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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1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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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揭邸4艘灰郏菜焦餐度氡�100万人。1948年12月,徐州要地失守,打乱了国民党防御的阵脚,整个长江暴露于共产党的攻击之下。1949年4月,南京失陷。上海、汉口在5月失守。广州也于10月失守。仅仅一年的时间,几乎整个中国大陆都落入了共产党手中。国民党政府先从南京逃到广州,再逃到重庆,尔后又到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逃至台北。
军事上的失利使人们对国民党货币丧失信心。纸币贬值。到1948年夏,纸币价值仅仅相当于其印制成本。1948年8月发行新币“金元券”,金元券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数以千计的充满信任的公民依法将手中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兑换为“金元券”之后,“金元券”很快也变得分文不值了。
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使得国民党上层要求蒋介石退位和同共产党谈判的呼声越来越高。1949年1月,蒋到其故乡浙江省奉化隐居,形式上将政府移交李宗仁。李成为代总统。然而,蒋并未辞去总统和国民党总裁的职务。在隐居期间,他继续干预国家事务,并着手准备在台湾建立最后的立足点。蒋在隐退前不久,还亲自委任其亲信——50岁的陈诚将军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任命其子——40岁的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1949年2月,蒋没有通知代总统,直接饬令中国中央银行总裁将政府的黄金储备悄悄地转移到台湾。1949年5月,蒋亲自赴台,并在台修建了一幢住宅。他由中国大陆到菲律宾和南韩访问期间,曾多次在该处居住。1949年12月,蒋最后一次离开大陆,是在共产党占领成都之前不久,由成都飞往台北的。
当蒋介石重新出任总统(代总统李宗仁拒绝赴台,逃往美国)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已在策划进入南中国海的海南岛和上海东南75英里的舟山群岛。上述两地分别于1950年4月和5月为中共占领。“解放台湾”已被宣布为中共1950年的主要任务,由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负责此项任务。对蒋介石来说,在军事上唯一可以夸耀的是:1949年10月共产党军队在攻打厦门外海之金门岛时作战失利,损失惨重。
蒋介石难以从美国得到什么援助。蒋夫人赴美寻求30亿美元的援助,并要求美国委派一高级军官来指导制订战略和供应计划,历时一年未果,于1950年1月返台。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台湾的战略后果极为关注,但不愿从其他更重要的地区抽调兵力来加以阻止。美国政府内外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影响的共和党参议员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但杜鲁门总统鉴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表现不佳,予以否决。1949年12月,国务院向美驻外新闻官员发布了一个机密备忘录,通报他们台湾可能失陷,并指导他们如何应付此事,以使美国利益少受损害。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现时不想从福摩萨获取特权或在福摩萨建立军事基地,也不打算出动武装部队来干预目前形势。美国政府将不奉行可能导致陷入中国内部冲突的方针政策。同样,美国政府也不向福摩萨提供军事援助和建议。①蒋介石在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事干涉均无指望的情况下,迫于中共入侵的威胁,积极加强台湾的防务。首先是改组从大陆撤到台湾的80万杂牌军队,清除共产党的渗透。1949年12月,他任命受过美国教育的前上海市长吴国桢接替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让陈集中精力进行军队改组。陈遣散了数万名超龄和低能的军官,将部队兵员削减了2/3。之后,蒋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并委任受过美国教育、曾指挥美训新1军在缅甸和东北作战、又在台湾任编练司令的孙立人将军为陆军总司令。
蒋介石认为在大陆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对武装部队实施政治控制并进行政治教育的机构。为此,他建立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并在每个部队设置政治军官。同属蒋经国督导的保安机构以“共产党特务”的罪名逮捕了数百人,其中包括副参谋总长及其夫人。由于搜捕间谍和改善武装部队的组织指挥,台湾防务大大加强了。但是,并没能解决其缺乏武器装备、弹药和物资供应的问题。②① 台湾人大部分为福建省南部移民的后裔,讲厦门方言。一小部分为广东人的后裔,讲客家话。这两部分人通常统称为“台湾人”。台湾的“大陆人”系由1945年以后由大陆移居台湾的中国人组成。他们讲多种方言,但其共同语言是以中国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国语。1982年,台湾总人口为1800万,其中200万为“大陆人”及其子女。台湾总人口还包括约20万当地部族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山区,其祖先在中国人到来之前即定居台湾。他们与马来人有血缘关系,操多种语言。
① 乔治·H。克尔:《福摩萨:特许的革命与地方自治运动(1895—1945)》,第185页。
② 同上,第177页。
① 《国务院公报》,1950年1月16日,第79页。
② 关于对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台湾情况的估计,参阅约瑟夫·W。巴兰坦:《福摩萨: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问题》;弗雷德·W。里格斯:《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福摩萨》;董显光:《蒋介石》;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20章:“海岛避难”;艾伯特·雷文霍尔特:“今日福摩萨”,载《外交事务》1952年7月,第30卷第4期,第612—614页。马克·曼考尔编:《今日福摩萨》(出自《中国季刊》专刊,1963年7月—9月,第15期。
经济起飞(1960—1970年)
国际地位
1961年,自从周恩来要求联合国驱逐中华民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已经过了10年多了。联合国成员国中反对搁置中国问题的越来越多。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同意就中国席位问题进行辩论和表决,但他们提出一项议案,规定中国席位问题必须由2/3的多数通过才能解决,并动员成员国支持此一议案。在整个60年代他们借此议案成功地保留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继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但国际上对中华民国的支持一再下降。这个趋势只是因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引起恶感而暂时中止,然而不久又重新恢复。1970年,驱逐中华民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议案在联合国表决中首次赢得简单多数,但因未获得2/3的多数而没被通过。
整个60年代,中华民国除争取保留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外,还在争取国际承认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较量。它邀请许多国家的要人访问台湾,观察台湾的进步,并于1961年制订了派遣技术人员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主要帮助它们发展农业。到1970年,它在23个非洲国家中派有702名技术人员(包括短期和长期工作的),在11个亚洲和拉美国家派有111名技术人员。此外,它还在台湾为发展中国家训练了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中华民国的富有想象力的外交使它同相当多的国家保持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拥有控制着大陆中国的王牌,仍缓慢地走向胜利。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先后于1964年和1970年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0年,已有53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有68个国家仍然承认中华民国。
60年代期间,中华民国能够保持其国际地位主要靠美国的政策。美国在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拥有否决权。它每年都投入大量政治资本劝说其盟友和友好国家支持中华民国的地位。但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如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在此问题上同美国背道而驰,说明美国影响在减弱。而且,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也在逐步变化。到60年代末期,没有几个美国人不认为中苏分裂是真正的、严重的,并将长期持续下去。中苏之间的论战愈演愈烈。苏联人在中苏边境驻扎了重兵。1969年,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敌对情绪爆发,在珍宝岛(达曼斯基岛)发生了军事冲突。50年代的两极世界消失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在已经出现的多极世界中,美国迫切需要同苏联的强大对手发展关系。
由于越南战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美国官方未及时认真考虑改变对华政策问题。台湾虽然不是美国的永久军事基地,但在越南战争中却是有用的辅助基地。美国在清泉岗(原称公馆)机场驻有1个C—130运输机联队和1个KC135空中加油机中队。该机场的跑道是50年代美国出资扩建的,供美机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驻菲律宾的美国第13航空大队的2个分队也驻在台湾。台湾是西太平洋除日本之外最好的维修基地。美国战斗机、坦克、装甲人员输送车均在台湾进行大修。到60年代末期,美驻台军事人员(不包括家属)近万人。这样,台湾在美国作战方面的实际价值、美国政府忙于进行一场日益不得人心的战争、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局面等,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推迟重新考虑中国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与台湾之间大量具有实际价值的关系也在四下辐射。整个60年代里,美国继续向台提供军援,至60年代中期总额已超过30亿美元。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F86战斗机已由F100、 F104和F5战斗机所取代。中华民国获得了C119运输机,并获得特许与贝尔直升机制造公司联合生产军用直升机。奈克—大力神和隼式导弹加强了台湾的防空能力。台湾还得到了新型驱逐舰和登陆艇,增强了其向沿海岛屿运送补给的能力。更多的坦克和榴弹炮也已运抵台湾。台湾还发展了军工生产,到60年代末已能生产M14步枪、机枪、炮弹、迫击炮以及其他军事装备。数千名军人曾到美国受训。
美国在1965年逐步结束了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从1951年起美共向台提供了14亿美元的经援。台湾已能在经济上自立。美国官员宣称台湾是从美国经援计划“毕业”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以此而自豪。美国实业家认为台湾是一个宜于投资的地方,到1968年底,23家美国企业在其台湾的工厂中雇用了2。2万多中国雇员。两家美国银行在台湾设立了分行。数以百计的美国牧师,因被拒绝进入中国大陆而定居于台湾。美国的大学同台湾的大学建立了各种交流关系,每年美国大学都招收数千名台湾毕业生。
经济发展
台湾60年代的10年是经济全面突飞猛进的10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从50年代的年均2。7%,猛升至60年代的5。8%。工业品出口的增长是高速度发展的主要原因,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农业生产从1960年占国内生产净值的33%降至1970年的18%,而工业生产从25%升至35%。工业生产中,国营部分所占比重从1960年的48%降至1970年的28%。而同期私营部分由52%升至72%。对外贸易从1960年的4。61亿美元猛增至1970年的30亿美元。工业产品在外贸中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32%跃升为1970年的79%。
台湾在利用进口原料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商品,促使出口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度发展,这决不是哪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政治稳定,一贯强调发展50年代开创的农村经济、采取促进出口的外汇、金融与财政新措施等诸多因素结合的结果。
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虽较50年代有所减缓,但发展势头依然良好。3。6%的年增长率仍然超出人口增长率。由于工业化影响和政府于60年代初期实行的鼓励计划生育的政策,人口增长率由1960年的3。5%降至1970年的2。4%。鉴于台湾的可耕地几乎已被全部利用,农业生产的增长只有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通过改良品种、增加劳力,特别重要的是增施化肥,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提高。大米在农产品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因为农民增加了更有利可图的产品,如水果、蔬菜和牲畜等的生产,而群众由于收入增多,也要求增加食品的品种。
60年代工业生产年增长率为20%,为50年代的两倍。其产品主要是纺织品、木制品、皮革制品和纸制品,是当时台湾出口活动中的尖刀商品。在60年代后半期,电子器材地位上升,外国制造商开始在台湾建厂,利用台湾廉价的受过简单训练的劳动力为他们的制成品生产部件,运到其他地区组装。台湾建立了出口加工区,可免税进口原料,由台湾劳动力加工而后出口。这进一步促进了外商在台湾设厂的积极性。
台湾工业迅速发展有以下原因: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城乡收入不断提高,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可以作为出口市场的补充;储蓄增长,50年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至10%,到1970年升至近30%。招工容易,农村收入增加(增长速度比城市稍慢一些),都与台湾工业布局比较分散有密切关系。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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