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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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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得到了考查，问题得到了回答。如今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着手进行总结，并以横遭凌辱的人道之名宣告判决。上帝的追随者，“un étudiant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的学生）”，米圭尔？塞尔维特其人，遭到了杀害。是加尔文对他提起了控诉，也是加尔文教唆了对他的审讯；而日内瓦市行政会，则负责实施了这项犯罪。对此案精神方面的复审，可见上述的两方，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都逾越了管辖权。市行政会“根本无权对精神上的过犯进行判决”，而加尔文则罪行更重，是他将这一责任，强加在市政当局的身上。“在你和你的同案犯们证词的影响下面，市行政会将此人处以死刑。然而在此一问题上，市行政会既无资格行动，亦无能力分辨，一如盲人无法分辨颜色一般。”于是加尔文犯了双重的罪行：教唆罪和那可憎行为的实施罪。且不论怎样的动机令他将不幸的塞尔维特投入烈火，他的行径却是罪大恶极。“你之处死塞尔维特，或因他思考了自己所讲的话，或因他依凭内心的信念，说出了自己的思想。若你单凭他讲出内心的信念便将他处死，这就是因他讲了真话而杀他——即便他讲出的东西有错误，因他不过讲了自信为正确的东西，故不失为正确。另一方面，若你单凭他观点错误便将他处死，则你的责任是在实施极刑前，先试图用你认为正确的观点说服他，起码该从《圣经》当中找到证据，证明对那般错在信仰坚定的人，除去因他们的错误而一概处死，绝无他路可走。”加尔文毫无正当理由，便杀害了一位持不同意见者，这正是犯了罪，犯了有预谋的三重杀人罪。
有罪，有罪，有罪！如同号角三度震响，卡斯特利奥将判决公诸世界。人道，这至高的道德权威，已经做出了裁定。然而身后的补赎，无法令死者复活，因此恢复死者的荣誉，又有何裨益？不，如今的关键，是要将不人道的行径钉上耻辱柱，以保护生者，这样才能避免无数类似的行为再出现。绝非只有约翰？加尔文其人该当受谴责，他那些充斥着恐怖压制之类骇人教义的著作，也应判为不合人道。“你岂不看见，”卡斯特利奥问那受他判决的人，“你的著作和行径将会引向何处？许多人坚称，他们是在捍卫上帝的荣誉。自此以后，那般企图屠杀人类的‘上帝的捍卫者’，将会援你为证。他们会仿照着你走那灾难深重的道路，他们会像你一样以血玷污了双手。他们也会像你一样，将持不同意见的人送上绞架。”这危险的狂热分子绝不孤立，这是狂热主义的罪恶观念；自由精神的人们，固然要反抗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反抗独断专行、嗜血成性，更要反抗乞灵恐怖来达到目的的观念。卡斯特利奥的话恰写于百年宗教战争爆发之前，这使得他的话变成了预言。“靠你嗜血的祈求，早已是血流成河，而且远无止境，最残酷的暴君动用大炮，也望尘莫及——除非上帝怜恤可怜的人类，让王侯将相张开眼睛，停止那残忍成性的行径。”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生性温和，力主宽容，然而虑及遭受追捕迫害的人们的苦境，仍无法置身事外。这痛苦促使他绝望地放声呼告上帝，祈求赐予这世界更多的人道。于是在我们援引的反驳当中，他那雷霆般的声音，诅咒着一切因其狂热的仇恨而破坏和平的人。在著作的结尾，他写了下面一段壮丽的祷文：“早在但以理时代，这种臭名昭著的宗教迫害便已经横行无忌。那先知的敌人们，发现他的作为无懈可击，便勾结起来，对他的信念展开攻势。今日的事件，正是如出一辙。一旦在敌人的行为当中找不见漏洞，人们便对他们的‘教义’舞刀动棒；而当权者没有主见，易于说服，令到这样的伎俩极尽机巧。于是那般高声倡导着‘教义神圣’的人，总是要压迫弱者。哦，他们那‘神圣的教义’，耶稣在最后审判日必会弃若敝屣，因彼时他必审判行为而非审判教义。当他们对他讲，‘主啊，我们是你的信徒，依你的教诲而行’，他便会答道，‘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罢！’”
第八章、暴力消灭良心
绝少有哪个精神暴君像加尔文一样，在卡斯特利奥的《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当中，遭受过如此激烈凶暴的攻击。不难想象，它那根本的真确与明晰，教给哪怕最冷漠的人，如不立即反抗日内瓦的暴力弹压，新教下的思想自由，乃至欧洲思想家的普遍自由，都将会丧失净尽。由所有方面的可能性判断，经过卡斯特利奥对塞尔维特受审被杀一事无懈可击的论证，西方世界的正直人士准会赞同他的判决。在这案件当中，如此可怕的攻击打倒了被告，害他定然一蹶不振；卡斯特利奥的宣言，必能结束加尔文毫不妥协的正统势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一切都平安无事！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势，这辉煌的宽容呼吁，俨然未曾产生丝毫的效果；那理由简单之极，也残酷之极——便是在当时，卡斯特利奥的《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未能获准出版。在加尔文的教唆之下，这书还未及向欧洲的良心发出呼吁，便给检查制度扼杀掉。
当该书的手稿，已由作者在巴塞尔的朋友之手传阅开来，日内瓦的统治者终于靠暗探的协助，晓得卡斯特利奥要出的书，对他们的权威将是何其危险的挑战。他们立即还击，狠狠地还击。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压倒优势的国家组织要对抗孤立无援的个人，这真是何等可怕的事情。那加尔文只因塞尔维特与他的观点不同，便能逞起凶心，将他活活烧死；如今，靠了单方面的检查制度，他又能防止自己的凶暴行径遭指责。至于卡斯特利奥，希望以人道的名义抗议加尔文的暴行，他的话却无人倾听。诚然，一个自由市民，还是个大学教授，巴塞尔城本无理由禁止他展开书面的辩驳；然而加尔文实在算上个战术高手，却把一切操纵得驾轻就熟。他的工作，透过外交途径进行下去。于是由日内瓦城，而不由公民加尔文，拟就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专为反对卡斯特利奥对“教义”展开的攻击。结果，市行政会和巴塞尔大学便遇到个痛苦的选择：要么禁止一个自由作家的工作，要么维护他的工作，而与最强大的城市之一相对抗。在这世界上，强权往往战胜了公道，权力每每征服了道德。巴塞尔市的议员们老成持重，宁可牺牲一介学人，不想拿脑袋去撞南墙。于是他们颁发禁令，不许出版任何算不上严格正统的著作。这禁令便使得卡斯特利奥无法出版《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也令到加尔文兴高采烈：“Il va bien que les chiens qui aboient derrière nous ne nous peuvent mordre（疯狗叫啠＇，何必怕它咬）。”
一如塞尔维特被熊熊的柴堆窒息了声音，如今卡斯特利奥是被检查制度箝住了嘴巴。恐怖手段又一次保住了“权威”；卡斯特利奥身遭重挫，无法写作——不，还要更糟，他被剥夺了替自己辩护的权利。凯旋的敌手以加倍的狂怒还击他，却不许他挥拳进攻。过了足有一百年，《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才得以出版。于是卡斯特利奥在这小册子里的话，毋宁是明确的预言：“己所不欲，你何以施之与人？我们争论的纯属宗教问题；那末，你为何要箝住对手的嘴巴？”
面对着恐怖统治，绝无呼告可言。卡斯特里奥沮丧委靡，只得忍受。那样的时代强力凌驾于精神，对被压迫者而言惟有一点聊以自慰，便是对得胜者的凯旋表现彻底的藐视。“你的言语和武器，不过是一切专制统治惯用的伎俩：它们能助你统治俗世，却无法帮你控制思想——你的统治植根于强制，而绝非上帝之爱。我不羡慕你的权力，也不妒忌你的武器。我有的是别一种权力，别一种武器——坚信我的清白无辜，坚信上帝会给我援手，赐我恩惠。真理或能暂时被世上那盲目的‘正义’所压倒，却无人能压制真理于永远。莫要瞩目那戕害过基督的尘世审判，莫要计较那只令暴力事业得胜的判决。上帝的王国，绝不存在于尘世之上。”
恐怖又一次得了上手。不幸的是事实上，加尔文的世俗权力因他的罪行而有所加强。编年的史册里，就找不到故事书里那般诗情画意的公正。我们得接受这一个事实，便是历史云者，这书面的万神殿，其作为本没有道德不道德之分。它不去惩恶，也不去扬善。因它的基础是强权而非公道，它往往将胜利分给那强大的人；于是在世俗事务方面，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总会助你成事，而绝不碍你手脚。
加尔文的严酷无情固然备受攻击，他却清楚得很，惟有一件事情救得了他——便是更加严酷无情地使用武力。历史上总找得到这样的法则：动用了武力，便无法适可而止；建立了恐怖，就必得登峰造极。塞尔维特审讯期间以及审讯之后对加尔文的反对之声，倒叫他对自己的想法坚信不移，认为以一个独裁统治者而言，惟有对敌手极力弹压、残酷恫吓，惟有对反对行为无情扑灭，方能巩固极权的权力。起初，加尔文是限于控制选票，好令到市行政会里的少数共和派陷于瘫痪。行政会的每一次会议，都有一批法国来的新教流亡者，给批准授予日内瓦的公民权，于是便可以参加投票——这般人，在物质方面和道德方面，本是惟加尔文的马首是瞻。于是市行政会的观点，就被加尔文的意志取而代之。他的门徒塞满公职，共和派的影响力逐渐瓦解。老派的日内瓦爱国分子们倒是很快发现，举荐那般外国人的工作进行得颇有系统；然而这些民主派人士，当初曾为日内瓦的自由事业洒过热血，而今感到不安，却已失之晚矣。他们秘密聚会，讨论如何能从那清教徒的魔爪之下，拯救残存的一点独立。公众的情绪日益紧张，本地人和移民间的街头斗殴日益频繁。诚然造成的伤害并不为重——只有两人被石块击成轻伤。
然而加尔文就是在等一个借口。如今，他便能开始他蓄谋已久的政变。小小的摩擦，被夸张成“骇人的阴谋”，据称“惟靠上帝的恩惠”，才得以平息。独裁者的另一次打击接踵而来——他逮捕了共和派的各位领袖，也不管他们与骚乱绝无关联。他们被上了拉肢架，直到独裁者取得他希望的供述——据说，那般反对加尔文的人，正计划进行一次大屠杀。他们要杀掉加尔文及其信徒，将外国军队延请入城。这所谓阴谋的“坦白交代”，乃得之于残暴之极的刑讯；“叛逆大罪”一经“证实”，刽子手便有了用武之地。所有反对加尔文的人全被处决，即便那分歧意见微不足道——惟有逃出日内瓦的人，才幸免一死。到“正义”成了事，城里只剩下了加尔文一派的政党。
日内瓦的持不同政见者既经清洗，加尔文既已高枕无忧，他总该变得宽宏大量才是。然而读过史书行传的人都晓得，自从修昔底德、色诺芬与普鲁塔克的时代以降，得胜的寡头总要更其严酷。这便是暴君们永远的悲剧——谁若具有独立的精神，总会叫他们胆战心惊，即便那人给他箝口缴械，他的畏惧可是不减。对手或许已经一败涂地，一声不响；可只消他拒不厕身暴君佞臣奴才的行列，留他在世总不免叫人烦恼。如今加尔文既已翦除了全部政敌，余下的惟有一人——于是这神权统治者，他的一腔愤怒便集中在这一人身上。那便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然而向卡斯特利奥发动一次卓有成效的进攻却殊非易事，除非能诱他打破自己谨慎的沉默。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者，绝少能持久战斗下去。那党派分子惯用的伎俩，连同他对改宗者的不断追捕，在他们眼里实在不配个智者。既经把真理论证完毕，他们便觉得一再的抗议纯属多余。他们绝少能做个宣传家。在塞尔维特案件当中，卡斯特利奥讲出了要说的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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