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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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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并未按常规被分派到各行省去警戒全帝国。军队中的汉人职业士兵们，有的是13世纪30年代金王朝灭亡前受女真人统治的汉人，有些是13世纪70年代南宋被征服时投降的汉人：正是这样的士兵构成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戍军的主要成份。
这种构成模式一直延续到元王朝的末年；这就是说，蒙古族戍军和元帝国禁卫部队的主力是部署在北方，靠近京师，而汉人部队不管是在蒙古人统率下或是西亚人（色目人）统率下，则守卫在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各地区。各行省的戍军也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集中在长江下游。扬州、建康（南京）和杭州是除京师地区以外元军以最强的部队把守的地方。这是为了要保卫运河南端的富庶之区，因为这里要向京师供应财赋，特别是要供应税粮。以较少兵力部署的其他地方也都是方面重镇，如四川、云南、长江中游和东南沿海。
元朝的戍军管理得很糟糕。一位学者曾经写道，甚至到了13世纪末，管理不善正使军事制度走向崩溃，而且到了14世纪40年代他们无力镇压地方叛乱和土匪是屡见不鲜的。甚至有时派往战场进行重大战役的驻守京师的帝国禁军，到了那时也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了。①从14世纪初开始，在元王朝主力军队的地区部署上和叛乱活动的相对地少数上，其地理的相互关系是很清楚的；到了这个世纪的中叶元军的战斗力到处在急剧衰落，而叛乱活动则有增无已，这种相互关系就让人看得更清楚了。元王朝的强制汉人的能力——不管它是依靠亚洲内陆的部队（包括以中国本部为基地的蒙古军队在内）还是使用汉人职业士兵或是征自平民的募兵——在这几十年中迅速地削弱了下来。更其重要的是，这种事实已被广大的汉人民众看得一清二楚了。
当社会变得无秩序和不安全时，一方面是居官或不居官的地方领袖们都主动起来组织地方防御部队，并且建筑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土匪们又利用混乱的形势搞一些其规模和胆子都越来越大的组织。地方自卫的领袖和地方盗匪都能够起到非法的政治作用，自己宣布独立于合法的政府军队之外，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行动的自由和争取支持。那些真正关心地方防御的人通常都是代表地方精英阶层或者和地方精英集团有联系的人，但并不是必然出身于地方精英阶层：他们总是对重新强加在头上的政府控制很敏感，虽然他们要经常与政府讨价还价，以便继续搞自主性的自由和加强他们的领袖地位。另外一些自治运动代表着从土匪发展为公开叛乱的某个阶段，它们也利用它们的军事力量作为谈判的出发点来谋求合法的一官半职，以答应要和这个绝望的政府合作为交换条件。还有一些集团是利用民间宗教和秘密教义作为自己的凝聚力和作为自己发动暴乱的理由，在它们自己眼中和在政府眼中，它们大多数则不具备搞这种妥协的条件。①退化过程开始于行政官员们不能维持法律和秩序，最后导致形成各种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它特别和元末军事力量的问题有关。这种退化过程使得对全社会的正常控制被削弱，而社会秩序基本上是赖它维持的，因此取代它的就只能是直接诉诸武力了。它促成了一个大变动：使平静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原来农户手中不常见武器，现在到处都是。由于许多男人开始拥有并学会了使用武器，那些最善于使用武器的人便变成了军事领袖。每个村庄都要产生几个军事领袖，小的如今天的班长，大的如今天的连长，人人都想有朝一日当上将军。在从14世纪30年代起的争夺军事霸权的斗争中，从最寒微的底层产生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和几个赫赫有名的卓越军事领袖。他们大多数人一直没有投效政府军，只是在这个或那个叛乱运动之中效力。
一个社会一旦军事化了，要它再非军事化和恢复到统一的文官之治，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使所有争当全国领袖的人最后只剩下一个。用军事术语来说，这就是从大约1330年起到14世纪80年代朱元璋变成重新统一中国时为止的支配中国生活的那个过程。作为军事史，这个过程见德雷尔所执笔的本书第2章。
精英阶层和政府
14世纪中叶的几十年给中华帝国晚期的学者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历史增添了洋洋大观的内容。对于某些人来说那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虽然大部分未能实现），即长期受尊敬的中国生活方式会最终战胜异族征服者的破坏性影响。忽必烈汗在13世纪70年代完成了他对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征服以后，他曾经采取某些实质性步骤来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治理汉人有其高明之处，因此他曾把一边倒地依赖蒙古军事机器的办法转变成为与文治官僚政府充分合作的伙伴关系。他曾经庇护汉人（以及汉化的亚洲内陆人）的学者官员，并倾听他们的意见。1271年，他命令著名的学者和官员设计一个礼仪总集以指导朝廷的尊卑上下的行为，但据《元史》说，他仍为皇族和蒙古贵族的事务保留了蒙古的习俗和礼仪。①他使用荐举的方法加紧征用汉族学者来当官。但是他却断然拒绝了汉族顾问们最重要的建议，即没有举办科举考试来吸收官员。
1313年，他的曾孙子爱育黎八力八达——历史上被称为仁宗（1312—1320年）——宣布，于1315年恢复宋代型式的科举考试，而指定以朱熹（1130—1200年）学派的经典注疏为正统学说。这在全国的汉人中间引起了希望和满意的巨大浪潮。当仁宗之侄图帖木儿在1328年即位时又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希望。当他驻建康（南京）做怀王时，他跟著名的文人和艺术家都有交往。他的庙号为文宗，所以他这位蒙古皇帝看来对汉文很有修养，这样说他是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除此之外，他也企图写古典的汉文诗（有两首流传了下来），绘画，并且写得一笔有理由令人喜欢的汉字。①忽必烈的儿子和太子真金王精通汉族文明，如果他不是死于1285年（即死于他父亲之前），他就会把这种学识带上帝位，现在却要经过六个几乎完全令人失望的君主的统治之后，汉族文明才终于在第二位皇帝身上体现了出来。另外，如上所述，把文宗推上台的政变代表了蒙古人政治中“儒家”一派的胜利；这一派强调君主的利益在于治理好汉族国家。
文宗当皇帝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在京师新立一个汉学和艺术的学术机构作为内廷的官署，名之为奎章阁②。与此同时，宫廷内还有几位地位很高的贵族，如马札儿台即是。他的儿子脱脱在元朝最后一个君主时期是主张以汉族方式治国一派的领袖人物。马札儿台干劲十足地和汉族上流学者交往，聘用他们为西席，而且在宫廷内赞助汉学知识。③到了14世纪，许多有特权的中亚和西亚人（色目人）已变成了汉人文化精英中有学识、有文化修养的成员，这表明了汉族的各种价值观有同化异族的能力。正在这时，即从14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这几十年中，有许多出身中国中部文化高度发达的心脏地带的优秀古典学者和文人学士纷纷投效元朝廷，其中大多数人是经过荐举和直接任命的方式来任用的，但也有人是通过新开的科举考试而得到任用的。整个说来，年轻人继续学习古典知识，为从事士大夫的生涯作准备，他们不会相信他们伟大的文明规范不会再度得势。在14世纪的前半期，私人书院兴盛起来；精英阶层通过它们肩负起了更大的责任来维持这种教育。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地区级和地方级的学术中心：浙江北部的金华强调学习经典著作以致用，造就了一些急于在政府中想大显身手的学者。在元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中，这个学派培养出来的许多知名之士都前往明初的朝廷中以优异的成绩效力，并且左右着明初的学术和政治。①对精英集团的态度和活动的这种讨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一般地说来已经接受了蒙古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力图维持传统的参加政府的方式。他们从未使蒙古封建领主们完全接受他们。甚至文宗也只统治了四年，而且统治的效果不好。行政失误中的许多令人失望的迹象实在太明显了，这些迹象被归咎为没有完全采用传统的方法和价值观念。不过，儒家要人们更完全地采用传统、担负公共责任和从事建设性服务的要求一直强烈地存留在许多精英分子心目中，虽然也有许多人被拒不录用，因而以独立特行的方式退隐，只致力于家务和地方事务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人追求。他们在元王朝的最后年代中越来越消极了。由于不能在国家事务中享有高官厚禄，许多精英人物贫困了下来，这就迫使他们要改换门庭，去做吏胥、教师、职业作家、和尚和生意人，等等。这就在知识阶层和整个社会之间造成了不正常的关系。
因此整个地说来，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王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王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王朝的叛乱分子——特别是那些没有维持传统社会规范的借口的人——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某些现代历史学家责怪14世纪中叶的精英阶层可耻地缺乏民族精神。当有了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异族的束缚和重建本民族的统治的时候，他们却迟疑和消极起来，十分缺乏爱国主义的热情。更为可耻的是，在蒙古人被逐出了以后，某些精英分子还对他们早年做元王朝的合作者或臣民这一段往事写文章大唱赞歌。这种说法如果是用来评判元末明初的精英阶层，当然有时代错误之感，因为它指的问题不是那个时代部分精英阶层——或者实际上是平民阶层——的部分意识，用它来描绘对那个时代的人民来说颇有意义的各种问题和力量，对我们倒是更为有用的。
① 对元末政治作这种解释的最有力的主张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国政治变化的面面观》＇134＇（纽约，1973年）。
① 萧启清（音）：《元代的兵制》＇211＇（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8年），第62—63、46—47页。
① 这几种类型的例子是下节《中央权力的瓦解》的论题。
① 宋濂等编：《元史》＇490＇（1369—1370年；重印本，北京，1976年），76（不标明页或叶的数字一般表示卷、册等，全书同）。
① 赫伯特·弗兰克：《蒙古诸帝能够读和写，而且能够写汉文吗？》＇166＇，载《大亚细亚》，新编，3（1952年），第28—41页。
② 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阁人物》＇73＇（台北，1981年）。
③ 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载《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年），特别是第169页以下。又见小郎洛瓦；《虞集与他的蒙古君主》＇306＇，载《亚洲研究杂志》，38，1（1978年11月），第99—116页。
① 见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以及本书本卷的第3章。
中央权力的瓦解
关于14世纪中叶元衰落时期政治挑战和叛乱的简单的划分，提供了政治上持不同意见者采取的下面几种各不相同的形式：（1）作为事实上的军阀的元王朝地区级领袖。这类领袖们经常变来变去，有时真正效忠于皇帝，有时只在名义上效忠，甚至在不承认中央权力合乎自己个人利益时便宣布自治。
（2）居官或者不居官的地方领袖们，他们聚集了有限的地方资源，以便维持比较小规模的、未经官方授权的防御能力。
（3）盗匪，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用有良好组织基础的走私贩子；当政府越来越不能控制他们的劫掠时，有些股匪就扩大他们的行动，转而求取政治合法性的地区级的军事权力。有些人还要僭取封号和权利，或者要元政府（它不顾一切地想赢得他们的合作）给以这种封赏。
（4）秘密会社运动，这是有群众参加的组织。它们是民间佛教内部的松散的明教组织，也是向往千年至福的宗教组织。它们蔑视正常的权力源泉，显示着有能力搞黑社会的团结和与政府彻底决裂，因此使他们的行为比普通叛乱分子更趋于极端。这个时期所有这一类的重要活动都在“红巾”军的名义下松散地联合了起来。
上述这些类别不能用来静止地叙述叛乱运动。它们都有可能变化，正如同形成明王朝的那个叛乱所清楚地显示的那样。那个叛乱最初也不过是一个秘密会社运动，但是约在15年时间之内它就变成了“儒家”性质的王朝，迫切地要求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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