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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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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论，情形却适得其反；这个理论我们把它叫作“生产力理论”（theTheoryofthePowersofProduction）。英国执政者对于这个理论所依据的基础并未加以审察，然而当他们执行着输入天然产物、输出纺织品的原则时，实际上却采用了这个理论。
英国执政者所注意的并不是在于价格低廉的、并不是经久存在的那些工业品的取得，而是在于代价虽较高而能够长期存在的制造力的取得。
他们出色地达到了这个目标。今天英国所生产的棉织品和丝织品价值达七千万镑，英国的制造品供应了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印度也包括在内。今天它的本国产额超织它以前经营印度制造品的贸易价额许五十倍到一百倍。
如果一个世纪以来它只是购入印度制造的廉价商品，对它又会有什么好处可说呢？
再说，那些为自己购买了那样便宜的商品的国家，到底得到了些什么好处？英国获得了力量，获得了难以估计的力量，而别的国家所获得的却是力量的反面。
这些都是以无可否认的证据为依据、经历史证实了的结果。面对着这样的事实结果，亚当·斯密对于航海条例竟会作出那样歪曲的评价，这只能由于那个原则，关于这个原则，我们在另一章里谈到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对商业限制所作出的错误结论时将有所分析。无限制自由贸易是这位先生最得意的见解，而这些事实却是与他的论点相凿枘的。因此他必须设法排除可能由航海条例效果中引证来的那些对于他的原则的异议，他排除异议的方法是把这些效果划分为政治的与经济的两种目的。他说航海条例在政治上虽然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利的，但在经济上是不利的、有害的。不论就事理或就实际经验来说，作出这样的区别其根据都是十分缺乏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的讨论中予以充分揭露。
萨依对于美国的经历或者了解得多一些，但是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凡是遇到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原则上互有抵触时，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比他的前辈还更进一步。他计算了一下法国政府在渔业津贴上对于一个海员的负担，从而说明这类津贴是如何地虚糜无益。
航海限制这个问题，对拥护无限制自由贸易主张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绊脚石；他们这些人，尤其是如果他们同时也是海口城市商业社会中的成员时，就只想悄悄地绕过这个绊脚石。
事体的真相是这样的。对航海的限制与对其他任何种事业的限制无异，是在同一个规律支配之下的。任何国家当处于初期文化阶段，它的农业与工业还没有获得发展时，对于外人经营的航海业与运输业的自由总是觉得有用的和值得欢迎的。这些国家，由于缺乏资本，缺乏海员人材，情愿把海运事业与国外贸易让别的国家来经营。但是过了些时，它们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已经学会了造船与航海技术，那时它们就要想从事于发展自己的国外贸易，用自己的船来运货，使自己成为一个海军强国。它们自己的商船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就会感到已经能够逐去外人，大可以用自己的船向最辽远的地区经营商业。于是时机成熟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国家借助于航海条例，就可以把那些在财力上、经验上、力量上都胜过一筹的外国人顺利地排挤出去，不让他们分享在那类业务上的利润。然后再进一步，当海运业务与制海权达到了最高度发展时，毫无疑问，一个新时代将开始。普里斯特利博士说：“这样的时候也许会到来，那时取消这个条例，与当初制订这个条例，可能是同样合机宜的。”当他说这句话时，在他心目中的就是上述最后的一个发展阶段。
一个国家，借助于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航海条约，可以获得确定的有利条件以对付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使它不能专为它自己利益着想采行航海限制政策；另一方面，由此可以防止它自己的航业人员趋于懈怠，鼓励他们在造船与航海技术上与别的国家齐步前进。威尼斯在争取霸权时，固然大大地倚仗了它的航海限制政策；但是等到已经在工商业上、海运事业上取得了优势地位以后，仍然抓着这个政策不放，这就是一个失策。因为这样就使它在造船、航海以及海员技能各方面，在竞赛中落在别的滨海国家与商业国家的后面，而那些国家却在步着它的后尘不断前进。英国就不蹈这个覆辙，英国的政策使它的海军力量有了增进，然后靠了海军力量使它的工商业力量有了扩大，而这一点反过来又助成了它海军势力的继续增长，殖民地的继续开拓。亚当·斯密当他认为航海条例对英国商业并不有利时，却承认这个条例无论如何是增进了英国的力量的。而力量比财富是更加重要的。事实的确是这样。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此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
但是亚当·斯密对于政治力量、生产力量与财富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反作用这个规律说若无睹，却敢贸然断言，从商业观点来看，麦修恩条约与航海条例对英国并无好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已经说明英国如何利用它所执行的政策获得了力量，如何基于政治力量进而获得生产力量，又如何由生产力而获得财富。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看一看，这个政策如何使它力量之上更添上了力量，生产力之上更添上了生产力。
英国掌握了每一个海洋的锁钥，对每一个国家都安置了步哨，它安置步哨的所在：对德国是赫耳果兰岛，对法国是格恩济岛和哲尔济岛，对北美洲是新斯科页半岛和百慕大群岛，对中美洲是牙买加，对沿地中海各国是直布罗陀、马耳他和爱奥尼亚群岛。它在通往印度的两条航线上据有了每一个战略要点，只有苏伊士地峡在外，然而也正在竭力争取；它以直布罗陀控制地中海，以亚丁控制红海，以布什尔和卡拉克控制波斯湾。它只须再把达达尼尔和松德海峡、苏伊士和巴拿马地峡拿到手，对于世界上不论哪个海洋，哪处主要航线，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开放或封锁。它一个国家的海军力量就超过了所有其他各国海军力量的总和，即使以船数计不一定这样，无论如何以战斗力计总是这样。
英国的工业在生产能力上超过了其他一切国家。虽然它的毛纺织品产量从詹姆士一世到现在增加了十倍以上（产值达四千四百五十万镑）但是还有一种工业，只是从上一世纪才建立起来的，即棉纺织业，它的产值却更加庞大，达五千二百五十万镑。
英国的麻织业与别的国家对照下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它在工业上虽然取得了上述成就，仍然未能满足，在麻织业方面也想急起直追，取得与上述两种工业相类或者更高的成就；目前它的麻织品产值是一千五百五十万镑。当十四世纪时英国在铁的生产上还那样贫弱，因此对于这种不可少的金属认为有禁止出口的必要；但是在今日十九世纪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它所产的钢铁制品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一切国家，产值达三千一百万镑，所产的煤与其他矿产则产值达三千四百万镑。按除英国外，所有其他国家的金银产值总许约二亿二千万法郎，合英币九百万镑，上述英国两项生产合计的产值与这个数值对照，计超过七倍以上。
现在英国所产的丝织品产值针一千三百五十万镑，超过了中世纪时所有意大利共和国在这方面的产值。有些在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时代不足挂齿的工业，现在也有了巨大产值，例如玻璃、瓷器与陶器的产值达一千一百万镑，铜与黄铜产值四百五十万镑，纸张、书籍、颜料与家具产值一千四百万镑。
还有，英国的皮革制品产值达一千六百万镑，杂项物品产值一千万镑。英国单单啤酒与蒸馏酒这一类的产值，就大大超织了詹姆土一世时代全国四千七百万镑的总产值。
现在联合王国工业的总产值估计达二亿五千九百五十万镑。
由于、也只是主要由于这种庞大的工业生产，使农业方面的总产值达到了五亿三千九百万镑，超过上面的数字一倍以上。
固然，英国的力量以及它生产力这样的突飞猛进，并非完全是出于它的商业限制政策、航海条例和商业条约之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在科学上、技术上的胜利。
但是我们要问，今天一百万的英国工人，怎么会完成数目比他们大许多倍的那些人的工作呢？这是由于人们对英国工业品的巨大需求；它懂得怎样运用明智而有力的政策，在国外、尤其是在它的殖民地引起这种需求，这是由于施之于它国内工业明智而有力的保护政策，是由于它利用专利法对于每一种新发明所提供的优厚报酬，也是由于公路、运河及铁路所提供的在它内地运输方面的高度便利。
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的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成国家财富、人口与政治力量的增长。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勤奋并且有着良好管理制度的国家，在短短的半个世纪期间，即使处于对外战争的环境下，在这方面所能做到的是什么。现在看来，意大利各共和国以前在这些方面所获得的一些成就，只是儿戏而已。据估许英国在那些与国家生产力有关的巨大设施方面的花费达一亿一千八百万镑。
但是英国只是在它的工业力量已经开始有所发展时，才着手进行这些工作的。从那时起，一切观察者都看得很清楚，一个国家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只有在它的工业力量已经开始有大规模发展时，才能办到；只有在国内工业生产与农业资源同时有了发展时，代价这样高的商业设备才能获得补偿；也就是这类设施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它们充分完成使命。
同时也必须承认，英国的巨大生产力与巨大财富，并非单单是国家力量与个人的利得心的结果。人民爱好自由与公正的先天禀赋，人民的活动力和他们的宗教、道德品质这些方面，都是有关系的。国家的政体制度，政府与权要人物的智慧和力量，也是有关系的。不仅如此，地理的环境、国家的气运，甚至侥幸因素，在其间也未尝没有关系。
在大势的演进中，究竟是物质力量超过了精神力量的作用还是后者的影响超过了前看，究竟是社会力量在支配着个人力量还是后者影响了前者，这些都是不容易肯定的。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互相起着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这一组力量有了增长时即足以促使那一组跟着增长，有一组力量有了削弱时，另一组也难免不被波及。
有人以为英国的勃然兴起与不断进步，根本原因在于安格鲁撒克逊与诺尔曼血统的混合，提出这个见解的人应当先看一看英国在爱德华三世在位以前的情况。在那个时候，民族的勤勉耐劳精神与俭约习惯到底表现在哪里？还有人说根本原因是人民所享有的宪政自由，那么他们可以看一看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议会的。在都铎王室的统治下，英国的宪政自由又在哪里？在那个时候，德国和意大利各城市却享有比英国多得多的个人自由。
在自由的宝库中独有一个宝是安格鲁撒克逊…诺尔曼民族远在日耳曼血统其他民族之先就保留下来的，是英国一切自由公正观念所由滋长的种子——这就是陪审权。
当那部罗马会典在意大利发现时，当那个从废墟里掘出来的遗骸（在它的时代无疑是非常伟大的，是智慧的结晶）其势力弥漫于欧洲大陆各国时，英国的权要方面却毅然表示，有关法律与土地的任何变革将不予考虑。他们没有把由这部会典而来的遗毒遗留给后代，这是何等的伟大智力！这种智力，在物质生产的力量上后来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英国不但对于罗马会典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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