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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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不知道这个案子。这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因为我们推测，菲尔比会从他自己
的利益出发声称在这起案子上是讲信用的，也许这次菲尔比讲的是实话。
　　　　我安排了对斯克里普金这两份文件的整个分发情况做一次全面的调查，看看是
否还能发现与此案有关的新东西，结果很有启发。五月那份报告就被发到海军情报
处（香港），新加坡的远东安全情报处和伦敦的海军情报处。他们把报告放进海军
公文摘要，并在海军情报处内部分发，还例行送一份到英国秘密情报局R　处的海军
科去，海军科又把它转给五科去归档。对军情六处进行的大量的记录调查表明，菲
尔比从未出现在这个文件的散发对象名单上。
　　　　七月的文件以同样的渠道分发，除了新加坡的远东安全情报处之外。他们决定
把两份报告订在一起，并按惯例送给军情五处，送达时间为八月八日。这时军情五
处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而且只有在那里这两份报告才是订在一起的，这正好与戈
利金的回忆完全符合。出卖斯克里普金的人肯定在军情五处而不在军情六处。菲尔
比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而布伦特早在一年前离开了军情五处，这样矛头就再次指向
了处理当时斯克里普金档案的F　处副处长的罗杰·霍利斯。
　　　　“流畅”指控的大概范围清楚以后，我开始了我所从事过的最危险的工作。在
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我开始对霍利斯的背景进行“自由”调查。我得小心翼翼，
我深知哪怕只是最细小的泄漏，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我被解雇。我访问了牛津的波
德里安图书馆。我从那里的大学记录中发现，霍利斯从未得过学位，尽管他是在二
十年代进学校的。他念了五个学期以后就原因不明地离校了。对于一个如此安分守
己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到霍利斯原来学习过的沃尔斯特学院，在那
里查阅了记录，以便找出谁曾同他住在一层楼上。霍利斯在第四学期时搬进了惠灵
顿广场的宿舍，我查阅了所有的牛津一览表，上面列有牛津住读生的地址，为了找
出与他同住一幢楼的那些学生，我甚至还查阅了大学高尔夫球协会的记录，希望从
中能找出一根能表现霍利斯个性的线索。
　　　　我没有霍利斯的工作履历，只得抓瞎。我从霍利斯的谈话中知道他曾去过中国，
因此我又去了护照办公室查找他到达和离开英国的日期。我去了霍利斯到中国之前
工作过的标准特许银行，并在那里做了细致的调查，但除了一个转寄北京一家银行
的地址之外，什么记录也没有。
　　　　我想找到一些有关一种秘密生活，或一个不拘小节的朋友，或一种公开政治活
动的迹象的证据。每一个人的处世为人如何，都可以由他周围的朋友来评论。于是
我把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这段关键时期与霍利斯很接近的人列在一张名单上面。
在牛津有两个人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克劳德·科伯恩和莫里斯·理查森，这两个
人都是左翼分子。当我检查科伯恩的档案时，我注意到了霍利斯在整个大战期间一
直保存着这份档案，并且从来没有按照情报机构的习惯要求，在这份档案上填写他
与科伯恩的友谊关系，我怀疑他有某种要掩盖这种友谊关系的原因。科伯恩与共产
国际有着广泛的接触。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模式。中国在三十年代是个政治活动的温床，是共产国际进
行招募的活动场所。温特博恩告诉我，他在日本认识一个退休了的老上校，此人在
中国时认识了霍利斯，曾在一幢房子里同住了一年时间。休约我去拜访他，他叫托
尼·斯特布尔斯，一个鲁莽的是式军官，他清楚地记得霍利斯。他说他从不知道霍
利斯的政治观点，但总推测他的观点是左倾的，因为他与一个左翼新闻记者艾格尼
丝·史沫特莱经常来往，此人是共产国际的得力招募者；另外还有一个人叫阿瑟·
尤尔特的男人，斯特布尔斯把他描绘成一个国际社会主义者。
　　　　另一个被访问的人（是阿瑟·马丁访问的）叫简·西斯莫尔，在战前她负责把
霍利斯带进军情五处。她最后从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与军情六处的一个官员结
了婚，改称简·阿切尔。她是一个难以亲近的知识分子，曾负责过军情六处以前的
共产主义事务研究部门。我过去因为D　处三科的调查工作常常去找她，她很愿意提
供帮助，还告诉我调查应该追溯到多年以前。有一天下午，我提到米切尔和霍利斯
的话题，他们两人在战争期间都与她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简是一个深谙世故的老
手，完全知道我为什么要试探她。
　　　　“他们两人当中有一人会是间谍，你认为呢？”我问她。
　　　　“他们两人都不值得信任，”她告诉我，“但如果让我来选择谁更有可能是间
谍的话，我会挑选罗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霍利斯亲自打来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如此随便，
一改他过去的做法。以前没有他私下的通知，我从来没去过他的办公室。他在门口
热情地招呼着我。
　　　　“到这边来坐。”他笑容满面地说。
　　　　他拂去了沙发上想像中的灰尘，坐在我对面的一把安乐椅上。这也令人感到奇
怪，霍利斯通常坐在一把直靠背椅子上。霍利斯急于使这次会见随便些，于是他不
自然地闲谈起他即将退休的事。
　　　　“艰难时期，”他说，“养老金不多，每样东西都要花钱……”
　　　　“你的安排计划是什么呢？”
　　　　“哦，我想到乡下去。我在那里有一小块地方。马上摆脱这一切。打打高尔夫，
散散步……就像这类的事。”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想到几个星期后我的照片就要挂在那里了，真觉得好玩。”他说着，抬头看
了看墙上那些俯视着他的肖像。这些肖像神态各异：凯尔的僵直的军人姿态，皮特
里的装腔作势的潇洒，西利托是个驼背耸肩的警官，狄克的轻松而超凡的魁力。
　　　　霍利斯转过头来面对着我，向前俯躬着身子，双手放在膝盖上，并且无缘无故
地傻笑着。
　　　　“彼得，在我走之前我只有一件事想要问你。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认为我是个间
谍。”
　　　　我必须迅速地想一想。如果我向他撒谎，而且他知道了我在撒谎，那么那天我
就完蛋了，所以我向他讲了实话。
　　　　霍利斯对此表现得很自然。大约十年前，他和我讨论蒂斯勒之时起，我们就开
始产生了对抗。现在这种对抗公开了，它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摆在我们之间的桌
子上。面对过去所有秘密培育出来的怀疑，仿佛再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都是根据过去那些指控，先生，”我告诉他，“还有导致案件出问题的线
索。你知道我对战后失败的看法，这是一个消除的过程。首先是米切尔，现在是你。”
　　　　“哦，是的——但肯定你在注视着新的情况……？”
　　　　“是的，是过去的指控，先生。”
　　　　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沃尔科夫的清单、重新翻译的电文、古曾科的埃里以
及斯克里普金的报告都对他说了一遍。
　　　　“好啊，彼得，”他和气地笑着说，“你已经给我戴上手铐了，不是吗？……”
　　　　我想插上一句，可他把双手的手心朝着我，让我保持沉默。
　　　　“所有我能说的就是我不是个间谍。”
　　　　“可是先生，在‘流畅’会议之前，我能下什么定论呢？什么定论也没有……”
　　　　“我也许能找出审讯古曾科的笔记来……”他说得并不肯定，“说句老实话，
我真的回忆不起斯克里普金了，还有沃尔科夫……”
　　　　他用削尖了的铅笔敲着他坐的椅子的边缘，咔嚓咔嚓地碰着牙齿。
　　　　“我不认为你在沃尔科夫问题上是对的。为什么菲尔比要远远地跑到土耳其去？
他应该先核对一下。”
　　　　他叹了口气，仿佛全是过去的事了。
　　　　“‘流畅’是很有用的，不是吗……？”他突然问道。
　　　　“我想是的，先生。我想这项工作早就应该开始。”
　　　　“是的，我就认为你会这样想……麦克唐纳并不这么肯定——嗯，我想你是知
道这一点的。”
　　　　“他收到了报告，我想他读过了这些报告。”
　　　　“哦，是的。我肯定我们大家都读过，”霍利斯回答说，“很引人入胜。全部
的历史。抖掉管子上的蜘蛛总比不抖掉的好。”
　　　　他又无缘无故地傻笑起来。
　　　　“好了，谢谢你的坦率，彼得。”他说着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我得继续工作
了。跟你聊聊还真不错，可是……”
　　　　他僵硬地挪动步子回去继续于工作了。我们俩像两个演员一样，从不同的两侧
退场，我们扮演的角色演完了。
　　　　我再也没有见到霍利斯。不到几个星期，新局长马丁·弗尼瓦尔·琼斯搬进了
那间办公室。他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把墙上那些肖像拿走，并把它们挂在接待室里。
　　　　“这种工作不需要观众。”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含糊地咕噜着说了
这句话。
　　　　琼斯的言语不多而决心很大，他很适合干这种工作。他确信自己面临着一个主
要的问题——苏联进攻的规模，这是就苏联在伦敦的情报官员相对于他手下那几个
可怜的数量而言。作为局长的任期职责是展开一场扩大军情五处并削减苏联外交人
员的战役。他在第一件事上获得了一些成功，他在第二件事上最终也取得了胜利。
　　　　琼斯的首要任务是反苏联间谍。他接任后，处理这个问题的整个方式全都改变
了。以前我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批准，而对琼斯我可以打电话给他，或直接去见
他，并能当场得到一个决定。他毫无保留地支持D　处三科的调查工作，并爽快地批
准所有的重要会见。他在对案件进行有价值的判断上从来不缩头缩脑，如沃森案件
和普罗克特案件。如果证据使他信服，他就会采取行动。琼斯是一个不耍心计的人，
表面上是一副典型的英国绅士派头，但实际上却十分倔强。这使他在白厅里没有几
个朋友，但这种性格正是情报机关所不可缺少的。
　　　　他任命安东尼·西姆金斯为他的副手，这使我感到难过。西姆金斯大概是我在
军情五处最不喜欢的人了，他对我的感觉也差不多一样。我知道他一旦被任命为副
局长以后，我就会遇到麻烦。西姆金斯是一个律师。几年前，他和我就有过一次激
烈的争论。他当时是C　处的处长，他在那里有过一些不显眼的成功。那时我被指定
担任一个联合工作组组长，该工作组包括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外交部和政府通讯
总部，其任务是检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技术安全，因为负责截听当地苏联通讯
的无线电室发生过一次火灾。调查结果很清楚，苏联人不仅故意放过火，而且他们
在一段时间里接触过该无线电室。苏联人每天晚上都在辨认我们无线电接收机的变
动，因而他们知道我们在截听什么。使馆里打扫卫生的苏联人甚至干脆就卸下安全
门锁上的销栓，长驱直入。
　　　　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我还解开了沃尔科夫清单上的另一个谜。沃尔科夫声称
苏联人能读懂英国外交部在莫斯科所使用的密码。麦克莱恩肯定把他在外交部接触
到的所有密码都出卖给了俄国人。但是，外交部的记录表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那段时期里用的是一次性密码本，所以不能归咎于麦克
莱恩。
　　　　想起我在一九五一年搞“那玩艺儿”的事，我敢肯定苏联人一定在使用一种隐
藏的话筒系统，我们最后找到了两个埋藏在密码室屋顶的石灰板内的话筒。在战争
期间，大使馆的一次性密码通讯按惯例是由两个人来处理的，一个人读电文内容，
另一个人则把他读出来的电文译成密码。苏联人用他们的话筒干脆把原文录下来。
建筑研究实验室干得非常出色，使我们能够确定埋藏话筒的时间可能是在一九四二
年。当时大使馆在古比雪夫。
　　　　工作小组的报告认为，它发现了大使馆内的安全令人吃惊地处在一个持续异常
的水平上。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同意一项极为重要的意见，就是要求专门确定一
个军情五处的官员来负责大使馆的安全工作。我把这份尖锐的报告交给了当时的副
局长琼斯，请他批准后再送外交部。琼斯建议我，出于礼貌应把它给西姆金斯看一
看，他好歹还是负责安全保卫的C　处处长，从技术上讲，工作组触及了他的范围。
我拿一本复制件给西姆金斯看。令人吃惊的是，他在几小时之后就气势汹汹地通知
我上他的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