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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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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座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呢？
（同上，第二卷，第173－－174页）
为了刹住“西单墙”引起的这股浪潮，３月２９日，逮捕了魏京生，４月４日，又逮捕了任畹丁。同时还逮捕了带领上访人员闹事的傅月华（傅月华是一位受害女工，它为自己的合法权利上访，后被判刑，当时采访这个案件的一位记者说，傅月华被判刑是一件冤案）。各地也相继逮捕了一些人。１０月１６日，北京市中人民法院开院审理了《探索》主编魏京生案件。公诉人称，魏京生除了主办自发刊物进行反革命煽动以外，还在１９７９年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进行自卫反击战开始后第四天向外国人提供了我国参战指挥员的姓名、出兵数目、战斗进程和伤亡人数等军事情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及第十七条规定，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１５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３年。
关于魏京生罪案，和作者同住一座楼的81岁的新华社老编辑穆广仁，向作者谈了他经的一件事。当时他和曾建徽都是新华社副总编，在法院审理魏京生罪案之前几天，他们接到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的电话，让他们两人亲自到公安部采访，并且将公安部的谈话发通稿。他们二人到了公安部，公安部两位负责人向他们讲述了魏京生的罪状（即后来法院宣判的那些罪名）。稿子写好以后，送朱穆之审定。事后朱穆之又来电话说：请你们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让他们务必登出。穆广仁给《人民日报》总编室打电话，接电话是副总编李庄。李庄说：“我们不登。”穆广仁只好打电话向朱穆之回报。朱穆之说：“再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登。”穆广仁又打电话。李庄接电话后一句话也没有说。第二天，《人民日报》还是没有登。后来法院的判决《人民日报》还是登了。
对于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曾经有不同意见。他说：“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大凡敢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现在还不写检讨，还要绝食抗议。你们别以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点死，他一死，就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胡绩伟：《胡耀邦和人民日报――为胡耀邦逝世１０周年而作》未刊稿）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６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发出通告，对在北京市张贴大字报作出暂行规定。通告中说：为了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便于处理大字报提出的建议和合理要求，防止匿名、化名者利用大字报进行违法活动，规定自１２月８日起实行对大字报的管理规定，即凡在自己所在单位以外张贴的大字报（包括小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内大字报张贴处，并在附近登记处填报真实姓名、化名、住址和单位，禁止在“西单墙”和其它地方张贴。
在这期间，在群众中出现了一些议论。认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四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为什么对写大字报的人采取如此压制的手段呢？
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一旦宪法束缚了最高执政者的手脚，他们就要修改宪法。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到２９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４５条，取消“四大”。同年８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从此，在中国盛行了３０年的大字报就再不合法了。
“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制度上对毛泽东的全盘继承。因此，既要确立“四顶基本原则”，又要在经济制度上进行改革，对毛泽东的功过必须有一个全党同意的结论。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明快、干脆地回答：“永远保留下去。”他接着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正在主持起草一个重要文件，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作一个结论。这个文件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开始，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起草这个文件。在整个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过10次谈话。详尽地谈了他的看法。后来又交党内４０００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又在不同范围内征求意见。
经过7次修改才定稿。１９８１年６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前后时19个月。这么多高级干部的讨论过程，是取得共识的过程。所以，对毛泽东的总结，不可能是历史的最终总结，只能是当代领导干部都能接受的折中意见。
为什么邓小平花这么大的精力来评价毛泽东？中国要前进，绕不过毛泽东这座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人还要全盘继承毛泽东的一切（虽然批评了“两个凡是”，但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有不少），另一些人要全面否定毛泽东。
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会阻碍中国前进的路；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史，就会进一步否定中国共产党，就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如果不作一个权威性的结论（显然只能是一个折衷的结论），在党内外就可能造成旷日持久的争论。
在起草这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人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提出这个问题是有理由的。“毛泽东思想”是四十年代提出来的。当时提出毛泽东思想一是针对共产国际的，其意思是，中国不必围绕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中国有自己的方针路线，走独立自主的路；二是受了当时苏联个人崇拜的影响，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后来考虑到，突然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可能会造成较大的社会震动。后来决定不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而是将“毛泽东思想”重新加以解释：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区别开来，前者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把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的作为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显然，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三万八千字。这个决议把毛泽东分为两个阶段：晚年的毛泽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以后。晚年的毛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是光辉的。《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六个方面作了重新作了阐述。当然，这些阐述是根据新的需要而精心选择的。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提“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而强调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内容。对上述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以后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中国不能像苏联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这不仅是毛泽东同一代的革命领导人还健在（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确有一些合理成分，不仅是否定了毛泽东后造成的理论真空一时难以填补，而是邓小平还需要毛泽东“这把刀子”。“这把刀子”是中国共产党的“镇国之宝”。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决议》对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还持肯定的态度：“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当然，《决议》也承认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决议》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这为今后向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进行反击，留下了理论空间。
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肯定了毛泽东的一生，否定了毛泽东的经济遗产，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制度遗产。这是当时各种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对毛泽东遗产的这样的继承，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继续单兵突进。毛泽东留下的两大问题：政治上缺乏民主，经济上过度贫困。邓小平努力解决后者，却绕过了前者。
第8节大平反大改组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邓小平立即进行组织人事上的大突破，着手建立实施这一路线的干部队伍。
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１９７7年１２月１０日，持“凡是派”观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是“邓胡赵体制”形成的关键一步。
胡耀邦，１９１５年１１月生于湖南浏阳。１９２９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３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他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时负伤，弹片一直留在他身上。１９３７年５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邓小平到抗大讲课，所以说他们之间有师生关系。
邓小平对胡耀邦真正了解应当是１９４９年。这年３月，胡耀邦被任命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同年，十八兵团入川作战之后不久，便正式编入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任中共川北地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在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这时邓小平主持西南局的工作，他们之间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１９５２年８月，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同一年，胡耀邦也从四川调到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取代了冯文彬。胡耀邦调京是邓小平的提议。在五十年代，邓、胡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很多问题看法一致。
１９６２年，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胡耀邦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命：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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