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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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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虽然失败,就其实现永恒观念而言却自有其意义;因观念要想在现实世界里复活,只能通过尽心竭力的人们在晦暗不明的地带勾勒成形,还要准备着为它步上尘垢扑面的死亡之路。从精神方面着眼,“胜利”和“失败”二词都有了新的涵义。自此以后,我们必得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第一章、加尔文夺权


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日内瓦的自由民们被一阵喇叭声正式召集到主要的广场。他们举起右手,一致宣布自此以后,他们将完全“按上帝之福音与言语(selon l'évangile et la parole de Dieu)”生活。
这宣告经过了公民投票,这种极端民主制度至今仍在瑞士盛行不衰。在前主教宫,宣布了改革后的宗教自此成为日内瓦惟一正当许可的信仰——这城市共和国的信仰。那老派的天主教信仰,不光要从这罗讷河畔的城里驱逐出去,还要将其粉碎,将其彻底根除,这简直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在暴民的威胁下,最后的一批神父,牧师,修士,修女,全给逐出了修院;所有的教堂一无例外,都清除了偶像和其它“迷信”的象征。于是,五月里这确定胜利的节日终于来到啦。从这一天开始,新教绝非仅仅坐上了头把交椅,更执掌了独一无二的权力。
在日内瓦城,这无羁无绊的激进宗教改革,主要由一个恐怖主义者推动,便是传教士法里尔。此人禀性狂热,长相褊狭,盛气凌人,冷酷无情。“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那样傲慢无耻的东西,”素来温和的伊拉斯谟也要这样说。这“法国的路德”,对民众施加了压倒性的影响。他五短身材,奇丑无比,一部红胡须,满头脏头发,在布道台上向百姓们雷霆般喊叫,那暴烈的性格激起他们感情的暴风骤雨。诚如政治革命家丹东,这宗教革命家法里尔,有本事联合起群众分散隐藏的天性,鼓动他们团结起来发动攻势。在胜利之前,法里尔上百次甘冒丧命的危险。他曾在乡村给人威胁拿石块砸死,也曾被所有的行政当局逮捕禁止。可这人精力超群,蛮横无理,却又信念专一,他便以强力粉碎了抵抗。他带了一批冲锋队员做保镖,径直闯进个天主教堂,那当儿教士们正在祭坛上面举行弥撒。他直冲上布道台,在支持者的喝彩声中,痛骂反基督者。他组织了一批街头流浪汉,用做他的第二武装;他煽动一群孩童,在礼拜时间突袭了总教堂,他们尖声呼啸,放声大笑,学着鸭子的声音嘎嘎叫,把天主教徒的祈祷搅了个一塌糊涂。到最后,追随法里尔的人越来越多,他也便更加胆大妄为。他动员自己的卫队发动最后的攻势,指挥他们闯进修院,从墙上扯下圣像,再把这些“偶像”烧毁。这野蛮暴烈的手段,竟取得了成功。一小批积极行动的人,靠他们超群的勇气,靠他们随时准备使用恐怖手段的决心,便能够吓倒多数人——只要这多数人虽则人多势众,却松松垮垮,不堪一击。天主教徒们抱怨这些捣乱行径,试图敦促市行政会管起事来;可总起来说,他们宁愿闭上嘴巴耽在房里,直到最后,主教把自己的教区拱手交给大获全胜的改革派,未还一手便仓皇逃遁。

    然而如今,到了胜利的时刻,法里尔那缺乏创造力的典型革命家性格便暴露无遗。凭借着冲劲和狂热,他自能把旧秩序推翻;然而,他无能建立新秩序。论辱骂他堪称一等一的高手,却不具有组织才能,精于捣乱,而不擅建设。他能对罗马教会评头品足,煽惑愚钝的民众仇视修士修女;靠那渎圣的双手,他能够破坏摩西的律法。待到这一切大功告成,他却只剩下以绝望的困惑,凝视自己一手造成的这片废墟的份儿——因他的心里没有目标。如今,在日内瓦天主教已然被扫地出门,新的原则将要取而代之,法里尔竟然一败涂地。他那颗心纯粹专注于破坏,造成的惟有真空而已;一个街头革命家,绝不会属于建设性的理智类型,破坏的完成,便是他工作的结束。

    在关键时刻犹疑不决者,绝不仅法里尔一人。在德国,在日内瓦而外的瑞士其它地方,宗教改革的领袖们面对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同样表现得分崩离析,首鼠两端,不知所措。路德跟茨温利起初的计划,不过是净化现存的教会,把对于教皇和市行政会权威的信仰,导引到对久经遗忘的福音信条的信仰。在他们眼里,宗教改革,便意味着开始对教会进行重建——或可说进行改善,进行净化,恢复其初期的诚信。然而,天主教会却是强梗固执,不思让步,他们无法从天主教会的内部工作,而只能转到教会的外部——这样的工作事不宜迟,因为一旦需要超越破坏,转入建设,分道扬镳的局面便就此出现。诚然,对这般宗教革命家,诸如路德、茨温利以及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学家,最最合乎逻辑的惟有一端,便是为了新的教会,基于共同的信条与实践,兄弟般团结起来。然而何尝有上合自然、下应逻辑的事情,影响过历史的进程?世界范围的统一新教教会不曾建立起来,满世界倒是冒出了无数小规模的教会。维滕贝格对苏黎世神学家的话嗤之以鼻,日内瓦又对伯尔尼的实践弃如敝屣。每个城市,都想搞自己的一套宗教改革,有的是苏黎世的模样,有的是伯尔尼的风格,还有的则是日内瓦的精神。每一个历史性的关头,欧洲诸国民族主义者的傲慢,恰正预言般地宣告了各行政区具体而微的傲慢。如今,路德、茨温利、梅兰克森、比塞、卡尔施塔特等等一干人,在刻毒的争论当中,在神学的琐屑分析和小册子当中,徒靡他们的精力——其实只要团结起来,他们的精力便足以瓦解教会世界的庞大结构。在日内瓦,当法里尔凝望旧秩序的废墟,他只觉到彻底的无能为力;这真是一个人典型的悲剧,他攫住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然而这使命因而强加给他的责任,他却无力承担。

    这不幸的胜利者偶然听说,加尔文,那有名的约翰?加尔文,正从萨沃伊回家,而将在日内瓦停留一天。法里尔高兴极了,便匆匆赶到加尔文下榻的客栈造访他,求那领袖给他重建教会的工作做些忠告和帮助。虽则加尔文还不满二十六岁,比法里尔足足小上二十岁,他已然获取了无可抗衡的权威。这位主教税吏和公证员的儿子生于庇卡底的诺庸,受的是蒙太古学院严格的教规教育,这一点伊拉斯谟和罗耀拉也是相同的命运。这约翰?加尔文(或叫沙文),起初立志投身教职,而后又打算做律师。二十四岁上,因为倡导路德教义,他便从法国流亡到了巴塞尔。
流亡者一离开祖国,多半便丧失了内在的活力。然而对加尔文,这样的遭际反于他有利。在巴塞尔,欧洲的两条坦途交汇于此,五花八门的新教教义相撞相突。加尔文有的是真知灼见与深刻的逻辑,他认识到这一时刻的意义极为重要。日益增多的激进教义,正从福音信条的核心分化出来;泛神论和无神论,宗教狂与狂热派,开始使新教逾出基督教的正轨,变得面目全非。闵斯特城再浸礼派那骇人的悲喜剧演完了血腥可怕的尾声;新教恰似它那罗马天主教会的对手,面临着分裂为诸多宗派,由世界性权力沦为一国权力的危险。这二十五岁的人,他的自信有如圣灵充满的先知,立即认识到必得采取怎样的步骤,才阻止得了改革后信仰的分裂。新的教义,定要在一部著作、一个规划、一份纲领当中具体胪列,福音信条的创造性原则需要条分缕析。这加尔文少年气盛,精神抖擞,他做法学家和神学家虽则藉藉无名,却自始便认识到这工作的势在必行。那般世所公认的领袖还在争论细节,他却坚定地着眼全局,在一年里写成《Ins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e(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信条原则的著作,于是它变成了新教的首要指南和典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Institutio(原理)》能列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的十来部著作之一。自路德翻译《圣经》以来,这堪称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伟绩。书中那坚定不移的逻辑,不可撼动的结构,立时影响了加尔文同时代的人——它的质量,便使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宗教运动需要一个天才去发动,又需要另一个天才去结束。鼓动家路德滚动了宗教改革的巨石;组织家加尔文则在这巨石摔得粉碎之前阻住它继续滚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之上不妨说,正是《Institutio(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一如《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两者都划定了决定性的界线,总结了过去的成就;两者都为一场疾风骤雨般的运动,夺去了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动力,好给它盖上法律形式和稳定的印记。于是,武断演化成教条,自由引发了专政,宗教热情受到严格的羁绊。诚然,一旦革命遭到约束,其动力多半便会丧失殆尽。加尔文对宗教改革,便干下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使得自此以后,作为宗教上统一广泛实体的新教教会,只能同具有相同地位的天主教会平分秋色。

    加尔文首次系统阐述的严格信条,他绝不软化纾缓;他那超群的力量,于此也可见一斑。他的著作,后出的版本只有对起初决定性认识的补充,而绝无修正。诚如马克思与叔本华,他年方二十五岁,还没有任何经验,便顺理成章地把他的哲学推演到结论。于是他平生余下的岁月,命定要看到他的哲学,由观念世界转化为现实。他的著述中重要的词句,他从不稍加修改;他不蹈人踵武,也不想跟敌手妥协。与这样的人交手,若不打倒了他,就只能被他打倒;做他的战友也罢,敌手也罢,就休想能够首鼠两端。若非跟他决裂,便只能毫无保留地向他俯首称臣。

    初次见面,法里尔甫经交谈,便对这一点了然于胸,于此倒见出他的伟大。年纪上他自然大得多;然而打从那一时刻,他便将自己彻底依属于加尔文。他把加尔文看做领袖和主人,而他则变成这主人的仆从和奴隶。以后的三十年里,法里尔对他主子的每一句话,都不敢稍有悖离。每次战斗,每个事件,他都投身加尔文一方,急如星火地听从加尔文的任何召唤,为他声援,替他作战。对加尔文,他从不怀疑,绝不批评,他那服从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这实在是对加尔文如此献身的第一个门徒。他这样的下属惟有盲目狂信,把这当成做门徒的至高的责任。只有一次,他向加尔文提出了要求,便是在他们刚结识的时候。他要加尔文作为惟一有资格的接收者,接受日内瓦宗教领袖的地位。于是这主人在日内瓦,便好以其卓越的能力构建宗教改革,这实在是法里尔自己力所不逮的事情。

    据加尔文后来透露,他曾久久地坚持拒绝应允这叫人瞠目结舌的吁请。像他那样的人,追随的是精神而非肉体,一旦人们要他们离开纯思,好投身政治现实主义晦暗纷扰的领域,那总归要做出个负责的决定才行。不消片时,一种神秘的畏葸,便攫住了加尔文。他犹疑不决,他举棋不定,说自己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他求法里尔叫他安静地耽在书本和疑难的世界里。到头来,他如此强梗地拒绝吁请,叫法里尔失去了耐心。于是这法里尔,带了种旧约先知一般的狂暴力量,吼叫道:“你在狡辩你研究的重要。可凭着全能上帝的名义,我要向你宣示,若你拒绝替主做工,追求尘世的事务而不追随基督,上帝的诅咒必会临到你!”

    这激奋的呼吁打动了加尔文,也决定了他的一生。他便宣布,准备在日内瓦建立一种新秩序。此前他惟在勾勒言辞与观念,而今却变成为行动与工作。他不再把自己的意志印在书上,而开始将其强加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

    人们对生存其间的历史时代所知最少。那些极重要的时刻,徒然竭力要唤起他们的注意;一个时代的决定性关头,也难得给这时代的编年史家多惠顾一眼。于是乎我们读到,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日内瓦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里,法里尔建议任命加尔文为“lecteur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朗读教士)”;而这将使得日内瓦名扬世界的人,书记员竟没有劳神记下名字。记录秘书干巴巴地写道,法里尔怎样建议“iste Gallus(那高卢人)”——那法国人——继续他教士的工作。仅此而已。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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