜战，迫使他们逃过雒水。④雒水被认为是夏国的主要屏障，所以傅友德带来的威胁引起位于成都的夏国首都极大的关注。傅友德命编造数以百计的木排，准备用它们渡过涨水的河道。这些木排在几个星期内造成，同时军队还建成了一个安全的渡口。与此同时，夏国也从瞿塘调兵来增加防守力量；此瞿塘位于东南200英里之处，在今长江上的奉节附近的峡口那里。此举是为了防御傅友德对成都的意料中的进攻，因为傅友德军现在正在汉州（今光汉县）集结，这是位于成都东北30英里的主要防御阵地。1371年7月，傅友德军在与瞿塘调来的水军激战之后攻占了汉州。甚至在这些部队从瞿塘撤退以后，汤和的部队也不能跨越三峡以东长江江边的大溪口前进。只有当廖永忠的水军到达以后，明军才能经由此路线突入四川。完成了这样的军事态势以后，两位指挥官分途急趋重庆，廖永忠走水路，汤和走陆路。
1371年8月3日，廖永忠和汤和到达夏都重庆。15岁的夏君明异及其母彭氏投降了。廖永忠于是命令几个战败将领的儿子们送信前往夏政府的某些领袖仍在坚守之中的成都。傅友德要他们献城投降。在信被送到以前，成都的防卫者希望击败明军，便决定放出他们的受过训练的战象。不料这些动物受惊，践踏了许多夏军士卒。成都守军一旦听到明昇已在重庆投降，便大开城门也向明军投降了。与此同时，明昇被押送至南京，于8月25日抵达。
那年秋天，在成都设立了四川行中书省。明太祖在南京公开处决了夏国的吴友仁将军；在此之前，其余夏军将领则宁愿投水自尽，也不愿被活捉。皇帝的外甥李文忠受命在成都周围监造新城墙。修完了城墙，李文忠返回南京，把戍守的任务留给了皇帝的一个养子何文辉。①1371年在制订政治制度的工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2月份，皇帝命令每三年举行一次县考和乡试。乡试在3月举行，此前不久，皇帝曾去中都凤阳——在淮水流域他出生地的附近——旅行。他只在那里停留了几天，几乎立即折回了南京。凤阳显然无资格做一个令人满意的行政中心。
在这一年的后来日子里，皇帝召道教法师周元真入宫询问雷电的意义。和蒙古人一样，皇帝很怕打雷，这位法师能够解释打雷的本质，认为它是上天和人类之间普遍存在的关系的表现。宋濂记录了他们讨论的某些细节，因为他本人也对道家的思想和道教的传说深感兴趣。①和日本人的关系在1371年也有了可喜的转变。皇帝在1370年已派遣赵秩为使去访问日本人；日本人在当时的中国文书中称为“倭”。北九州的日本南朝朝廷的主子怀良亲王几乎把他杀了。但是，怀良终于同意向明君称臣，并且派了祖来和尚为报聘使，跟赵秩和其他中国被囚者同返南京。为了酬答祖来的聘问，皇帝特派佛僧祖阐（盛年期1360—1373年）于1372年率使团到日本。②1371年为此做了准备工作，1372年春在南京天界寺举行了盛大的佛教法事普渡会。此会延续了三天，参加的僧众千人，皇帝也亲临参与盛会。③这年3月举行的法事并不是洪武帝在1372年举行的唯一佛教礼仪活动。从阴历新年正月的十三到十五日（1372年2月17—19日）皇帝驾临南京城外蒋山的太平兴国寺参加了一个大规模法会，他本人在佛像前礼佛如仪，听和尚宗泐（1318—1391年）的说法，并接受天台宗和尚慧日的戒律。①专门对付蒙古人的军事行动在14世纪70年代一直在继续进行。一个领袖被制服了，另一个人又顶了上来，所以在北京和山西的明军始终在移动之中。1372年3月，徐达被任命为征虏大将军以征讨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意在深入蒙古，攻击蒙古首都哈尔和林。虽然扩廓帖木儿的妹妹已在1371年10月嫁给了皇帝的次子朱樉，但他在1375年死去以前迄为明朝的边患。1372年4月，蓝玉将军作为徐达40万征讨大军的前锋，败扩廓帖木儿于蒙古土剌河的附近。但是，徐达和李文忠后来进攻哈尔和林时却被蒙古人彻底打败；这时蒙古人已在他们的旧都重整了部队。李文忠这一支人马因蒙古骑兵的攻击和戈壁沙漠的艰苦地形而受创极重。明朝廷就再也没有派军深入草原了。
但在这同时，在甘肃的傅友德和冯胜却战胜了蒙古人。兰州和西凉（今甘肃武威附近）都被傅友德和冯胜清除了亲元的军队，然后他们两人于7月进兵甘肃西北的永昌和戈壁边沿上的亦集乃（即居延）。
冯胜的军队是三支主力军中唯一深入蒙古人的老家并在那里取得了军事胜利的部队。他俘获了10余名蒙古军官和1万多头牲口（马匹、驼骆和羊群），而且他的部队没有严重的伤亡。
冯胜、徐达和李文忠于1372年末奉召回南京，另外，皇帝在1373年初决定把当时在位的元君的儿子买的里八剌送回哈尔和林他父亲处。1373年1月23日发出了有关这一内容的一封信。1373年春，徐达、李文忠和冯胜再受命统领北京的卫戍军。可是从此以后，这些卫戍军不再发挥主动进攻的作用了，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备边，以防止元军重新夺取中国的皇位。徐达在秋天返回北方，9月间赴大同，把边塞地区的居民强行安置到北京附近来。11月，扩廓帖木儿攻大同，徐达这时已经南移到太原。11月29日，徐达在怀柔（北京东北40英里处）打了一次漂亮的进攻战，他在风雪之中打败了扩廓帖木儿。
直到1374年买的里八剌才被送回蒙古。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蓝玉就在兴和等地和蒙古人打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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