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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 二〇〇六年第十一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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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古诗形式而建构一种新格律诗；其二，从历史题材中汲取灵感的奥援，辅之以现代派的表现技法，创制一种新文体或曰诗歌类型。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还，中国新诗作者所面临的一个急务是：如何揖别古典传统而建构“现代性”。自胡适、康白情、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始，新诗作者逐渐远离古诗的文言、格律、意象与诗歌成规，而以白话文为工具，以自由体为形式，从西方诗寻找美学观念与表达技巧，传达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在他们眼里，文言／白话、格律体／自由体，乃是传统诗与现代诗在形式上的本质差异，也是衡量有无“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绳墨，二者的势若水火难以通融，已然成为诗人们的共识。不少诗人持守此一艺术思维，达到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极致，及至“九叶”出，可说是“穷斯滥矣”。相形之下，吴氏试图从五七言律绝和乐府古诗中寻求创意的泉源。因为采分行书写的现代白话文作为语言载体，又使用新式标点以断句和跨行，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而非消极意义上的复古主义，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吴兴华的诗作仍然是道地的“现代诗”。只不过此种“现代性”与求西洋化的主流新诗迥不相侔，而是有着浓厚的本土转向和传统色彩罢了。
诗作之外，吴兴华先生撰写的文章也是中西学两条线作战的，一条是西式的论文风格，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同时兼容了中国的传统扎实考据基础，另一条路线则全是中国式的历史考据、史书汇校。吴兴华先生当然是博学的，但是与其说是博学，不如说是规范和严谨，有一种西方学术之美。一方面，他的博学不是那种杂陈和跳跃，也就没有钱钟书先生那些令人羡叹的“通感”，满纸满书的跃然，但是却总给人西式论证的逻辑力量。例如，他在讨论莎士比亚时代的高利贷问题时〔2〕，却拿出经济学著作、法令档案等资料，烘托出莎翁台词中的社会态度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这种论述方式有一种跨学科领域的交叉印证的美感。这种美感最为主要的不是学识渊博造成的，而是研究视角和使用工具的广阔产生的，时至今日这种研究依旧可以作为文科研究生的论文典范。
吴兴华在诗歌创作、学术研究、翻译三个领域齐头并进，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夏志清先生曾有言，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学养而论，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位是陈寅恪，第二位是钱钟书，第三位就是吴兴华。如果说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内地有论者、五十年代香港也有论者不约而同地推介吴兴华其人其诗，然时至今日，知道吴兴华名字的恐怕已经屈指可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也绝少提到他的名字。这确实令人遗憾。
夏志清在他专门论述小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还忍不住要对吴兴华带上一笔：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一提诗人吴兴华，他在战时和战后住在北平，燕京大学毕业，对中国和多种西方主要语言的重要诗人，几乎都有深入的研究。在自己的创作中，他尝试创造一种有中国古诗词特点而融会西方诗重要成就的韵律和语法，效果很理想。如果在1949年后他能有机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下去的话，他可能已成为一个大诗人。〔3〕
吴兴华还在燕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出版，他提了一些意见，都被钱先生接受，他也因此被同学们称为“小钱钟书”。钱先生因此很器重他〔4〕。钱钟书和吴兴华曾经畅谈古诗源流，钱先生对吴先生的博学大加赞赏，这说明两人的交集在于旧学的根基确实太好，未必不隐含着两人对东西嫁接和交流的异趣。
钱钟书先生既爱才，又念旧。据吴兴华先生夫人谢蔚英回顾，她丈夫去世之后，钱先生对他们家一直很好。她在与钱钟书、杨绛夫妇做邻居的时候，杨绛多次问她生活有无困难，还变着法儿帮助她。当时她的大女儿十几岁，从兵团回来之后没有工作，杨绛便借口要找人抄《堂·吉诃德》译稿，让谢蔚英的大女儿帮着抄，每每抄了一段后，总要付给数倍的稿酬，让人真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5〕。
（《吴兴华诗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
〔1〕〔2〕〔4〕《吴兴华诗文集》（文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0～79、278页。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5〕罗银胜：《杨绛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
萧也牧的悲剧
？ 盛禹九
我读到张羽写的《萧也牧之死》一文，勾起了对这位老友的回忆，心情很不平静！
我和萧也牧曾在一起共事四年，那是五十多年前，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时候。还记得1950年在机关大院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高个子，黑不溜秋，眼窝深陷，背有点驼，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个工农干部哩。很快我就知道：他叫吴小武，浙江人，知识分子出身，抗战爆发后不久就参加了革命。别看他“五大三粗”，一身土气，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已发表不少作品，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笔名萧也牧。他的短篇小说《一个知识分子下乡手记》当时在《中国青年》杂志连载，作品充满了乡土气息，善于刻画人物，语言非常生动，很受青年读者欢迎。
萧也牧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我们常在一起聊天。我知道他有写作熬夜的习惯，一包烟、一杯浓茶，是他“灵感的催化剂”，从他熏黑的指头上，可以看到他的劳绩。萧也牧比我大十一岁，我待他亦兄亦友。记得有次向他请教创作经验，他坐在办公室的木椅上，边吸着烟，带着乡音，慢条斯理地说出八个字：“细心观察，反复琢磨。”这八个字，我一直记在心头。
1950年，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在《人民文学》发表，赢来一片喝彩声，《光明日报》等四家报刊发表推荐文章，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很快将它推上银幕。我们都为萧也牧高兴！谁知好景不长：1951年6月，丁玲主编的《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率先批评《我们夫妇之间》“歪曲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丑化工农干部”等等。顿时风云突变，全国一片讨伐声。为此，萧也牧在报上作了公开检讨。我们很多人没有想通。
1953年，他被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从此不再发表作品，萧也牧这一名字在文坛销声匿迹。我和他也很少见面，但知道他在新的岗位上工作依然出色。由他精心编辑或策划的《红旗谱》、《红旗飘飘》和《难忘的岁月》这些书，在读者中销路很广，享誉甚高。
由于萧也牧有过被批判的历史，1957年那场风暴来临的时候，他的片言只语又被无限上纲，他成了“右派”；在经过几年农村的“劳动改造”，“摘帽”之后，他回原单位工作，以为还能好好地干一阵子。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再次被列入“牛鬼蛇神”另册，进了“牛棚”。
1969年4月，团中央和直属单位的干部下放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劳动。按连队编制，我在二十八连，萧也牧在七连，相距三四里，难得见面。一次去校部开大会，忽然在行进的队伍里，我看到萧也牧，多年不见，他已变得十分苍老和憔悴，头发很长，衣衫不整。听说他所在的连队被军代表定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四好连队”，我想，在这样的连队里，萧也牧的日子可能不会好过。我默默地目送他步履蹒跚、逐渐远去的身影，心中想起了很多。
文化大革命结束，回到北京，从同事的一次谈话中知道：萧也牧死了。怎么死的？当时没问。直到三十六年后，在异国他乡读到张羽的《萧也牧之死》一文，才知道他1970年秋惨死于干校，刚过“知天命”之年。
张羽在他的文章里详细描述了萧也牧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令人心悸的悲惨遭遇。文章写道：
萧也牧所在的“四好连队”和其他连队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大人小孩见到“牛鬼蛇神”可随意毒打。萧也牧由于体弱多病，手脚不灵，挨打最多，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
9月4日，萧也牧被住在隔壁的××毒打。从这天起，小便严重失禁。连长认为萧也牧“极不老实”，“要加重劳动，以示惩戒”，把萧也牧从牛组调到劳动量较大的菜组去种菜。萧也牧腰背发僵，四肢乏力，间苗薅草只得跪在菜地里爬行，把拔下的草和苗放在一堆，准备下工时带走。不料一阵风吹来，把草和苗吹得散落各处，监工的人认为他有意捣鬼，又把他狠打一顿，打得他在地上翻滚。
10月3日大会批斗。“群众专政”小组对萧也牧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会后又罚他去挑粪。群专小组组长跟在后边，用竹棍不断抽打他的屁股。萧也牧勉强把桶挑到菜园地头，就再也干不动了……
读到这里，我已经读不下去了。然而，更惨烈的还在后面：
10月6日下午，在柳树塘前的地头上，萧也牧吃力地推了两车草，又被喊来挑草上垛。这本来是强劳力干的活。对久病无力的萧也牧来说，仅仅一柄木杈就像有千斤重。他只挑了几根稻草，可杈子还未举起，稻草已经簌簌地掉了下来。场上的“红哨兵”在一旁嘟嘟囔囔骂他“磨洋工”、“装蒜”，但没有敢动手。排长动了邪火，从旁边走过来，朝萧也牧腿上横扫了一杈，接着骂道：“吴小武，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现场最高指挥者一动手，群专小组组长也扑了过来，厉声喝道：“旁人不敢打你，我敢打！”原先只是咋咋唬唬的“红哨兵”也赶上来噼里啪啦地追打起来。萧也牧边退边躲，从一个老实人身旁逃过时，那个老实人为了表示和萧也牧划清政治界线，也在背后抽了他一杈。群专组长和“红哨兵”跟着追打，用木杈抽打萧也牧的屁股和小腿。萧也牧又跑了几步，就被打倒在地……不大一会儿，收工了。排长下令说：“我们走，不要管他！”所有的人都走了。只有萧也牧一个人孤零零地拄着木杈站在那儿。他走不动了……
直到深夜十点以后，他儿子吴家刚找到地头，把他扶了回家……萧也牧被扶上床后，长吁了一声，就一动不动了。接连数日，除儿子偶尔来看看他以外，无人照料……
10月15日中午，他已溘然长逝。
萧也牧死时，还扣着“没改造好的摘帽右派”的帽子。他不能入“革命同志”的墓地，只能埋在乱葬岗上，连墓碑也没有。萧也牧平反后，家属去收尸骨，坟已空荡，棺木无存。对此，萧也牧生前同事和难友李庚写了一首诗：“弄笔罗文网，挥锄未得生，毁甚终销骨，坟空但墨香。”李庚在悼念萧也牧的文章中写道，萧的“无主孤坟，棺材便如夏瑜的颈血，被不应受责备的贫困的人们拿去利用，又发生了《药》似的悲剧”。这里，李庚对这个荒唐而蒙昧的社会作了无声的控诉！
记得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中国历史的每一页，都写满了“吃人”二字。索尔仁尼琴说：“革命吃掉自己的孩子。”人们已记不清：“革命”究竟吃掉过多少“孩子”，萧也牧无疑是其中很有才华的一个。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萧也牧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被整死的。迫害和殴打他的人，不是“红卫兵”小将，也不是受蒙蔽的“大兵”，而是富有知识的“文化人”，有的我还认识。这些人平日都是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可在政治运动中，一个个成了野狼和恶犬，疯狂残害和自己相处多年的“战友”和同事，这究竟是为什么？！
人们一直在谴责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领导者的责任。是的，缺乏良知的政治运动，多年的“狼奶”教育，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一些知识分子本身的自私、嫉妒、贪婪和丧失做人的道德底线，不惜“赤膊上阵”，充当打手，这些人难道就没有直接的责任？！例如，张羽文章中提到的那个“排长”，对萧也牧那么凶狠，只是由于萧“过去对工作有过议论，排长非常反感；萧在文艺界有影响，作家来求教时，对萧表示尊重，而领导受到冷落，就感到萧碍手碍脚”，所以出现排长打萧也牧时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多么丑恶的灵魂和嘴脸！
更令人费解的是，据说当年疯狂迫害萧也牧的一些人，至今没有一点反思，没有一个人向萧的家属表示过歉意，甚至还有人说，萧也牧是病死的，否认萧死于暴力。这样说谎，良心何在！
萧也牧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和悲剧，也是我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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