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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两千年民族移民开发史述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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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近3000人，大部安置在精河游牧。
总上，清代军府制时期，伊犁蒙古族移民约计51000丁口，其中除少数系伊犁内部移民外，外区移民占多数，是最大的游牧移民集团，牧耕戍边的一交基本力量。
锡伯族移民 兵民隶属于锡伯营。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东北盛京等十三城的锡伯族官兵千人携眷属3275人，经蒙古西行于次年七月到达伊犁，实际移民总数为4030余人，约占当时锡伯族总人口的10％。1767年，锡伯族兵民奉命到伊犁河南岸的巴特蒙柯巴格、绰豁罗拜兴以西霍吉格尔巴格一带居住，先疏浚了准噶尔时期开凿的绰霍尔旧渠，垦耕地一万亩，年产粮2。2万余石，初步自给。乾隆五十八年（1793），锡伯营兵民人口已发展到8千余人，增长近一倍。嘉庆七年（1802），“有部人图默特创议于察布察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凿渠，亦东西长二百余里，工费繁巨，部人嗟怨。图默特卒排众议，数年乃成，既浚新渠，辟田千顷，遂大丰殖，雄视诸部，郑白之沃，不足云也”。察布查尔大渠修浚后，锡伯营共垦地78704亩，每牛录分得耕地9700余亩，以后又逐年增多。锡伯营八旗再次进行调整，先后分七批，沿渠筑堡，“按牛录占有土地”，垦区基本定型。《西睡总统事略》云：“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岸，八旗八堡，屯耕而食，其地宽十数里至三四十里，东西长二百余里。”除农耕外，锡伯营还负责驻守卡伦19处，驻守台站包括到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换防，参加过平定“张格尔叛乱”等战斗。锡伯营是清代外来移民中最具活力，发展最为成功的移民集团。
索伦族移民 兵民隶属于索伦营。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廷从黑龙江迁移索伦、达呼尔官兵1080名，携眷共大小3263人，移驻伊犁霍尔果斯河东西两岸地区。索伦营左翼四旗为索伦（即鄂温克）驻西岸，右翼四旗达呼尔驻东岸。除牧耕和少量屯田外，还负责驻守卡伦10余处。这些移民原本是狩猎游牧民族，来伊犁开荒种地，实在勉乎其难。该营屯田地亩仅2600亩，是“伊犁四营”中最少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索伦、达呼尔兵丁“耕种地亩被蝗”，生活非常拮据，清政府不得不推迟索还所借籽种和接济粮，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来伊犁定居30年后，“生活亦属艰窘”。乾、嘉之际，索伦营又遭天灾人祸，
天花流行“损该部闲散、西丹将近四百”，人口锐减，兵源枯竭。嘉庆三年（1797）清政府只好从锡伯营移补“一百六十户、大口五百五十二，小口一百零六，共六百五十八人”。道光年间，南疆先后发生张格尔、玉素甫之叛乱，索伦营官兵不避艰险，履行为国守边之职责，前后有数百名官兵牺牲，再次发生兵源枯竭危机，清廷“于道光十四年四月，调拨索伦营补充兵额之锡伯一百户，人数为大口四百三十八口，小口一百八十三口，共计六百二十一口”。索伦营移民是伊犁外区民族移民在文化转型中屡遭挫折的最孱弱、坎坷的一群。
满族移民 作为统治民族，满营兵民分驻惠远、惠宁两城。惠远满营于乾隆二十九年（1763）至三十一年由热河、凉州、庄浪移驻；惠宁满营自乾隆三十五年（1769）至三十六年由西安移驻。两城官兵共计6574人，占新疆八旗兵的60％。据《伊江汇览》载，两城满营有6586户、大小27092名口。按清制，满州八旗子弟除挑补兵丁缺额外，不得从事其他行业，“八旗皆以国力豢养之。”至嘉庆朝，满人“生齿繁庶，倍于往昔”，据《钦定新疆识略》载，伊犁满人共计35940口，每丁平均负担家口为5．87人，“生计日蹙”。嘉庆七年（1802），时任伊犁将军的松筠兴办满营旗屯，官拔地亩、籽种、耕畜等生产资料，在惠远、惠宁两城附近沃土，开渠引水，垦地12万余亩，共14个屯点。旗屯之收获，由各旗集体分配，“分赡”和“添补养赡”鳏寡孤独及贫乏各户。满族移民养尊处优，人口发展快，至19世纪六十年代，估计总人口约5万左右，是人口最多的内地移民集团。
汉族移民 清代军府制时期，汉族移民以绿营兵、商贾民人和遣犯这三种类型迁移伊犁。最早迁入伊犁的汉族移民，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阿桂等从阿克苏率领的保护维吾尔首批移民的绿营兵100名，安置在清水河屯田，是伊犁兵屯之始。从乾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又陆续从内地调人绿营兵2500名，其中500名差操，2000名屯种，分驻绥定、瞻德、广仁、拱宸、熙春、塔尔奇六城及其周围地方，由伊犁镇总兵统辖。开始时屯兵都是调防兵，五年一次换防，各屯兵驻地屯名，仍以原调防地为其名。据《伊江汇览》屯政条载，有“西宁屯五，甘、凉、肃各四、宁夏、安西屯各二，西安、兴汉、固原、延绥屯各一”。各屯的分布是：《绥定城北之喇嘛沟及芦草沟各设一屯，塔尔奇城安设三屯，其迤西之霍尔果斯安设三屯，察罕乌苏设七屯，城西北之清水河安设二屯，独山子安设一屯，城北之大西沟安设二屯，大东沟、小东沟各安一屯，惠宁城之南安设三屯”共计25屯点。乾隆四十三年（1778），绿营兵全部改为携眷屯兵，定居屯区，履行屯垦戍边之职责。屯兵每名种地20亩，种地4万亩，“每岁绿营屯兵交小麦、青棵、糜、谷四色粗粮八万六千四百五十余石，合为细粮六万九干九百石零”，仅略少于回屯的年租粮额，占伊犁驻军年消费量的三分之一。
遣屯，即内地的罪犯发配至伊犁屯田者。乾隆三十一年（1766），伊犁开始安置遣犯，至四十八年，“伊犁遣犯；积有三千数百余名”。按清制，遣犯多数被解送到兵屯，或给屯兵为奴，或补耕屯缺额，承种份地，每人拔地12亩，带家眷者，酌给地5亩，自行开垦。遣犯服役年满无过者，编人民册，落户为民，有特殊好表现者，还可充当绿营兵。
汉族移民中，多数是商贾民人来伊犁经商屯田者，归抚民同知等民政官员管束。《钦定新疆识略》云：“户屯者，商民之屯，创自乾隆二十八年”，该书还记载了商民张子仪等32户、户民庄世福48户、户民张成印23户、户民五己兴等30户屯田入籍、承种地亩情况。民户中，还有脱离军籍的绿营兵和眷属分户子弟以及遣犯中的安插户转人民户的。这些汉族移民，带来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不少人经营较高收人的经济作物如稻米、蔬菜等，使伊犁种植业多样化，且商民之田赋全部用现金银两上交，更为官方所欢迎。“民户承种稻地五万三千一十六亩，征银三干一百九十九两二钱九分，又续开三颗树、阿齐乌苏、大榆树等处十七万人干六百九十亩，岁征小麦二千六百六十八石，征银七千二百六十七两。外有为民遣犯，每民种地十二亩，每亩交粮八升，陆续增减不等”。可见，汉族移民屯田己达到22万亩以上，成为伊犁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
清代军府制时期的伊犁，是重要流戍之所，史书多有记述。贬谪人士中有许多是汉族名士硕儒，这些身份特殊的移民，常具备极高的文化素质，常有著述，介绍伊犁，其流放时期的著作成为伊犁汉族移民文化的重要内容，如祁韵士、洪亮吉等的伊犁诗歌、徐松的伊犁史地之作，都是传世的不朽名篇。我国近代伟大爱国者、民族英雄林则徐在伊犁的诗歌文书，极备史料价值。1844年，他捐资承修喀什河阿齐乌苏大渠龙口工程，垦地十余万亩，各族受益，至今有口皆碑，立祠纪念。
乾、嘉年间，汉族移民中，以单身商民户民多见。据《总统伊犁事宜》记载近8千人，流动性较大，诚如《伊江汇览》云：“民户按年增减，曾无定额焉”，《钦定新疆识略》亦云“户民之来往无常与舆焉”。道光朝以后，汉族移民定居者众，其农商经营形成规模，他们人籍屯田，承种地亩达22万余亩。照清代通例每户拨地30亩估算，则汉族民户至少有7400余户，再按当时平均每户5人计，总人口约有4万左右。
回族移民 回族迁人伊犁的情况，史料阙如。但从宁远城宁固回族大寺（今伊宁市陕西回族大寺）早在乾隆年间就已建成这一事实来看，回族移民来伊时间早、人数不少是实实在在的事。绥定一带历来是回族聚居地之一。《霍城县志》云：“清乾隆年间就有回民迁入县境的记载，此后有大批回民到县境定居”“乾隆四十四年（1779），穆斯林哲合忍耶创始人马明心从甘肃派遣苏阿訇来惠远城，秘密传教。这是哲合忍耶派在霍城（即清代绥定——引者）传教的开始。乾隆四十七年（1782），马明心的妻女被发配来伊犁为奴，张夫人被刑杀后葬在惠远城西，二女儿亡故后，葬拱宸城（霍尔果斯城）南郊，三女儿亡故后葬在绥定城（水定镇）东北郊”。同治二年（1863），绥定三道河地回民杨三星、飞刀马二起来，“勾结塔尔奇营回人，扭锁开城，抢劫库存军械，杀死兵丁……该处回民聚处甚多”翌年九月，伊犁宁远、绥定回族与维吾尔族农民联手起义，居然摧毁了伊犁将军统治机构，由此可见伊犁有相当数量的回族移民存在。据俄国人拉德洛夫称：“在伊犁地区有汉兵3000人，由汉人和东干人组成，住在绥定、塔尔奇、Tschimpansi（城盘子、熙春城）、Dalosichun（大芦草沟泉？）、清水河、霍尔果斯城盘子（拱宸城）六城，其中1500人从事农业，和塔兰奇一样缴纳农业税，另1500人在军队，服兵役或从事劳动”，又称：“在伊犁地区有5000名汉人、东干人从事农业……另外有8000名汉人和东干人在汉城和山上耕作”1882年从西伯利亚到伊犁旅行的H·兰斯代尔对伊犁回族曾说：“1862年，伊犁河谷的东干人有6万人，平定后的1877年东干人口为男2100、女900、主要住在绥定、清水河子和塔尔奇”。笔者认为，兰斯代尔可能把伊犁的汉族人、回族人都作为东干人口混同计算了。
伊犁各民族移民经过百年（1760—1860）的开发，人丁兴旺，百业繁盛，社会进步。伊犁人口总数将近20万，为历史最高水平；农业经济飞速发展，伊犁屯田“通共计地七十二万三千二百余亩”，不仅在新疆而且在我国西北地区都算是农屯最发达的地方，从根本上改变了伊犁游牧经济单一的落后状态，历史上首次形农业为主、农牧并举的发展态势；同时，还第一次出现城市文化，形成了以惠远城为中心的“伊犁九城”；伊犁农业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0％，大大超过了游牧民族人口，冲破了历史上长期单一游牧民族为主的结构。这样，伊犁地区就基本上完成了草原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转型，为近现代伊犁世居民族的形成莫定了基础。
然而，百年盛世，终有竞期。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清帝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同治三年（1864），《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沙俄将我国西北边疆割占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其中伊犁辖区面积六分之五的伊犁西路大部沦为异域。同年九月，伊犁宁远城维吾尔族、回族农民起义，占领宁远城；四年正月，起义军攻占惠宁城，“阖城死难二万人”；五年正月，起义军又攻占惠远城，伊犁将军“明绪阖门殉，兵民死者数万”，伊犁清朝军府制统治被摧毁，成立伊犁苏丹地方割据政权。同治十年（1871）5月，沙俄乘伊犁苏丹地方割据政权长期内乱之机，以所谓“代守代收”之名，发动战争，侵占伊犁，进行殖民统治达11年之久。
经过惨烈的内乱外侵，伊犁居民人口死亡、散失近半数，从近20万人口降至1O万左右，其中满族人口下降90％，汉族次之，回族人口下降50％以上。据沙俄占领军的估计，“在暴动者的打击下，伊犁居民死亡近17万5千人”（见《征服中亚史》第二卷）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另据俄占领军的统计，俄占领初期，伊犁“男女居民有102910人，其中，塔兰奇（即维吾尔族）38211人，汉人3373人，蒙古人17954人，吉尔吉斯（指哈萨克等游牧民族）22344人，东干（即回族）5130人，满人450人，锡伯人15484人”。伊犁内乱初，伊犁索伦营兵民3400人已全部离开伊犁，多方辗转迁至塔城住扎。
浩劫后的伊犁、如火中之凤凰，面临再生
四、清季、民国时期（1882—1949年）近现代世居民族的形成
清光绪七年（1881）正月，中俄伊犁条约在彼得堡签订，伊犁河北岸霍尔果斯以西索伦营左翼驻防区、伊犁南岸锡伯营驻防区的春稽（今琼扎）等16个卡伦辖区以及原回屯区克特缅、达尔达木图等，共约1万5千平方公里土地，又被俄割占。八年（1882）二月，我国正式收回伊犁。但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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