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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纪事本末 作者:[清]谷应泰-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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睥睨之。黎又匍匐告哀，朝臣又主二杨之说。而世宗赫怒，竟伸天讨。兵未出于国门，莫已父子自缚，泥首军门，削其王号，世守吏职，不闻其倔强自大，劳弊中国也。
所可异者，太祖使沐英取云南，即留英世镇滇中；成祖使张辅取交趾，不以辅留镇彼国，二十年后，并召还黄福。祸发于中官，乱成于庸帅，斋貂、多鱼，特儆漏师，短辕（牜屯）犊，必败乃公。三百年来，终沦王化。夫亦庙算有遗策，而《春秋》多责备也。
第二十三卷 平山东盗
成祖永乐十八年（庚子，一四二０）三月，山东蒲台县妖妇唐赛儿作乱。赛儿，县民林三妻，少好佛诵经，自称「佛母」，诡言能知前后成败事，又云能剪纸为人马相战斗。往来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煽诱愚民。于是奸人董彦杲等各率众从之，拥众五百余人，据益都卸石棚寨为出没。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捕之，贼夜乘间击官兵溃散，凤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闻，遣人驰驿招抚之。直隶沂州卫亦奏：「莒州贼董彦杲等聚众二千余人，以红白旗为号，大行劫杀。莒州千户孙恭等往招抚，不服，杀其从者，势甚猖獗。」上敕安远侯柳升分兵剿之。柳升兵至益都，围贼于卸石棚寨。贼遣人乞降，诈云：「寨中食尽，且无水。」升以东门旧有汲道，即往据之。夜二鼓，贼袭官军营，都指挥刘忠力战死。黎明，柳升始觉，分兵追捕，获贼党刘俊等男妇百余人，而赛儿等竟遁。时贼党宾鸿等攻安丘，知县张玙、县丞马撝集民夫八百余人以死拒战。贼不能攻，复帅莒州、即墨之众，合万余人，并力攻之，声言屠城。于是都指挥卫青备倭海上，闻安丘围，急率千骑昼夜兼行，奋击败之。贼收余众再战，城中人亦鼓噪出击，宾鸿遁去。杀贼二千余人，生擒四十余人，皆斩之。时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迟，即陷贼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谒。升怒其专制，ㄏ出之，青不为屈。是日，鳌山卫指挥王贵亦以兵一百五十人击败贼众于诸城，尽杀之，山东悉平。行在刑部尚书吴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剿，不即就道。敕谕以『贼凭高无水，且乏资粮，当坐困之，勿图近功』。升贼临境不设备，至贼夜斲营杀伤军士。时都指挥刘忠与升夹攻，忠身先军士，几破贼垒。升忌其成功，更不救援，致忠力尽而毙，贼遂得乘间遁去。升遣指挥马贵等追之，所过骚扰，升亦不问。及备倭都指挥卫青闻贼围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昼夜兼行，遂败贼众。后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故行摧击。人臣不忠，莫此为甚，请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将遣师，必丁宁告戒，俾图万全。今升方命失机，媢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于狱。上以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道姑，逮至京诘之。
七月，以段民为山东左参政。是时，大索唐赛儿甚急，尽逮山东、北京尼。既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段民抚定绥辑，曲为解释，人情始安。初，唐赛儿夫死，赛儿祭墓，回经山麓，见石罅露石匣角，发之，得妖书、宝剑，遂通晓诸术。剑亦神物，惟赛儿能用之。因削发为尼，以其教施里昙湎ぱ椋该耵馊淮又Ｓ率巢莆铮嫠胍允踉酥隆３跻辔薮笾尽Ｄ搜阶ⅲ潦颍俨吨保旆矗鄙司踔凇Ｈ窘圆灰栽榉⑾涤＜榷兜弥ǎ徊痪濉Ｂ愣恐傩倘胁荒苋耄坏靡眩聪掠Ｈ颈惶澹ハ底悖斫宰越馔眩苟萑ィ恢铡Ｈ究は亟５裙伲砸允Э芊铩�
谷应泰曰：
自古盗贼之起也，莫不好为妖瞀惑乱，陈胜以篝狐，张角以斗米，而号则天公、地公，雾则三里、五里，何其怪也。予以为男诚有之，有亦宜然。史称琊邪吕母，聚党数千人，杀海曲宰，入海中为盗。而同时平原女子迟昭平，亦聚数千人，屯河阻兵。以是知妇女之轻剽好作乱，大抵不少概见也。成祖时，有蒲台唐赛儿者，自号「佛母」，能刻楮为人马相战斗，众益信之。于是莒、即墨诸奸民遂蠭起，而贼党董彦杲、宾鸿等亦掠兵应之。幸所据不过数州，转战不过旬月，卫青、王贵两军急击，旗靡辙乱，鱼烂而亡矣。然则赛儿妖术果安在耶？岂王凝之鬼兵相助，而大道竟不可信耶？抑费长房役使鬼物，而遂为群鬼所杀耶？是皆不可知。而独是柳升以通侯之尊，授钺出师，驿骚供亿，逍遥河上，乃更切责卫青，忌嫉有功。假令大敌在前，将校不和，王师可一战而溃也。虽然，成祖之用兵也，南定金陵，北征沙漠，地拓三佬，威行万里，而赛儿以一愚妇人踯躅其间，乃欲结娘子之军，乘夫人之城，譬之薄石击柱，多见其不知量矣。然而予以赛儿之乱，则黩武之所致也。《秦风》尚首功，而《小戎》亦谈车战。河北甚藩镇，而女子亦通剑器。牝鸡之晨，或亦怒蛙之式乎！至于赛儿遁去，而燕、齐诸尼，并天下奉佛妇女，逮者几万人。犹之石闵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诛；袁绍斩宦官，面不生须者亦杀。玉石俱焚，势固然也。尤可异者，赛儿踪迹杳不可问，岂军中张燕，群号冲飞，河上孙恩，相传水化。妖耶？人耶？吾弗知之矣。
第二十四卷 河漕转运
成祖永乐元年（癸未，一四０三）三月，沈阳中屯卫军士唐顺言：「卫河之原，出卫辉府辉县西北八里太行苏门山下。其流自县城北经卫辉城下，入大名浚县界，迤逦抵直沽入海。南距黄河陆路五十余里。若开卫河，距黄河百步置仓廒，受南京所运粮饷，转致卫河交运，则公私交便也。」上命廷臣议，俟民力稍苏行之。
四年（丙戌，一四０六）秋七月，命平江伯陈瑄兼督江、淮、河、卫转运。洪武中，航海侯张赫、舳舻侯朱寿俱以海运功封，岁运粮七十万石，止给辽左一方。永乐初，北京军储不足，以瑄充总兵，帅舟师海运，岁米百万石。建百万仓于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粮一由海运；一由淮入黄河至阳武，陆运至卫辉，仍由卫河入白河至通州。是为海陆兼运。
八年（庚寅，一四一０），以旧额漕运二百五十万石，不足给国用，特令江、浙、湖广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运，共三百万石有奇。
九年（辛卯，一四一一）春二月己未，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开会通河。自济宁至临清，旧通舟楫。洪武中，河岸冲决，河道淤塞。故于陆路置八递运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车二百辆，岁久民困其役。永乐初，屡有言开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许。至是，济宁同知潘叔正言：「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乃命礼等往视。礼等极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气和霁，宜及时用工。于是遣侍郎金纯发山东、直隶、徐州民丁，及应天、镇江等府民丁，并力开浚。民丁皆给粮犒赏，蠲他役及今年田租。命宋礼总督之。
河南河水屡岁为患。先是，遣工部侍郎张信往视信。访得祥符县鱼王口至中滦下二十余里，有旧黄河岸，与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则水势可杀，遂绘图以进。诏发河南民十万，命兴安伯徐亨、王部侍郎蒋廷瓒、金纯相度开浚，并命礼兼督之。
六月，会通河成。以汶、泗为源，汶水出宁阳县，泗水出兖州，至济宁而合。置天井闸以分其流，南流通于淮。而新开河则居其西，北流由新开河道东昌入临清，计三百八十五里。自济宁至临清置十五闸，以时启闭。又于宁阳筑堽城坝遏汶水，尽入漕河。礼还京上言：「会通河源于汶、泗，夏秋霖潦泛溢，则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济宁分为二河：一入徐州，一入临清。河流深浅，舟楫通塞，系乎泊水之消长。泊水夏秋有余，冬春不足，非经理河源，及引别水以益之，必有浅涩之患。今汶河上流，上自宁阳县已筑坝堰，使其水尽入新河。东平州之东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及时开浚。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当浚者仅三里，河身宜筑堰者计百八十丈。」从之。
十年（壬辰，一四一二）春正月，巡按山东御史许堪言：「去年卫河水溢，河岸倒塌。」命工部尚书宋礼相度措置。夏四月，尚书宋礼奏：「自卫河东北至旧黄河一十二里内，五里旧河有沟渠。五里系古路，二里系平地。今开河泄水以入旧黄河，则至海丰大沽河入海。」上命俟秋成为之。
九月工部主事蔺芳言：「中滦分导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垫，诚万世之利。然缘河新筑护岸扫座，用蒲绳泥草，不能经久。臣愚以为若用木编成大囤，若栏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钉之，中实以石，却以横木贯于椿表，牢筑堤土，则水可以杀，堤可以固，而河患息。」从之。尚书宋礼荐其才，擢为工部右侍郎。
十一月，浚镇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达于江。
十三年（乙未，一四一五）三月，罢海运粮。命平江伯陈瑄于湖广、江西造平底浅船三千艘，以从河运，岁运三百余万石。初，漕运北京，舟至淮安，过坝渡淮，以达清河，输挽甚艰。故老为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河至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河口相值。宜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从之。乃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就管家湖筑堤旦十里，以便引舟。置四闸，曰：移风、清江、福兴、新庄，以时启闭。浚仪真、瓜州通潮。凿吕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势。开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筑高邮湖堤，堤内凿渠，亘四十里。淮滨作常盈仓五十区，贮江南输税。徐州、济宁、临清、德州皆建仓，使转输。议以原坐太仓岁粮，苏州并山东兖州，送济宁仓；河南、山东送临清仓，各交收。浙江并直隶卫分官军于淮安，运至徐州；京卫官军于徐州，运至德州；山东、河南官军于德州，接运至通州。名为「支运」。年凡四次。河浅胶舟处，滨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浅夫，俾导舟。其可行处，缘河堤凿井树木，以便行人。乃增置浅船三千余艘，海运遂罢。凡漕渠在齐、鲁间者，宋礼功为多。在江、淮间者，陈瑄功为多。
十四年（丙申，一四一六），设淮安之清河、福兴，徐州之沽头、金沟，山东之谷亭、鲁桥等闸，各置官。于是漕运始达通州。
宣宗宣德五年（庚戌，一四三０）三月，陈瑄复言：「支运法军民均劳甚善。但民病舍穑往还，不若益耗兑军便。」帝是其议，改为「兑运法」。行之既久，耗亦纳官，失初意矣。
七年（壬子，一四三二），置吕梁漕渠石闸。初，陈瑄以吕梁上洪地险水急，漕舟难行，奏令民于旧洪西岸凿渠深二尺，阔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复欲深凿，置石闸三，时其启闭以节水，庶几往来无虞。事闻，命附近军卫及山东布政司量发民夫工匠协成之。
宪宗成化四年（戊子，一四六八），初，正统间，漕米入庾，始有锐。至是，帝诘锐米，户部执曝扬之数。取米石，一其锐曝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为耗。巡抚江南邢宥修复运河坝闸。先是，正统初，巡抚周忱经理运道，武进奔牛、吕城设为坝闸，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称便利。迨景泰间，坝闸渐颓，水道淤浅。有议从蔡泾、孟渎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顺间，巡抚崔恭奏请从周忱故道，增置五闸。至是成之。
七年（辛卯，一四七一），罢瓜、淮兑运。并改四仓之支运者，俱令兑各附近水次。其瓜、淮者于原耗外，益以脚米。四仓故无耗者，准量给耗米。又复在军运。寻复定兑运改兑之额：河、淮以南，以四百万供京师；河、淮以北，八百万供边境。别贮额外米于临、德，曰「预备米」，以备漕米之拨补也。先是，宣德间，定耗例，二米一他物，盖仿洪武时附载土物之意，用以资君便民。至成化为改兑法，则悉从本色，听军易用，然多滞不便。
世宗嘉靖七年（戊子，一五二八），通惠河成，粮运从河入，省轻赍银一十一万，诏给军三之一，并令三岁后，量减加耗以宽民。初，弘治中，议定折耗银曰轻赍，凡轻赍之银官给之。大抵米以备远涉及显加之耗，银以备佣僦铺垫之用。要之，正米无缺而止。正外诸羡，尽归旗卒，官无利焉。一时军卒饶逸，漕运于斯为盛。亡何，漕抚李蕙请赍余贮库，听来年缺者贷偿之。上可其奏，着为令。嘉靖初，河漕总兵杨宏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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