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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调城南-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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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院子的海棠树后。不过,那座二层小楼和东跨院在民国后期早就拆掉,历史的遗迹已经灰飞湮灭,谁还在乎阅微草堂真的在什么地方呢?它本身就是一个符号,连同纪晓岚本人,都化为一种传说或戏说。 
  刘先生曾说:“沧桑迭变,故迹渐湮,故余如白头宫女重说天宝遗事,今若不言,后无知者矣。”可惜,刘先生已经故去多年,不管海棠紫藤真的假的,也不管阅微草堂是不是概孤零零,它的位置到底在东还是在西,阅微草堂还在,作为纪哓岚的象征就在,记忆中的情感和寄托,就在眼前紫藤与海棠叶间的风中。 
  2005年8月14日于北京   
  绍兴会馆   
  肖复兴 
  没有想到南半截胡同那样安静干净。虽然紧邻菜市口闹市,却一下子过滤掉了车水马龙的喧嚣。绍兴会馆很好找,就在这条胡同路西靠北,大门旁的墙上有块汉白玉的石牌,写着绍兴会馆。刚进门,一个壮汉对我说:是看鲁迅故居的吧,往里走,里面院子老大了!话里话外透着老北京人的热情和客气。 
  院子是不小,据载,原来的绍兴会馆里有仰蕺堂、渔文萃、福之轩、藤花馆、莳花别馆、绿竹舫、嘉荫堂、补树书屋、希贤堂、怀旭斋、一枝巢多处宅院。光看看这些名字,久能够想象得处当初的堂皇。现在,虽然接盖出不少房子,拥挤得院子快要胀裂,但是紧靠大门朝西的一溜房子,南北两侧的房子,和最里面的朝东的房子,还都是老房子,那种经历了百年沧桑的灰瓦,是现在烧不出来的。瓦缝中冒出的狗尾巴草,枯黄枯黄的,像是这些老房子顶上长出来的稀疏的头发,也是有年头了,摇曳着一些往昔的影子。 
  1912年5月,年轻的鲁迅从南京来到北京,像如今的“北飘一族”,先在菜市口东的骡马市大街一个叫长发客栈住了一宿后,就住在了这里,一住住到1919年11月搬到八道湾,住了七年半,是在北京住的时间最久的地方。在这里,鲁迅先生先是住在藤花馆西屋,然后搬到朝南的屋子,最后又住在西院的补树书屋。在前两个屋子里,鲁迅抄录了大量的古书和古碑帖,在补树书屋里,鲁迅写下了新文学的第一部划时代的小说《狂人日记》。 
  这三个住处在哪儿呢? 
  问跟着我一起进来的那个壮汉:知道哪儿是当年鲁迅住过的地方吗? 
  他说:知道鲁迅住过的地方的人都早死了。 
  便想起补树书屋前有棵老槐树,鲁迅当年写东西写累了,常摇着蒲扇到那棵槐树下乘凉,“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落在头颈上”(《呐喊》自序)。就又问起有棵老槐树还在不在? 
  一位模样俊俏的中年女人,走了过来,热情的带着我一直走到后院,看到了那棵老槐树,虬干苍劲,枝叶参天,一百多岁了,比再伟大的鲁迅活得都长远。补树书屋是三间屋子,朝东朝北的都有屋子,朝东的屋子更老一些,莫非就是补树书屋了?谁也不敢确定了。 
  那个女人又带我走出来,告诉我左右两边原来都有跨院,分别有月亮门连接,补树书屋是一个独立成章的院子,院前也有一扇月亮门,还有走廊,现在你看这走廊还留下一部分,这柱子还都是以前的。以前,走进大门,要下好几级台阶,才是院子,听说还有一个影壁,还有好几块当年修建会馆时候立的石碑。我家先生从小在这院子里住,说那时候这院子可宽敞了,在院子撒开了玩,可痛快了! 
  这样说来,补树书屋,在最后的院子里,重门轻掩,小院闲昼,非常清静,应该是最适合写东西的地方了。居住在这里的时候,曾经时鲁迅先生最痛苦的时候,他自己说过:“我的生命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却也曾经时鲁迅先生最奋争的时候,因为他自己还说过,在那寂寞悲哀的时候“让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借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呐喊》自序) 
  自以为找到了补树书屋,又去找藤花馆和那间南向小舍。南向的房子在院子里有好多,那间小舍,会不会在最北头的小院里?一直走进去,好几只黄猫白猫扑楞楞地蹿上房顶,睁大明亮的眼睛望着我。有人说,院子里的猫,是老北京的忧郁的诗人,一点不假,不管白天,还是夜晚,突然从墙角和房顶窜出来的猫,睁大蓝幽幽的眼睛,就那样直戳戳的盯着你,会让你一下子跌进老北京幽深四合院的氛围中。这是和现在在居民楼豢养的猫决然不同的,现在养尊处优的猫,已经没有那样灵敏,更没有那样忧郁的眼神。 
  藤花馆朝西,院子里朝西的房子保存得最完好,有的屋老木窗棂还在,只是一溜儿长排好多间,不知那间该是藤花馆?藤花不在,主人也不在,只有春风依旧,却物是人非,想就是鲁迅回来怕也难找到自己的老屋了。 
  那个热心的女人一直送我到大门外,指着胡同北口新盖的大楼问我:你说盖这楼好还是留这老院子好?不等我回答,她自己说道:现在,是个土老冒都会盖这楼,但是有这多年历史的老院子拆了还能盖得起来吗?有盖楼的钱把这院子好好收拾收拾,不是能够照样卖门票挣钱? 
  告别之际,她指着抱鼓石门墩和红漆斑驳的老木门对我说:这都是老玩意了,我们街坊们天天都看着它,生怕那些收破烂的把它们弄走卖了去,那样这院子可就剩下那棵老槐树弄不走了!说完她冲我无奈地笑笑。阳光正打在她的脸上和她身后的门墩和木门上。     
  蓝调城南 第二部分   
  浏阳会馆   
  去那天,心里犯嘀咕,好多年没到菜市口,那里的丁字路口早拆成了大马路,它还在那里吗?谁知道,车子刚在菜市口往南一拐没多远,我一眼就看见了路西高坡一座小院靠北边的墙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浏阳会馆”几个小字,心里一阵惊喜。 
  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北半截胡同和南半截胡同交叉像裤裆,南半截胡同往西撇了出去,扩路的时候,把丞相胡同和北半截胡同的东边都拆了,南半截胡同和北半截胡同的西边的一部分保留了下来。浏阳会馆正好在西边41号,幸免于难。只是原来它是藏在胡同深处,掩映在古树之间,现在只好站街女似暴露在喧嚣的大街上了。 
  浏阳会馆里有慷慨就义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故居,它自题的莽苍苍斋,就在这座小院里主房的北套间。可惜,我走进院子,无法找到他的莽苍苍斋了,院子里丛生的大小房子,像是时光滋生出来的怪物,早把历史挤得鼻歪眼斜,面目皆非。北面的侧院稍微宽一些,我一直走到最里面,全是这样的破房子,从灰色鱼鳞瓦的房檐上,能够看到不远处的高楼大厦傲然俯视着这里,让这里彻底成为了贫民窟。奇怪的是,偌大的院子里,竟然空无一人,拥挤的房子和空旷的院子,不谐调地对峙着,许多的房门都上着锁,似乎在和我开着玩笑,随时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把所有的房门打开,从里面跑出许多人来,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或恶作剧。 
  我站在那里老半天,蹒跚地走出来一位手里攥着手纸的老大爷,冲着我说:没什么看的,全都是破房子!我只好蹒跚着跟在老大爷的身后,一起走出院子。站在门口,心里有些不甘心,从1898戊戌之年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竟然如此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人讵知吗?大门破败得比我见到的绍兴会馆还要厉害,简直就像在天桥一带常见的穷人住的低矮而破旧的棚户院门,哪里还有一点钟鸣鼎食的意思?更难以想像当年大门两侧种以两棵青松、谭嗣同自己撰写门联“家无儋石,气雄万关”的气势了。 
  其实,谭嗣同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从9岁到13岁,他在这里只住了3 年多,便随父亲到外省赴任而浪迹天涯,一直到1989年8月21日才又重返京城,到这一年9月25日从这个小院里被捕送到菜市口杀头,在这里只住了36天。但是想一想,房子也好,院子也好,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人生和房屋一样,都不以长短论英雄,而是以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为衡量标准的。谭嗣同33岁短促的生命,是飞迸直落九天的瀑布,和平静的湖泊拉开了距离,如今已经毫不起眼的小院,才和它身前身后的高楼大厦对比得如此醒目。只要想一想,谭嗣同最后住在这里短短的36天里,他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名句,那一份豪气与坦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拒绝了梁启超一起出逃的劝告,而是将浏阳会馆的大门敞开,自己坐在门前摆一壶清茶喝茶待死,那一份从容与决绝;就是再破败的院落,也足以气雄万关了。 
  站在浏阳会馆的门前,菜市口就在眼前,107年的谭嗣同就是那里被砍头的,如今车水马龙的喧嚣声淹没了一切,夕阳把宽阔的街道映得一派通红,而把影子留给了这里。门前的幽暗,容易让时光涌动,历史悄悄走来。   
  番禺会馆(1)   
  起码到清光绪年间,北京宣武的上斜街还是一条很漂亮的街道,《顺天府志》上说:“上斜街,北临护城河,有响闸。”并引清人诗文,说它是“背郭环流,杂莳花药”,曾有“草堂小秀野,花事上斜街”的美誉(小秀野堂为清初词人顾梁汾故居)。可见,上斜街临窗面水,一街花木扶疏,是当时风光不错的亲水小区。难怪当时许多文人愿意聚集在这条街上比邻而居,清人戴璐的《藤阴杂记》中引诗:“结邻真喜近斜街,步屟寻春又一回。五日重来光景换,早花零落晚花开。” 
  我对上斜街的兴趣,来自这里的番禺会馆,清末时这里住过著名的诗人龚自珍。我读中学的时候就特别崇拜龚自珍,大概那时他的一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还选进了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缘故吧。文化大革命中,我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偷了几本书没有还,其中就有一本世界书局1937年出版的《龚自定庵全集类编》,插队去的时候,特地把这本书带到北大荒,东传西传,不知传到谁的手里,再也找不回来,非常遗憾。1991年,中国书店根据世界书局的版本出版了影印本,我如获至宝买了一本。可以说,对这本书,对龚自珍都有感情吧。 
  对于龚自珍的诗,其中写到剑与箫的很多。年轻的时候,颇觉奇怪,也很为之动心。比如“挑灯人海外,拔剑梦魂中”;“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一剑一箫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空留一剑知己,夜夜铁花寒”;“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到江南”……事过经年,这些诗句,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少年气盛,一腔热血,对这样的诗句便越发的迷恋吧。那时,我有一个同学住在达智桥,是和上斜街紧挨着的一条胡同,我常常到他家去,可惜那时并不知道龚自珍曾经就住在那里,便和番禺会馆常常擦肩而过,竟然一无所知。 
  今年,我去上斜街,东口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特别是路北的房子基本拆空,偶尔留下的一株老树和一扇破门,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破败得岁月和记忆一起随尘土飞扬,当年那一街花木扶疏、护城河背郭环流在街前荡漾的前朝旧梦,实在让人无法相信了。 
  番禺会馆应该在上斜街50号,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来回走了几遍,就是没有50号这个门牌。只好问街边坐在马扎上乘凉的老大爷,他告诉我,你身后的那个院子就是,它没有门牌。我回过头看,身后是平地凸起的一漫高坡,院子在高坡上面,得从两边的斜坡上去。我走了上去,院子很大,一溜几十米都是房山墙,不仅没有门牌,连个院门都没有呀。我只好回头有冲老大爷喊:我从哪儿能进去呀?老大爷指指两墙之间夹着的一个窄窄的小夹道,冲我喊道:从那儿就能进院子里面去。 
  我走了进去,两侧是房子的山墙,墙体保存完好,墙身很宽,足有十几米,可见房子是不小的。左手路东是一个长长的走道,右手路西是一个小院落,院子里站着几个街坊,一打听,果然是50号。再一打听龚自珍住哪儿,一高一矮的两位女人都指着一溜坐北朝南的房子,热情地对我说:就是这5间房。只可惜房主人不在家,无法进去看看里面的样子,我对她们两人遗憾地说了句:不知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然后只好打量了一下房子的外观,这5间是这院子里的正房,大概也是最好最大的了,它面前的院落,正面应该是是另一个院子的北房的后墙,现在借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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