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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于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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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内心安静、坦然。  
  一个人内心没有了〃忧〃、〃惑〃、〃惧〃,自然就减少了对外界的抱怨和指责,也就增强了把握幸福的能力。  
  而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  
  在谈到具体做君子的方法时,于丹又提到了〃内心〃,她写道:做君子就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从身边做起,从今天做起,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  
  因为只有你的内心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  
  于丹在这一章的结尾做总结时,仍然大谈〃内心〃,她写道:由此可见,〃君子〃这个《论语》中出现最多的字眼,他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和谐的,是每一个人可以从当下做的;而那个梦想,那个目标,既是高远的,又不是遥不可及,它其实就存在于当下,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于丹教授处处提到〃内心〃,念念不忘〃内心〃,可见她认为君子之道就是返回内心,进行修养,达到“内圣”状态。  
  如果只是“内转”,而无“外推”,就根本不能建立起一种人伦道德的秩序,就不会有社会意义上的人。  
  那么“君子”的循环链就将断裂,只能往而不返。  
  只有“内圣”,而无“外王”,“内圣”也就没有了意义。  
  孔子在《论语》中给〃君子〃下的定义是:〃修己以安百姓〃。  
  分明在谈君子的内修是了治国平天下的,内修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所以“君子之道”即是“仁道”,其目的不在自我“内心”解脱,而在“推己及人”,拯救天下百姓。  
  所以“君子之道”同时又必须由“内心”向外层层推进,不能止于“内心”自了;所以孔子的“仁”是刚性的,“弘毅进取”是儒家理想“君子”的精神,具备了刚毅的精神,“君子”就能够在“仁”的实践方面自强不息地奋勇精进。  
  于丹《论语》心得之五是〃交友之道〃,看到这个标题,我感到有些奇怪:为什么于丹教授将“交友之道”也列入心得之中?  
  因为《论语》很少谈及这个问题,就连于丹教授都说:〃其实纵观下来,《论语》里面真正专门谈论交友之道的文字并不多”。  
  其实《论语》真正谈到交友之道的,只有两句话:〃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于丹讲解了这二句话之后,为了充实她的心得,又讲了中国古代晏婴和陶渊明的故事,还讲了西方一位国王的寓言和世界采访史上的一个著名案例。  
  这些故事只是为了说明:“选择一个朋友,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呢?  
  于丹教授告诉我们:〃结交那些快乐的,能够享受生命的,安贫乐道的朋友〃;〃结交那种有平常心的朋友。  
  他会帮你看开暂时的得失,超脱利益的纠缠,得到心灵的抚慰,获得精神的栖息地。”  
  这样的朋友在何处?  
  于丹教授回答说:〃并不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而在现实生活之中。  
  所谓'小隐隐于野,而大隐隐于市’,只有那些修炼不够的小隐士才会躲到这个山那个山,很做作地修座别墅;真正的大隐是不离红尘的,他可能就生活在闹市之中,每天做着跟大家毫无二致的事情,但他的心中却自有一方从容宁静的田园。”  
  这些快乐的朋友的快乐从何而来?  
  于丹教授告诉我们:〃生活中真正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它有时跟外在的物质生活不见得有紧密的联系。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4)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物质极其贫匮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真正快乐的力量,也就来自于心灵的富足,来自一种教养”。  
  怎样能交到如此快乐的朋友?  
  于丹教授回答:〃自己修身养性,是交到好朋友的前提;而交到好朋友,等于给自己打开了一个最友善的世界,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具有光彩。”  
  经过这一再的追问,我们全明白了。  
  原来于丹教授还是向我们宣讲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她告诉我们:只要能够很好地修身养性,我们就能交上能够享受生命的,安贫乐道的朋友,我们和这些朋友的心中有一方从容宁静的田园,所以因心灵的富足,我们体验着生活中真正的快光——心灵的快乐。  
  于丹教授的第六个心得是理想之道。  
  这一章她用大篇幅,谈论了对《论语·先进》中一个段落《待坐》。  
  《论语》中的原文是这样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  
  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 对曰:〃非日能之,愿学焉。  
  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  
  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  
  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喂然叹日:“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  
  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这是于丹教授在本书中引用的最长的一段原文。  
  是介绍孔子跟他的弟子们畅谈理想的。  
  子路的理想是管理一个拥有一千乘兵的中等国家,管理三年后,人民振奋并且明白了什么是道义;冉求的理想是管理一个方圆不过六七十里的小国家,三年内让百姓丰衣足食;公西赤的理想是进行祭祀或者同外国会盟的时候,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司仪;曾皙的理想是在暮春时节,换上春服,约上五六个青年和六七个少年,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坛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归来。  
  孔夫子长长叹了一声说:〃我赞誉曾点的志向。”  
  孔夫子为什么独称赞曾点的理想?  
  我以为曾点的理想是以人生意义为起点的,起点很高,他能够投入自然的怀抱,顺其自然顺从天意,按照天人合一的道,把握到生命的最基础的真实,对于生命内在的追求有完满的解答,既代表了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又不脱离尘俗世界的平常心,是一种真正开敞的生命观,正是孔子追求的儒家的理想。  
  这种理想能体现人自己生命内在本具的价值,自强不息,不断创造更丰富的价值。  
  是“内修”与“外治”两个程序的体认。  
  〃内修〃与〃外治〃是一个理想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缺一不可,二者为一,是一个辩证的有机体。  
  这和“内圣”与“外王”的相互关系是一样的,“内圣”正是为发能够“外王”。  
  然而,〃内治〃与〃外治〃两个程序的混淆一直是我国儒学的一大问题,至今并没有在学术上得以彻底的澄清。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5)    
  这种混淆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明显了,宋、明理学的内倾性格更加深了一般人对儒教的误解。  
  于丹教授在讲解理想之道时,也对于〃内治〃与〃外治〃进行了混淆。  
  于丹教授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  
  而《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谈到理想时,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  
  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  
  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于丹的这段话,是自相矛盾的。  
  她承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  
  可是她却要强调说:“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  
  还说:“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  
  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于丹教授显然片面夸大了〃内治〃的重要性,而忽略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外治〃的作用。  
  于丹还写道:〃你的内心越淡定,越从容,你就越会舍弃那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  
  这显然是将〃内治〃与〃外治〃对立起来。  
  殊不知没有〃外治〃,也就没有内心修养的动因。  
  〃内修〃与〃外治〃是一个完整的苹果的两个面儿,丢掉了半个苹果,还能有一个完好的苹果吗?  
  也许于丹教授也觉得有意割裂〃内治〃与〃外治〃的言语,暴露出实用主义的功利目的,很容易会被懂《论语》的读书人提出质疑。  
  所以她笔锋一转,又写道:“孔子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修养,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为了说明如何〃为社会服务〃,于丹引用《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指出士的标准有三,一是“不辱君命”;二是“不辱祖先和父母兄弟”;三是“言必信,行必果”。  
  她认为这三件事就是在“为社会做事”。  
  于丹教授在这儿指的〃士〃就是知识分子。  
  于丹教授指的〃为社会做事的'士'〃,是指的旧的意义上理解的“士”。  
  孔子的思想并不像于丹教授说的那么简单,孔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和复杂。  
  同一本《论语》并不是孔子在同一时期的言论,而是各个时期言论的集合。  
  孔子的思想不是从始至终一直不变的,也是在变化之中的。  
  孔夫子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于对旧传统文化的突破,对自己旧有观念的突破。  
  这是哲学上的突破,也是超越的突破。  
  这些“突破”当然都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  
  例如孔子虽然因尊重三代相传的礼乐而只是“述而不作”,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礼乐缺少内在生命的僵死的形式深恶痛绝。  
  礼乐是孔子思想中的传统部分,“仁”则是孔子的创新部分。  
  孔子是在《论语·子路》中谈到了“士”的最高标准。  
  但他当时所指的“士”与《说文解字》上写的原始意义上的“士”是相同的,那就是:“士,事也”。  
  这个定义适用于专制制度下具有固定职业的知识分子,但远不是孔子“突破”后的新的“士”所涵容的意义。  
  于丹写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他的职业角色中,只能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对这个职业的提升。”  
  于丹还在这一谈到〃士〃的标准的章节中写道:〃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缺乏。  
  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受到的一种考评。”  
  于丹是以职业角色来给〃士〃定位的,她不知道她引用的孔子的那三条〃士〃的标准是孔子“突破”之前的观念。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6)    
  在孔子〃哲学的突破〃之前,士(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从事着职业。  
  在孔子的“哲学的突破”之后,士已经有了“道”的依托,有了高远的精神凭借,有了自身的人文追求,可以批评政治社会,敢于与王侯将相分庭抗礼。  
  孔子的〃突破〃是伟大的,〃突破〃才是儒家的基本性格。  
  正因为孔子喊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声,儒家才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  
  《论语·泰伯》上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 可见〃突破〃后的〃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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