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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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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母爱的缺席和父亲的专制、粗暴和野蛮,只是“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揣揣
不安”,只是恐惧、畏俱、敬畏、耻辱、自卑、内疚、罪责等各种深深的存在性不
安。破碎的童年导致破碎的人生。
    由于童年期“神化工程”的缺憾,卡夫卡没有构建通常成人“神化工程”的基
础。用前面的话说,他将无法展开一个相对健全的成人阶段。
    毋庸赘言,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漫长讨论,是对前面有关卡夫卡讨论的概括和
深入。显然,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卡夫卡似乎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
案例。或者应该反过来更确切地说,这个理论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卡夫卡。然
而必须指出,到此为止,我们才刚刚抵达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就在所谓“与父母的同化”。
    家庭内部的关系,包括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伦理… 人际关系,即
所谓家庭伦理… 人际关系。这种伦理… 人际关系的背景是一种更大的伦理… 人际关
系,那就是一般的社会伦理… 人际关系,广而言之,即一般的人与人关系。
    这就意味着,儿童所构建的“神化工程”真要成功,不仅能保证他相对正常地
度过儿童时代,而且能让他“扩建”成一个相对正常的成年,那就不能仅仅与父母
同化,而必须同时与社会同化。但这就需要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前提:父母首先要与
一般的社会伦理… 人际关系实现同化。
    对我们而言,反过来的推论更为重要:当父母与身边的社会伦理… 人际关系实
现了同化,而孩子却未能与父母实现同化,那么,孩子最终就难以与社会伦理… 人
际关系实现同化。换句话说,这样的孩子很难逃避孤独一生的痛苦命运。
    和克尔恺郭尔一样,卡夫卡将因为童年巨大的缺憾而相应地缺乏进入社会伦理
现实的能力。换句话说,他将和克尔恺郭尔一样,难以进入正常的伦理… 人际关系,
难以进入人群。
    如果以这一点为参照,那么,在人类文化史上,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
大致属于一类人格,而拿破仑、弗洛伊德和雅斯贝斯等则属于另一类人格。在这两
类人格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后一类人格都是些伦理… 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英雄,
在人群中出类拔萃。他们往往功勋卓绝地指挥战争、领导运动、创建学派,在同时
代人心目中建造成显赫的神化工程。与他们相反,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将在人群之
外、在正常的伦理… 人际关系之外一生孤独和痛苦,恐惧而不安。即便最终被人认
识,也要为此付出久久的等待。
    是否拥有健全的母爱和相应的双亲之爱,是造成两者差别的主要原因。
    健全的母爱和双亲之爱本身就是最正常、最美好的伦理… 人际关系,它们保证
了孩子正常的同化过程,它们使孩子得以成功地构建童年期神化工程,并向孩子提
供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安全感和力量。雅斯贝斯明确认识到,他的力量来源
于美好的双亲之爱所奠定的安全感。弗洛伊德则颇有些自恋地宣称:一个已成为母
亲爱子的男子汉,将终生饱含征服者的情感。这种信心会导致成功,往往成为致胜
之本。幼时健全的双亲之爱,甚至可以让尼采这样天生羸弱、且早年丧父的人也能
凭着某种“光芒万丈的文体”,成为同时代人眼中的“超人”,在为深邃哲人所发
现的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所欢呼。
    正如前面所说,美好的双亲之爱所保证的正常同化,是孩子进行健全自我扩张、
成功构建神化工程的前提。这就像种子的生长或江河的形成:当种子具有丰沛的先
天生命力,又置身于优良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它就容易长成参天大树。同样,当江
河拥有水量宏富的源头和支流,又流经雄伟的地形,就会形成壮丽的大河。怕就怕
种子天生羸弱而又遇到贫瘠的土壤和恶劣的气候条件,或者,江河的源头干涸,地
形又破碎不堪。
    一般说来,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格将在正常的社会伦理… 人际关系之
外,在人群之外默默地承受巨大的孤独。当然,有必要补充说明,所谓“在人群之
外”,并不意味着没有进入人群的要求。相反,当事人可能还格外渴望,至少在最
初是如此。只是,进入的失败却使渴望变成了恐惧。正如卡夫卡所说:“这种向往
人群的要求我是有的,但它变成了恐惧。”失败导致恐惧,强化恐惧,恐惧又反过
来进一步导致失败……到后来,对现实中任何有关人群的人和事,他们既缺乏进入
的能力,又会表现出超常的阻抗,越是与人群相关越是如此。例如,对现实中显赫
的人与事,他们会有意无意地疏离,甚至格外抵触。他们多半会让自己保持在与现
实伦理无关或关系很少的生存状态。他们进入的生活领域常常与他人无关或关系很
少。或者说,进入某种生存状态,对一般人而言意味着进入现实的伦理… 人际关系
网络,而对他们却只意味着与他人无关或关系很少的“私人”事件。
    这样的人可能进入宗教领域,但那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世俗宗教团体的认同,甚
至可能相反。正如克尔恺郭尔,很少有人比他更坚定地信仰基督教,但是,恐怕除
了尼采,很少有人比他更激烈地批判世俗的基督教,乃至全面地否定丹麦国教会。
这样的人多半会进入艺术或哲学领域,但那并不意味着进入艺术圈子或学术团体;
对他们而言,艺术或哲学不过意味着他们的“私人宗教”。这样的人也会与常人一
样进入爱情,只是,对一般人而言,进入爱情就意味着进入相应的家庭和社会伦理
关系,但对他们而言,那只意味着进入神圣的或单纯的“俩人世界”。卡夫卡和克
尔恺郭尔都是这样,很少有人比他们对爱情更为炽热、执着或专注,但也很少有人
比他们更害怕或敌视正式的婚姻关系;他们在订婚之前或之后会“永远地三心二意”,
无休止地思考、权衡、彷徨、动摇、反悔、痛苦……而对婚礼他们格外恐惧和仇视,
因为,那是对婚姻伦理… 人际关系最后的正式认同。
    总的说来,卡夫卡或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格类型注定要承受孤独,他们也可能
因为无法承受孤独、不安和恐惧而被生活摧毁。然而,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利的条件,
在他们身上却有可能转化成重要的因素。有时,与生俱来的不幸在当事人身上砥砺
出忍受孤独的超然意志,促使他完成天才的自我锤炼,使其有能量冲出一般的伦理
关系、冲出人群、甚至冲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而在一种相对非伦理化的、相对
纯粹的精神氛围中独自构建自己补偿性的,但是独特的“神化工程”,并有可能最
终完成克尔恺郭尔所谓“绝对单数形式的”、无法模仿的人格,成为生活中独一无
二的“那个个人”,从而成就一个从破碎到完整的人生,赢得一场最为具体也最为
博大的人道主义自救,同时也代表人类探索到存在深渊中和生存大地上的某些真理。
                        第四节 移情:破碎的英雄诗
    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讨论,使我们进入了“移情”问题。儿童与父母的同化,
实际上只是移情的一种特殊情形。
    用关于移情的眼光审视卡夫卡的童年,我们会对他的命运获得一种更为深刻和
细致的理解。
    其实,在那封具有“反判决”性质的《致父亲的信》中,关于那位“暴君般的
父亲”,卡夫卡还告诉了我们另一些事情。例如,尽管语气有些暧昧和含糊,他还
是提到了父亲脸上一种美好的笑容,虽然极难见到,但特别美,包含着恬静、满意
和嘉许:“谁受您这一笑,都会陶醉的。我回忆不起来,我在童年是否很明显受到
过这种微笑的眷顾,不过我想多半是有的,因为当时我在您心目中还是无罪的,是
您巨大的希望,您又有什么理由拒不向我露出笑容来呢。”他还回忆了另一些更说
明问题的例外:
    大多数例外是在您默默忍受痛苦、爱和善的力量压倒并直接攫住了一切与之对
立的东西的时候。这当然很罕见,可是却令人神住。譬如,当我在炎热的夏天午间
吃罢午饭,在商号看见您十分疲惫地伏案打盹的时候,或者星期天当您筋疲力尽跑
到乡下的避暑山庄来与我们相聚的时候;或者当母亲身患重病,您双手紧紧抓住书
柜,浑身哆嗦、暗自啜泣的时候;或者当我最近一次罹病,您蹑手蹑脚到奥特拉房
里来看我的时候,您在房门口站住,伸长着脖子看我安卧在床上,您出于关心我,
只向我招了招手。每当这种时候我便扑在床上,止不住幸福地哭了起来,而现在写
到这里,我不禁又潸然泪下。
    在人之常情看来,我们遇到“剪不断,理还乱”的父子之情,而在生存论心理
学看来,我们涉及到了移情问题。
    人类思想史上,克尔恺郭尔率先明确指出了作为心理学和宗教起点的生存悖论,
以及由此产生的死亡恐惧:如果人纯然是天使,那么他不会畏惧死亡;如果人纯然
是动物,那么他也就不懂得畏惧死亡。然而,人既非天使又非动物,而是一种具有
自我意识的动物,也就是说,人同时具备着生理性的肉体和符号性的自我。符号性
的自我使人意识到自己生理性肉体的生与死,使人产生死亡恐惧。
    在《反抗死亡》这本重要著作中,贝克尔继承克尔恺郭尔的思路,对移情问题
作了杰出的表述。
    一方面,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另一方面,人又带着与生俱来的被造性和
必死性。人的心智显然无法承受如此彻底的分裂和悖论。人只能竭力营造某种“生
死攸关的谎言”,以便维持一种可能的生存。这“生死攸关的谎言”就是通常所谓
的人格系统。
    人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人是“伦理的动物”,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人
格系统也是如此,只能在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和背景上才有可能逐步形成、产生和发
展,这一过程就是移情。
    作为移情前提和背景的人际关系,包括狭义的家庭伦理… 人际关系和广义的社
会伦理… 人际关系。而移情的对象,则是生活中那些最高大、最伟岸的人事:父母、
老师、伟人、运动、偶像,等等。用上一节的话说,移情对象是个体“神化工程”
的集中体现。
    移情既体现了人在生死面前的懦怯,又体现了人对英雄主义和自我解放的冲动。
一方面,人希望以被造物的意识顺应各种自然力量和文化力量,安全地融入某种保
护性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人又希望标新立异,出类拔萃。
    移情中的这两种趋向被称为“神爱”和“爱欲”,它们是人身上两大孪生的存
在动机。两大存在动机与存在悖论之间有着一种交叉对应:一方面,既然人是自然
界中小小的神祗,他当然希望出类拔萃;另一方面,既然人是必有一死的被造物,
他当然希望融入某种保护性的力量。可以认为,两大存在动机也是生死恐惧的对应
物。
    “神爱”和“爱欲”这两大存在动机相反相成,无法分离,但都指向自我感觉
的扩张。一方面,人渴望着一种“与大千众生的亲缘感”,希望“从孤独中解放出
来”,成为“某个伟大而高级之整体的一部分”,从而知道自己是谁,并感觉自己
属于整个世界。另一方面,人渴望着更丰富的生活,更激动人心的经验,以便去发
展自身的独特性和力量,通过自我扩张为世界作出贡献。正因为如此,移情被称为
人的“英雄诗”,它是神化工程构建中最关键的运作。
    人既想突破孤独,又想保持孤独。这意味着,移情所追求的,实质上是一种不
可能的悖论。人只能通过无师自通的努力,选择恰当的移情对象,“控制矛盾的程
度”,在不可能之中相对地实现一种“可能的生活”,从而“绕过”这一悖论。每
一个人部必须面对移情这一“生死攸关”的难题,同时,移情又最充分地体现了这
个人独特的人格命运,这正是“移情英雄诗”最为动人心弦之处。
    对于儿童,移情问题有着相对特殊的表现形式。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
    成人清晰成熟的自我意识导致了清晰的恐惧。但是,儿童尚未形成清晰成熟的
自我意识,因而其恐惧也就有着浑然不清的性质。成人的恐惧可以表现为明确的死
亡恐惧或性恐惧,儿童却只有笼而统之的“生活的恐惧”。这正是儿童趋向于与父
母同化的根本原因。因为,就所谓“原始存在”(参见第二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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