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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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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依林“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的看法代表了保守力量的看法。所以，经济改革上的争论，背后是政治上的较量。但是，经济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一旦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想走回头路是很难的。
到８０年代后期，机械、轻工、电子等加工工业，市场调节几乎占了主导地位。计划管理部门既不管原料供给，也不管产品销售，企业按合同生产，在市场上采购原料，在市场上销售产品。但是，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方面，理论却落后于实践。理论的进展为什么会遇到困难呢？因为马列主义的传统理论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样，马列主义的教科书和改革的现实就发生了冲突。如果放弃教科书的观点就会有政治风险；而如果坚持教科书的观点改革就不能前进。所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只能一步一步地试探，只有确信没有“地雷”才敢前进。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是向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挑战，改革每前进一步意味着马列主义教科书的退让。改革的动作过激，超越了当时能够容忍的政治限度，就会被坚持教科书的人们抓住把柄，从而发起“卫道斗争”，改革就得被迫后退。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探索的趋向是逐步加大市场调节的份量，减少计划调节的份量。在计划调节中，又逐步加大指导性计划的比重，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比重。既然同意搞商品经济，这样的趋势是必然的逻辑。
看到市场化进展加快，陈云深表忧虑。1988年他针对赵紫阳搞市场化提出了八点意见。他一开头就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65页）
在１９９２年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这一基本原则是一直没有被触动的，只允许在这个大前题下探索计划如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理论探讨中，有时向计划倾斜，有时则向市场倾斜。向哪边倾斜取决于政治形势。当时有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一是主辅论。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里先强调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框架内，辅以市场调节手段。这是由陈云提出的、被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采纳的模式。在十四大以前，这种提法占统治地位。因为这个提法符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个传统理论。
二是板块论。持这种看法的人把产品分成几块，分别由计划和市场来调节。例如，北方十三所高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指出：“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实行计划调节，就是说，由国家统一计划生产，统一规定价格，统一进行产品的分配。”“对于其它产品，则可实行市场调节的方式。”三是渗透论。这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性和市场性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两种形式，它们之间本来是紧密结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它们截然分开以致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四是层次论。一种主张是，在宏观层次上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在微观层次上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另一种主张是，在制度层次上要强调计划经济是特征，在运行层次上把两者看作是配置资源的手段。
五是时空论。主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根据实际情况，计划和市场各有侧重。例如，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主要采用市场调节；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加强计划管理。
还有其它一些看法。在这种种看法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强调计划的作用，一种是强调市场的作用。
这两种不同的侧重中，一般是由于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形成的。但也有相互指摘、上纲上线的。强调计划的人指摘强调市场的人是搞资本主义；强调市场的人指摘强调计划的人阻挠改革。
在这期间，有一些经济学家大胆地抛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看法，倡导市场经济。广东老经济学家卓炯在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说：“理论上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老经济学家杨坚白也说“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同义语。”于光远也认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个范畴之间没有区别。”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站出来重申马列主义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在１９８６年６月《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西方文献中有它固有的含义。……按西方经济文献解释，典型的全社会范围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解释：“计划和市场都是复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中共十三大在这个解释中提到“计划和市场都是复盖全社会的”，这就否定了主辅论、板块论、层次论等各种不重视市场调节的观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度。这个提法是由廖季立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导向企业”的论点而来的（廖季立：《试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８日《世界经济报》）。廖季立当时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
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并没有结束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争论。一年以后的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８日，陈云同赵紫阳谈话时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能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不应全部照搬，也不能一概否定。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陈云年谱》１９０５－１９９５，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北京，第４１６－４１７页）
１９８９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就有人批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是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直到邓小平说“我看不出这个提法有什么问题”之后，这种批判才暂时停息。到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１年进行治理整顿，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管理，又有人出来批评市场取向的改革说：“所谓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上海的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发表文章指出：“……搞全面市场经济实际上把全民所有制，即《宪法》里讲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瓦解掉。”“资产阶自由化有两个方面，所有制方面公有制要改为私有制；经济运行方面让我们改革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蒋学模：《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经济纵横》１９８９年第１２期）
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高层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交锋。这次会是江泽民主持的。出席会议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清、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座谈会一开始，就在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计划取向”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作用，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说，１９８８年通货膨胀和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是由于前几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主张“市场取向”的人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并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从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企业”的方针后退。薛暮桥在会上发言很激动，不停地咳嗽，会后还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批驳了坚持“计划取向”的言论。
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一看法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是常识，在实际工作中更是没有区别。但这层窗户纸谁也不能捅破。捅破这层纸有只能是政治强人邓小平。
１９９２年１月到２月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在沿途谈话中正式公开发表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这次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姓资还是姓社”的批评作了回答。他说：“改革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这个谈话还没有公开发表，就广泛地传开了。北京理论界空前活跃起来。关于市场经济的学术讨论会纷纷召开，那些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人们却沉默了。当然，他们在私下也有议论。认为这是邓小平个人的谈话（从职务上看，这时的邓小平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也有人认为邓小平事先不经中央同意就重大问题发表谈话，是非组织行为。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确认邓小平的谈话，并将这些谈话内容作为中央的精神组织全党学习。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这个共产党人都要消灭的怪物，终于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接纳；市场经济，这个长期被当作社会主义异端的经济制度，终于和社会主义这个词连接起来了。
又经过１年的酝酿，在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中国共产党所以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很重要。
在２０世纪最后的１０年中，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宣告失败。苏联已经解体，东欧一些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易帜。而西方那种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显得相当活跃。在２０世纪末，在国际上有一个大多数人能接受的价值判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行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成功的。中国也深受计划经济体制之害。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中国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妥协，是一种折衷。然而，有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保守派就可以随时对某些改革提出“姓资姓社会”的诘难。当时还没有预见到另一个情况：到了新世纪，在市场经济和权威政治条件下出现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也希望在“社会主义”四个字中寻求社会公正。
第4节私有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比发展私有经济更为敏感的事了。
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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