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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顾炎武(清)-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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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生平精诣之书，无过《日知录》三十二卷。于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最有补于学术世道。自序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其去取谨慎、空诸依傍如此。晚益笃志经学，居华阴时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者不足为也。韩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叙》，而一切谀墓之文不作，岂不诚山斗乎。”排斥王派理学最力，谓“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乃本朱子之说，参之以黄东发回抄，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渠、象山者甚峻，作《下学指南》一卷。凡请讲学者，亦谢绝之。在关中对人曰：“诸君，关学之馀也。横渠蓝田之教，以礼为先。孔子尝言‘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而刘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然则君子为学，告礼何由？近来讲学之师，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其教不肃，方将赋茅鸱之不暇，何问其馀哉！”其宗旨所存，具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云；
“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营学之事也；自于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失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康熙庚申，其妻殁于家，寄诗挽之而已。次岁，卒于华阴，年六十九。无子，自立从子衍生为后。门人奉丧归葬昆山。所撰著除上述外，尚有《顾氏谱系考》一卷，《菰中随笔》三卷，《救文格论》一卷，《杂录》一卷，《亭林文集》六卷，《诗集》五卷，《馀集》一卷。高弟子吴江潘耒收其遗书，序而传之。
其做学问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资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绝顶聪明人，谅来谁也要承认。但他做工夫却再笨没有了。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抄书”。（《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毕生学问，都从抄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说他“以抄书为著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抄撮未经厘定者。（《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云：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其成四十余帙。《肇域志》自序云：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中，凡阅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行；旁行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若《日知录》，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抄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抄而不在著。
虽说抄书，却绝非如“文抄公”那样为抄而抄，实际上是寓创新于抄书之中。有人问他《日知录》又成几卷，他答道：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你说《日知录》这样的书容易做吗？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几条。我们根据这种事实，可以知道，不独著书难，即抄也不容易了。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这个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谓采山之铜与铜之分别何如。他这段话对于治学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领会了。
亭林的《日知录》，后人多拿来比黄东发的《黄氏日抄》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从表面看来，体例象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录》不然，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试观卷九宗室、藩镇、宦官各条；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卷十一黄金、银、铜各条，卷十二财用、俸禄、官树各条，卷二十八押字、邸报、酒禁、赌博各条，卷二十九骑、驿、海师、少林僧兵、徙戎各条，卷三十古今神柯条，卷三十一长城条，则他每撰成一条，事前要多少准备工夫，可以想见。所以每年仅能成十数条，即为此。不然，《日知录》每条短者数十字，最长亦不过一二千字，何至旬月才得一条呢？不但此也，《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例如卷十三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清议、名教、廉耻、流品、重厚、耿介、乡愿之十二条，实前后照应，共明一义，剪裁组织，煞费苦心。其他各卷各条，类此者也不少。所以，如果拿阎百诗的《潜丘札记》和《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相比，还有点像。顾亭林的《日知录》，却与他们都不像。他们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绵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后来王伯申（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是模仿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之第一步，无论做何种学问都该用他。
亭林对于著述家的道德问题，极为注意。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为自作也”。（《文集》卷二《抄书自序》）又说：“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者，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条）又说：“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义，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同上）他论著述的品格，谓“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他做《日知录》成书后常常勘改，“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削之”（《日知录·自序》）然则虽自己所发明而与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何况剽窃！学者必须有此志气，才配说创造哩。自亭林极力提倡此义，遂成为清代学者重要之信条。“偷书贼”不复能存立于学者社会中，于学风所关非细。
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亭林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又说：“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再待十年。其初刻《日知录·自序》云：“旧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而犹未敢自以为定。……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文集》卷二）
亭林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少也；自大，亦少也。”（《日知录》卷七《自视然》条）他的《日知录》，阎百诗驳正若干条，他一见便欣然采纳。（见赵执信所作阎墓志）他的《音学五书》，经张力臣改正一二百处。（见《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他说：“时人之言，亦不敢没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以进于学。”（《日知录》卷二十《述古》条）。这种态度，真永远可为学者模范了。
亭林的奢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此外著述，尚有《五经同异》三卷，《左传杜解补正》三卷，此外《九经误字》一卷，《五经考》一卷，《求古录》一卷，《韵补正》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历代宅京记》二十卷，《十九陵图志》六卷，《万岁山考》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岱岳记》八卷，《北平古今记》十卷，《建康古今记》十卷，《营平二州史事》六卷，《官田始未考》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顾氏谱系考》一卷，《谲觚》一卷，《茀录》十五卷，《明季实录》一卷，《圣安皇地本纪》二卷，《救文格论》、《诗律蒙告》、《下学指南》各一卷，《当务书》六卷，《菰中随笔》三卷，《文集》六卷，《诗集》五卷。其书或存或佚今不具注。但观其目，可以见其影响于后此学术界者如何矣。要之，亭林在清学界之特别位置，一在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务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如参验耳日闻见以求实证，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独有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竟没有传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
●序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
●卷一
○三易夫子言包羲氏始画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辞始名为《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也》，二曰《归藏》，三《易》之名以名之也。
犹之墨子书言“周之《春来》，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周、燕、宋、齐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鲁史之名以名之也。
《左传·僖十五年》：战于韩，卜徙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成·十六年》：战于鄢陵。公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别有引据之辞，即所谓《三易》之法也。
○重卦不始文王大卜裳《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考之《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者，不始于文王矣。
○朱子周易本义《周易》自伏羲画卦，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谓之经。经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谓之传。传分十篇：《彖传》上下二篇，《系辞传》上下二篇，《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篇。
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
程正步传因之。及朱元晦《本义》，始依古文故于《周易·上经》条下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晃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用程、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传之后。
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放此。”此乃《彖·上传》条下义，今乃削“彖上传”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象上传’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馀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条下义，今乃削“文言”二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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