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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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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两个权力山峰，就会聚集两支队伍。邓小平的队伍中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习仲勋、李昌、周扬、乔石、项南、任仲夷、田纪云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陈云的队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穷、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以及党国元老中若干人士。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两个权力山峰下的队伍称之为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陈云阵线也可以称为保守派，邓小平阵线也可以称为改革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中性词，没有褒贬之意。
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１９８７年，赵紫阳按邓小平的意思，把两条阵线的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把这个归纳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
“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不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这是一百多年前中国改革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要把过去几十年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物质剌激”作为目标来实现，要积极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一个是要坚持共产党几十年的基本制度、基本立场、基本理论。这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协调的。不相容的两个基本点之间不得不碰撞。中国的改革过程，是两个基本点的不断碰撞的过程。
在这“两个基本点”的旗帜下，聚集着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强调改革开放，一支队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前一支队伍基本上是邓小平阵线的人，后一支队伍基本是陈云阵线的人。如前所述，就改革开放而言，陈邓两个阵线有分歧（一个是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市场经济）。但这种分歧的斗争搅合在两个基本点的斗争之中。例如，陈云阵线在攻击邓小平阵线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邓小平的阵线在攻击陈云阵线时，以“反对改革”作为武器。陈云阵线如果认为邓小平阵线某项改革走得太远，就拿起“姓资姓社”的武器来打击。双峰政治下两个基本点的碰撞，就演化为两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凡是派”的残余势力支持陈云阵线；自由民主派支持邓小平阵线。当自由民主派的活动威胁到“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就联手对其实施打压。
对于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陈云阵线是格格不入的。可以不十分确切地说，“邓胡赵体制”和“陈云阵线”是中共十二大以后政治上明争暗斗的两端。最后还是“邓胡赵体制”被瓦解。在这一轮斗争中，陈云阵线取胜。邓小平阵线的失败以两个总书记落马为代价。
１９９２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是邓小平阵线取胜。陈云阵线失败，以放弃自己的选择目标为代价。
如前所述，贫困这是毛泽东留下的难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即经济自由化。然而，经济自由化的发动机一经开动，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会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只要经济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这样，如魏京生、任畹町等７０年代末期的态度）；另一方面，从经济自由的运动逻辑来说，没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也难以进行下去。所以，经济改革越是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身会对政治民主提出强烈的要求。（党内改革派是这样的，如安志文、杜润生等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态度）。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认为解决政治专制问题刻不容缓。这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难题。
就中国共产党最高层而言，无论是陈云阵线，还是邓小平阵线，都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邓小平虽然多次讲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之内。其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彻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变一党专政，这必然伤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以，著名自由主义学者于光远说过：“想要共产党搞政治改革是与虎谋皮。”
因此，在解决专制问题上，中国人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条战线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就变成了一条战线――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不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国人成了对立面。对立双方，一方拥有强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强烈、不可违抗的民意。今后的“两点碰撞”不再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碰撞，而是专制和民主的碰撞。这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它比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争更具有刚性、更为激烈。１９８９年春的北京风波就是一次演练。今后这方面的斗争会不会酿成更大规模的流血，取决于斗争双方的政治智慧。
2、周期性和无序性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具有周期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仅仅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中国的改革是在现有的制度的框架之内的自我完善。这就需要处理好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既要使改革进行得比较到位，又要不伤害原有的制度。这好像是病人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既要切除病灶、又不能有剧烈的疼痛。在改革实践中，这是一个两难悖论：既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制度，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既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又不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中国这场改革的领导者就会出现一种矛盾态度。他既然骑上了改革这头烈马，就很难半途下来。他要扬鞭策马前进，又要勒住缰绳，不要让马越过边界。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基本点”之中。一旦改革的烈马践踏了四项基本原
则，邓小平就很警觉，陈云阵线也会出来有所动作，或者向邓小平送材料、加压力的方式让邓小平采取措施；一旦这种纠偏措施危及改革烈马的健康和生命，邓小平阵线就要限制保守派的行为，同时对改革的烈马加以激励。改革的掌舵人邓小平不得不根据形势的需要，一会儿强调这个“基本点”，一会儿强调另一个“基本点”。所以，局外人看来，邓小平“左右摇摆”、“反复无常”。由此，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就表现为周期性。一次又一次地起伏，一次又一次地反复。
对这种政治斗争的周期性，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说法粗略地接近实际。请看：
第一轮：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双年是１９７６年，粉碎了“四人帮”，单年是１９７７年，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轮：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双年是１９７８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被批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有“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单年是１９７９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西单墙”被取缔，一批自由知识分子被抓。
第三轮：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双年是１９８０年。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篇累牍地发表自由派人士的文章。单年是１９８１年。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陈云阵线开始反攻，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接受了“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２４字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材料，按照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文艺上开展对《苦恋》等一批文艺作品的批判。
第四轮：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双年是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知识界又活跃起来。《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的《社会主义异化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些文章如一道道闪电，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年是１９８３年。批判“异化论”，“清除精神污染”。经济上批判刘国光的“指导性计划”。左派人士发表文章，保卫“指令性计划”，批评“指导性计划”。
第四轮：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双年是１９８４年。春节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提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３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１４个城市。１０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单年是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９日，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强调“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９月２３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中提醒与会者：“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这一年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位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另一位是海南省委书记雷宇。
第五轮：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双年是１９８６年。邓小平再次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春夏间，政治改革的舆形成高潮。自由民主知识分子活跃一时。１２月，全国各地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单年是１９８７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落马。左派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一批具有自由民主知识分子倾向的中共党员被开除党籍。
第六轮：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前几轮斗争周期太短，双方的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释放就转向，因此双方的能量都有较多的积累。一旦重新爆发，其规模和烈度远远超过前几轮斗争。双年是１９８８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自由民主人士到处发表演讲。他们含蓄地或大胆地批评共产党，批评现行制度。有些知识分子发起了争取民主的签名活动。单年是１９８９年。北京戒严，“六四”镇压，左派极端活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２年。其中，“反和平演变”几乎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个中心”几乎变为“两个中心”。
在这以后，不再是一年又一年的轮回了。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１年持续三年的左派反攻以后，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接着按南巡基调召开了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
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１日李先念逝世，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１日王震逝世，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１日姚依林逝世，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８日胡乔木逝世。陈云阵线失去了几位重量级人物，势力大减。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０日陈云逝世。逝世前８个月，即１９９４年８月做了气管切开手术。邓小平于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日逝世，在１９９４年以后因身体原因就不管国家大事了。因此，邓陈的斗争到１９９４年就已结束。中国的双峰政治结束后，就进入了后邓小平时代。
后邓时代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结束后邓时代的主要标志是：重新作出一个关于史问题的决议（这将是中共第三个这样的决议）对邓小平的功过给以客观评价，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对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政治风波给以公正的结论。整个江泽民执政时期、胡锦涛执政后若干年内，都属于后邓时代。
后邓时代有几个特点：
第一，还是沿着邓小平所规定的路线：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引入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从而软化了“四项基本原则”；
第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还在继续，但改革不像当初那样，由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推动，而是由２０多年来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在这合力中，社会强势群体的力量起着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后邓时期，社会将向着对强势群体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势必加剧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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