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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性-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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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现的现象是时代的标志，性行为成了主观的冒险，外部的现实和法律都不再能限制人的“内省”。零碎的潜意识简直是到了皮肤的表面，几乎是以其本来面目出现，这使得“升华”的心理工作停止了。这种内省为倒退——尤其是倒退回儿童的性关系——打开了方便之门。“模糊的爱”和“自然的身体”与典型的“恋母情结”交杂在了一起，即使今天这些潮流均已过时，它们对今天人们的性行为仍然有着影响。
以表示“兄弟情义”的名义用“你”称呼人，直接喊名字（不加姓），于是在建立关系时便不再有任何过渡。这种流行的做法（这正是现在的做法）的结果就是“抹杀”了社会现实，人们让自己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把所有人集合成了一个“大所有”，每个人都与别的人发生直接的关系。在企业里，职业培训时教员建议要把关系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这其实是对个人人格平衡的又一次可怕的异化。
教育中的关系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父母想像伙伴一样与孩子相处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并非伙伴），他们其实是否认了自己的职能，并使儿童的感情发展进程复杂化了。受这样的教育关系的影响，个体就不再试图发展关系和使自己社会化，他会停滞在原始感觉和感情占统治地位的亲密关系里。由于这种亲密关系要求人们之间什么都得说，于是表面上的平等抹杀了个体的社会角色和职能，而且与他人过分亲近，会使各种社会关系模糊化，并最终导致个人主义。例如，今天人们常说自己“在某个地方”搪塞他人，以使自己能独处一会儿，从心理角度分析，这句话正表明了个体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来”。另外，过分亲密的关系会让人不再能够思考自身和丰富内心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亲密关系还是抹杀个体主观性的杀手。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失去了建立关系的能力，关系变成了危险的事物。事实上，个体要生存，就必须承认他人是与自己不同的人，必须与他人保持距离，让他人处于应处的位置。人们之间长期的模糊的关系以及行为准则的不一致会使亲密关系成为攻击性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性关系被视为有可能失去一部分自我的风险，而不是一种与他人相遇的快乐。个体，由于总想“紧密接触着”，很快就会感到自己的完整性受到了侵犯。对他而言，性关系中惟一真正与他人“在一起”的时刻，就是高潮的那几秒钟。“结合”好像就快成功了，但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为了达到这个达不到的目标。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矛盾的。在我们把亲密关系的地位抬得很高的时候，我们却在否认他人。如果我们承认由我们亲手造成的这种模糊关系最终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不信任，矛盾就不再显得那么矛盾。打个比方：在每天早晚上下班高峰时间，拥挤的公交车里是不会有“宽宏精神”的，当人们互相压挤着的时候，每个人想的都是如何在这个自己只占十几平方厘米的地方保护自己。在从传统的参照规则中解放出来一段时间以后，人格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进入更高的层次，要么退回到原始的关系水平和感情水平。在1970年代，人们发展和表达着自己的主观性时面临的就是这一挑战。错误地发展主观性，主观性就会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伤害人格本身，就会成为对感情的“讹诈”。
从这种不良意识里滋生出了对身体的否定。这就是为什么作为这种观点的一个外在反映，出现了“透明”的流行趋势。从最粗俗最乏味的裸露癖，到建筑上偏好用玻璃材料，这些都是这一趋势的反映。现在西方社会在负罪感中焦虑着，人们想通过“透明”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身体的形象是美丽的，但是人的内心是空的。米莱纳·法梅尔唱道：“我感到空荡荡的，我翻着全是白纸的书。”空得就像玻璃一样，让一切透过，什么也没有留下。
身体不仅是什么也没留下，而且也不再是“色情”的了——因为身体的各个部分变得“色情”。“色情”被到处张贴，还出现在电话里，出现在传真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色情”在爱情关系里变少了，我们可以像盖施·帕蒂那样唱道：“艾蒂安，艾蒂安，摆好姿势。”当我们这样唱时，其实艾蒂安不指任何人，我们只是表达自己的愿望而已。“碰我的传真，别碰我的身体”，这是含蓄地表达了人们在爱情关系里感到了某些不可明言的东西，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是为了避免艾滋病所采取的谨慎态度（这种想法把事情简单化了）。与约会伴侣的关系变得与梦中伴侣一样，可以没有明天。即使传真表面上有现实的形态，它所创造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色情”在这种关系中是不能长久的。
当然，夫妻之间并没有停止把色情引入性关系。但是性越被张贴，“爱的性”就越少了。在流行的“榜样”的影响下，人们想模仿电影里的场景，而这样做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到医生面前抱怨“在家里做不到同样的”——这常常让夫妻俩感到不安。有一对夫妻在丈夫的要求下来咨询，丈夫认为妻子不太正常，因为她拒绝肛交，妻子自己也感到很困惑：她过于性冷淡？太有道德感？还是不够“性化”？简单地说，她同意来接受治疗以让她丈夫高兴，而丈夫呢，他什么问题也不问，他在色情电影里看到很多次这种场面，他想做同样的事情。他不问问自己：这种欲望实际上是不是掩饰了某种东西呢？是不是有同性恋倾向？几年前，星期天早晨的健身节目会给健身房带来很多顾客，今天，星期六晚上的X级电影给医生带来的人几乎同样多。
许多人都不知道，面对外界如此多的色情画面，该如何过他们的性生活。在这些人当中，有一类人只继续关注于把自己的“主观性行为”付诸实践。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可以按情况和生理周期的不同作一些变化，但是他们的性关系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性关系之间有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另一种人对周围的色情环境不是无动于衷的。星期六傍晚，他们在采购完一星期的食品以后，或租或买一盘X级录像带，带回家和妻子（丈夫）、朋友一起或是独自看。有时候，等较小的孩子睡觉了，还和大孩子们一起看。
有一种情况，父母借口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而借这类VCD给孩子看。父母觉得自己的性生活已经减少，所以到了把性生活让位给孩子的时候了。出于这种想法，他们会让孩子独自看。
人们边看边说这是肮脏的、恶心的、令人害臊的，但同时又自娱自乐地欣赏着可笑的体位大特写镜头，并想像自己将可以做什么——当然他们都知道，自己不会那样做。其实，这些反应是自古皆然的。那些压抑自己生殖能力的人是令人厌恶的卫道士。卫道士们觉得，这些画面是危险的，是有害于“心理的统一”的。而事实上，这种统一是建立在想像的、分裂的儿童的性关系之上的。性的画面应该能自由地在心理机制里流动，这样才能将感情冲动升华和构建。“艺术的色情”是思想的游戏，它使感觉变得细腻，却并不因此就把头脑中所想的直接付诸实践。但是，今天的X级电影并没有起到上述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用于“丰富”我们可怜巴巴的色情想像。在这种情况下，它起的是兴奋剂的作用。
在1989年，色情片的销量占整个影片市场的40％。尽管这类影片播放时间很晚，Canal电视台20％的用户看每月播出的这类电影，还有许多人在没有解码的情况下收视，画面的模糊并不太影响理解画面和对话。
色情影像的害处与连环画是一样的，它会限制人由自己幻想生发的想像力。
审查委员会把含有污言秽语的电影与患有“荧屏偷窥癖”的人拍的玩意列为同一等级。例如，贝尔托吕西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和安德烈的《克洛德太太》受到了同样严格的审查。参见《世界报》1989年8月13日、14日的《下流言行的界限》。
事实上，我们可以不借助“色情的假器”就可以在性关系中得到幸福和满足，重要的是要知道，创造自己的艺术，即自己的“色情”。现在，夫妻们越来越注意把“色情”引入爱情关系，并且越来越重视这一点，但是，“色情”有时候也会带来关系的倒退，因为它让人产生“心理爆炸”的恐惧感。今天的社会不仅正在“消灭身体”，而且我们正经历着身体的“非性化”，这种“非性化”正向许多堕落的罪恶敞开了大门。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有的性（1）
关于性关系这个问题，整个西方社会是如此的不理智，它甚至拒绝谈论这种不理智，直至认为对这个问题持客观态度是一种罪恶。我所要阐明的是——可能较为新奇——其他的文明尽管与我们的不一样，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不理智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存在其他的做法。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
性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中间有的是相互矛盾的。今天，每个人都希望与他人一样了解每一种性行为，而要了解性行为，必然要求用多种形式表述它。但是，今天的意识形态所阐述的并非社会生活，而是通过流行趋势表现出来的、取决于个人或某个群体观点的主观生活。现在的文化鼓励人们把大多数想法都付诸实践，希望以此看到“方式”的充分发展。人们的主观情景想像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丰富着个体的色情想像）很快就变得贫乏了，人们也开始主观的性生活。然而，当人们试图把自己的“幻觉”付诸实践的时候，他就“谋杀”了自己的想像。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知道每个性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在有意识的性关系中价值何在。这是与无意识的性关系中对什么都不加以区分是截然不同的。今日流行的“性平均主义”原来也出现过：在不同时期的危机出现时，它都出现过。
现在我们来审视一下各种各样的性关系的表现。许多媒体都作了这方面的调查，并发布了调查结果，它们都想让结果是“科学的”，但实际上发布的都是“假的知识”。我们会发现调查结果所显示的是一个越来越少存在于关系中，越来越缺乏创造性的性。这一结果将使我们明白这几年来社会意识和行为的转变。
调查的魔术
现在，性生活常常成为调查的对象，媒体定期发布这方面的消息，而调查结果往往成了标准，也就是说成了新的社会规范。可是，事实上，不管是一个行为还是一个想法，哪怕它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也不一定就是“心理的真实”，并不具有伦理价值。
另外，有可能对性行为作一个准确的调查吗？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调查并非研究，调查只有一个简单的探索工具：问问题，得到回答。然而，很明显，人们回答的不一定是事实，所以调查必须正视有许许多多不真实回答的现实。至于调查之后的评论，也让人不能保证其正确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由非专业人士作出的，往往含有个人兴趣和观点的成分，而且非专业人士对解释数字的工作会感到力不从心。如果我们不能用严格的方法分析主观，那么分析结果的说服力就值得怀疑——而且以上所述还建立在“调查确实有助于了解人类性关系”这一假设之上。
比如，一个对15至25岁的年轻人性行为的调查就不易进行，因为年龄段跨度过大了。整个这一年龄段的人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性行为的。15至17岁处于青春期的人心理与18至23岁的年轻人的是不一样的，而他们却得回答同样的问题。这样收集到的信息没有考虑到由于年龄的不同而产生的对性行为观念乃至性经验本身的认知的不同。在15至18岁间，性行为首先取决于“身体映像”；接着直到23至24岁，主要则是取决于对认识自身的疑问；再后来，则取决于对性身份和社会身份的疑问。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不同因素（当然还有其他不同因素），调查结果就有可能是想当然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毫无疑问，“调查”在许多领域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关于性关系调查的结果却可能离现实颇远。
对调查的处理方法也值得怀疑。有一个关于“不忠”问题的调查报告
《不忠》，发表于1988年11月17—23日《新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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