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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杂文集-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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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我们，近期接连发生重大事故：武汉的飞机失事、四川的渡船沉没、广东的烟花厂爆炸、广西的公交汽车翻入河中，以及河北霸州和河南禹州警察杀害无辜市民等恶性事件。以上这些事件，死亡人数之众多、发生频率之紧凑、事态发展之恶劣，比之台湾八掌溪事件，更能够激起公众的愤怒和舆论的谴责。然而，这些事件相继发生之后，从地方官员到最高首长，并没有一个人主动提出辞职。在某些官员们看来，若为乌纱故，生命、正义两者皆可抛。许多地方官员推诿责任，封锁消息，钳制媒体，对死难者及其家属冷漠到了“冷血”的地步。他们缺乏对同胞的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他们的态度用“草菅人命”这句古话来形容毫不过分。事件发生之后，这些官员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承担责任、引咎辞职或者积极处理善后工作，而是竭尽全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不准知情者向媒体传达真相，对外来的记者围追堵截，打出来的幌子却是“维持地方的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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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永远都不会迟到
“新总理原来是间谍”的消息，对于匈牙利政坛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七级地震。
两千零二年六月十八日，《匈牙利民族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份一九七八年政府文件的影印资料。该资料显示：当时的内政部长安德鲁拉斯·本凯推举“D209同志”担任反间谍部门的第一副手。这位“D209同志”的简历也同时在报纸上曝光，简历中的出生年月日、经历、甚至母亲的娘家姓等资料一应俱全。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位“D209同志”就是一个月前刚刚当选的新总理迈杰希！
当天的报纸被人们抢购一空。不少人对总理隐瞒间谍身份近二十年感到无比愤慨；更有一些选民大呼上当，后悔四月大选时“把神圣的选票投给了这个无耻的骗子”；某些保守党议员则号召群众起来要求总理“认错、道歉、走人”。
在民主化之前近半个世纪的专制时代，匈牙利的国家安全部模仿苏联的克格勃，分为搜集情报、反间谍和秘密警察三个部分。其工作受所谓的“共产国际情报局”指导，实际上受苏联当局的控制。一九八九年苏东剧变之后，秘密警察被解散。匈牙利的新宪法规定，曾经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人永远不能为政府服务，但曾经当过情报人员的则不受此条款的限制。迈杰希在旧政权中当过财政部长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等要职，同时他也曾隶属于反间谍部，法律并不禁止有这样经历的人再次为政府服务。但是，由于在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二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迈杰希一直隐瞒这段历史，使他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大多数选民的信任。不仅迈杰希本人面临着辞职的危险，而且他领导的联合政府也很可能因此受到内外的重创。这也许是三十年来政治生涯一路绿灯、平步青云的迈杰希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结果，他苦心经营一辈子的美好形象在一刹那间便灰飞烟灭了。
六月十九日，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迈杰希不得不向国会坦白：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在财政部国际司工作期间，他曾为政府的反间谍部门工作。至于为什么要隐瞒这段经历，他语焉不详。但是，他又努力为自己的过去申辩，声称自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间谍。面对数百名用轻蔑的眼光看着他的议员们，这位新总理吃力地说道：“我只是参与制止外国间谍掌握匈牙利的情报。需要强调的是，间谍与反间谍工作是传统的保卫国家的工作。反间谍工作者并不是密探，更谈不上是告密者。”
看到电视上迈杰希尴尬的神情，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审判，永远也不会迟到。每个人都必将为自己的言行付出相应的代价。或者是天上的律法，或者地上的律法，没有人能够逃遁。掩耳盗铃者所欺骗的只是他自己的感觉，强词夺理者所说服的只是他自己的内心。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某一时刻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刻都蒙骗一部分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的人。”换言之，只要人类存在，历史就不可能被彻底地销毁，记忆就不可能被全面地篡改。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你所做过的每一件恶行，都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潜伏在你的身边。你可以泯灭良知，你可以出卖灵魂，你可以狐假虎威，你可以为虎作伥，但是，天上有一双上帝的眼睛看着你，地上还有千万双老百姓的眼睛看着你，你无从隐藏那些邪恶的行径和赤裸裸的谎言。墨索里尼没有想到自己死后会和情妇一起被倒挂在电线杆上，斯大林没有想到自己发臭的尸体会被迁出红场的风水宝地，齐奥塞斯库没有想到自己会横尸街头、被群众的唾液所淹没，波尔布特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到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地步并像猪狗般可耻地死去，皮诺切特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还会面临被引渡回国审判的命运……这些人，昔日是何等的威风八面，操纵着人民生杀予夺的大权。然而，他们的下场又是何等的凄惨，惩罚的降临又是何等的迅捷！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一书中，曾经旅居德国的作家龙应台谈到了两德统一后东德秘密警察的出路。东德的秘密警察叫“国安”，他们的工作是“保护国家安全”。国安局的敌人是对内的，对准自己的人民——那些对国家“忠诚”不够的人民。他们要保护的，也是自己的人民，那些对领导的政治路线不存异议的人民。这两种人怎么划分？不太容易，所以需要秘密警察进行监视，需要“忠诚”纪录作为奖惩依据，需要出入境管理的各种措施来控制人民行动，需要新闻局和文工会之类的机构监督报纸和电视的内容。于是，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这些极权主义的爪牙们“合法”地对人民实施着无所不在的迫害和监视。他们说，他们是在执行任务；他们说，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
柏林墙倒塌之后，愤怒的人们涌进国安局的大厦，他们要把从前看不见、也不敢看的黑手抓出来。莱比锡警总头子在街头被人民包围了。在诘问之下，他胀红着脸，对着摄影镜头，还有电视机前几百万的人民，说：“我错了，我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这名警察头子公开表示自己的“羞耻”，这同时也是人类的自由、梦想和尊严的胜利。人们并不是故意要羞辱这名昔日的要人，而是为了申明正义的力量和人权的不可侵犯。
龙应台在《活过底片的世界》一文中，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德国的“大河文学”的概念。所谓“大河文学”，厚度有一百公里长，作者的名字是“东德公安部等”，“等”包括八万五千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这些秘密档案解密之后，普通公民均可查阅。然而，真相是令人恶心和窒息的——“做妻子的，发现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儿去报告自己行踪和言谈的，是共枕十年的丈夫。做学生的，发现记录自己‘不当’言行的，是那课堂上授课的老师。作家，发现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读了西方的刊物，打小报告的是那长年进出自己书房和厨房的知交。牧师，发现自己在几年前所以大病，是因为医生遵从公安部的指示，开给他损坏脑神经的药剂。异议分子，发现自己和辩护律师当年‘密谈’的内容，白纸黑字的记载着。病人，发现自己对精神病医生的倾谈，一卷一卷录在大河文学里……”这是最真实的历史。人类的罪恶在这里定格。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不也有着与之相似的“大河文学”吗？然而，再凶残的独裁者也不可能让民众永远生活在噩梦中。当阳光扫描过这一张张的底片的时候，善与恶、真与假的判断便掉了个。龙应台感叹说：“这一百公里长、三十吨重的‘大河文学’里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现在这部记载一个民族生活的巨作经过冲洗，拿到阳光下一看，世界颠倒过来，黑的全变白，白的全变黑了。”这一切，发生在东德，发生在匈牙利，发生在捷克，发生在波兰，发生在俄罗斯……这一切，还将发生在更多的国度里。
是的，阳光，只有阳光是永恒的。诚如《圣经》中所说：“你口任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馋毁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诗篇》50：19—21）不要以为让人沉默就是你的胜利，鲁迅说过：“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以迈杰希纵横捭阖政坛数十载的精明能干，到底无法拒绝阳光的来临；以斯大林牢牢掌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的心狠手辣，也毁灭不了索尔仁尼琴的勇气。那些如饥似渴地阅读《古拉格群岛》的眼睛，肯定比那些阴暗角落里告密的舌头多得多。
没有人能够一劳永逸地背叛良心，没有人能够一手遮天地干尽坏事。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灰头土脸地下台了，人们说，他是“大河文学”里有代号的一个线民。最高学府洪堡大学的校长芬可，也不光彩地被解聘了，人们说，在底片世界里他是一个依附政权的亲密合作者。这些被揪出来的人，片刻之前还以为黑暗可以一直维持下去，直到他们生命的终了，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与黑暗共舞。没有料到，阳光一下子就照射到这片阴晦的土地上。他们呆坐在破碎的世界里，“既不知如何诠释过去，也不知怎么面对未来”。曾经听命于秘密警察、给牧师“药物治疗”的那个医生，把背对着媒体的镜头。他从此不能再开业行医，更无法再面对社会——“给我安静吧！”他哽咽地说。他的眼泪是否能够抵消他的罪恶呢？
是的，无论是生还是死，法庭都不会允许任何人缺席。无论你贵为帝王，还是卑若走卒；无论你是一个口含天宪、杀人如麻的独裁者，还是一个在“以服从为天职”的教条下对群众开枪的士兵，你都得独自走上法庭，独自面对审判。没有人会替你顶罪，也不要存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一夜之后，迈杰希的头发白了不少。
迈杰希之后，还会有“迈杰希”被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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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者”游戏
“勇敢者”游戏
——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1998年6月29日上午，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刚刚结束百年校庆的北京大学。
克林顿首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发表长篇演讲。演讲以后，有七名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总统提问。早在6月25日，北大副校长迟惠生先生就对中外新闻界说，北大将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参加聆听克林顿总统讲演的学生名单。然而，许多北大学生并没有获得参加抽签的机会，他们纷纷表示根本就不知入场券分配的内情。
据1998年8月号的《华声》月刊报道说，四百多张“珍贵”的学生入场券，以三种方式发放下去：一是直接进入班级，由学生民主抽签，运气好的自然“登堂有门”；二是流入学生团体，由平时就喜好参加此类活动的积极分子获得；三是系里支配，主要“照顾”对象是那些口才好、思维敏捷的“优秀学生”。通过第一种途径分发的票数量最少。后来，进人礼堂的学生大部分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和有向这两方面发展的“积极分子”。这些学生能够代表北大吗？尤其是那七名学生所提的问题，真的就是北大学生的水准吗？
当时在会场外面，就有一家香港电视台采访场外的北大学生。有几名学生就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不配！真正的北大人不在里面。”里面与外面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分野。
那天北大学生所提的问题，大多数确实非常尖锐，有的甚至有挑衅的味道。事实上，北大校方在提问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暗示学生：要注意友好气氛，毕竟克林顿是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和访问北大的美国总统。但是，提问的学生依然要表示他们的勇敢和爱国，他们的“勇敢”使整个提问过程充满了火药味。他们的’情绪普遍都激动，仿佛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似的，仿佛被压迫已久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出气筒。克林顿在会后坦率地表示，“当天批评的成分多了一些”。这些学生也许因此而满意了——他们在提问中表现出了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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