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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 作者:沈世豪-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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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学，他就开始涉猎大学课程，如今进了大学，他怎肯轻易罢休。时间，被他分解成一个个已是无法切开的小单元，而他把这一切全用于如饥似渴的学习中了。说来让人难以置信，身居厦大，抬头便可以透过海光岚影看到楚楚动人的世界级风景区鼓浪屿，而陈景润却一次也没有去过。近在咫尺的南国名寺南普陀，一派金碧辉煌，晨钟暮鼓，他也极少涉足，更莫提花花绿绿的厦门市区了。他的生活节俭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每月只用3—4元钱的伙食费，同学们常看到他只用馒头就咸菜充饥。厦门海鲜多，当时价格也相当便宜，他为了节省，很少挑选这些较好的菜肴。其时，建南大礼堂未建设，学校的东膳厅，每逢周末放电影，门票只须5分钱，三年大学生活，陈景润一次电影也没看过。为了节省衣服，他洗衣服也舍不得用力去搓，往往只是在水里泡一泡，抖一抖就提起来，晒干，再穿在身上。耐得住清贫，是一种可贵的品格，正如方志敏烈士在《清贫》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清贫，正是革命者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解放初期，陈景润的家境，因为父亲没有工作，而显得有些窘迫，但陈景润的节俭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80年代他成名之后，经济条件很不错了，他依然如此，一架小型的收录机，学英语用，也是向数学所借的。到美国、英国讲学，对方付了一笔颇丰的讲学金，他也只用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积累起来献给了国家。他不愿意把过多时间和精力放在生活上，觉得愈简单愈好。至今，陈景润的姐姐仍保留着陈景润念大学时用的那个破旧的小藤箱。箱内，一双穿透了的万里鞋和几件破旧的衣服，默默地向世人昭示着这一段耐人回味的岁月。
陈景润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了。他读书有一套自己暗中制订的“高标准”，每天，他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自己还要根据学习的课程完成一批作业题，少则几十道，多则上百道。每到傍晚，夕阳映红大海时分，逢到潮汛，海滨上一片欢声笑语，人们前去游泳，尽情领略大自然美好的馈赠。而陈景润却是穿着那双露出脚指的万里鞋，前到老师的住处送作业，请老师予以修改、指教。婆娑的木麻黄已经成林，柔情依依的相思树，更是消融了无数流逝的岁月，一代数学奇才陈景润，却是捏着时间的秒表，为人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攀登科学的高峰是不容易的，那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跋涉，是以青春热血甚至宝贵的生命为代价的悲壮的拼搏。陈景润的身体瘦弱，脸色苍白，带着明显的病容，他害怕看病耽搁时间，结果生了病也不去看。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算是静养。
他准备了一个手电筒，那是夜晚读书用的，当时厦大虽然没有熄灯制度，但他也担心影响别人休息，到了深夜，就在被窝中拧亮手电读书。这种特殊的读书方式和习惯，一直延续到他在北京中关村工作时期。“文革”大劫，陈景润被揪到“牛棚”中，备受凌辱折磨。有一回，到处找不到陈景润，人们以为他逃跑了，四处搜寻，皆不见踪影。后来，才发现他就在“牛棚”中的一卷被窝里，瘦小的他躺在被窝中拧着手电看书。一烛亮光如豆，居然照耀着他大半生跋涉征途。清冷也罢，寂寞也罢，只有他独自能够真正地品出其中的甘苦和绵长了。
他学习真正到忘我的程度，有一回，从食堂回来，厦门的天气多变，一阵海风，忽然吹来了一片雨幕，同学们见状都飞跑起来，只有他独自漫步着，在雨帘中依然是那么地沉稳自在。他的同班同学杨锡安惊奇地问：“你不淋雨么？”他才恍然大悟，说道，他根本没有感觉到下雨，他的心绪全部沉缅到一片书海中去了。一个人痴迷到如此，便必然引起众人的注目，像中学生起绰号一样，他的同学同样毫不客气地称他是“爱因斯坦”。当然，此时的陈景润和以提出相对论改写了一个时代科学史的爱因斯坦难以相提并论，但他那种近似拗相公的执着，那种嗜书如命的忘我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每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几乎都要经过这段“炼狱”式的旅程。
陈景润的同乡、校友、知交，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林群院士，对于陈景润的成功有一段异常精辟的见解：“科学好比登山，有的人登上一座山，浏览峰顶的风光，就满足而归了。而陈景润却不一样，他同样登山，倘若上山有十条小径，他每一条小径都要去爬一次。他重视的不全是结果，而是贵在过程。直到把上山的所有的路全摸透了，他才会感到满足。功底、基础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建立起来的。”大学生时代的陈景润，日日解题不息，并且乐在其中，原因便在于此。
他依然保持着中学时那种沉默并近似孤僻的性格，独自在数学的王国中遨游。有一段时间，被检查出患了肺结核，不得不去住院，身体稍有好转，就回来继续念书。有时，居然连洗脸、刷牙也忘了。解放初期，大学中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要在教师中进行，偶尔也会“烧”到学生头上，陈景润对政治运动是门外汉，这一回却被“烧”着了，他同样到大会上去做“检查”，非常虔诚地检讨自己，并且向大家保证：今后一定讲卫生，天天洗脸刷牙。没有人笑他。这位厦大颇有点名气的“爱因斯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不错了。
西进龙岩
绿树如云。松涛。飞泉。山间，一条蜿蜒的小径，飘飘荡荡地系住了深墨似的层峦叠嶂。一支徒步的队伍，正在行军。不是军人，也不是身着杂色服装的游击队，而是厦门大学的师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朝人民同仇敌忾，在“三八线”一带把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打得焦头烂额。穷凶极恶的美国好战派居然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并且不断制造紧张局势。位于前线的厦门，已经处处可闻到战争风雨的气息了。为了预防不测，厦门大学理工科奉命西迁龙岩。政治热情高涨的厦大师生，以军人的姿态迎接挑战，他们行军300多里，一路高歌，偶尔还做些宣传工作，一行人马，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进发。
闽西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毛泽东同志当年率领红军走下井岗山，到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龙岩便是苏区的一个重镇。红军时代赫赫有名的邓子恢，解放以后担任过副总理，就是龙岩人。红军长征，有四万闽西子弟随军北上，湘江一役打先锋，大部分是闽西出去的红军。碧血悲歌，二万多闽西子弟兵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央红军杀开一条突围之路。沿着这条红军走过的道路，厦大师生到了龙岩附近一个名叫白土的地方。陈景润已读大学二年级了，他住的地方，还有一个洋溢强烈革命色彩的名字：红场。这是一个镇子，当然不能和莫斯科红场相比。大潮退尽。山里朴实的农民虽然知道当年的红军已经打回来了，但刚刚诞生的共和国一时尚无暇顾及这些饱经劫难的革命老区。新到这里的厦大师生发现，这里物价太便宜，老百姓居然仍用古老的铜板、光洋作为流通货币。一切是那么地陌生，一切又是那么地新鲜。举目回顾，才发现已经置身在一派莽莽苍苍的林海之中。樵风泉韵，绿意斐然，和厦门那种炮声、警报声时而撕裂人心的环境迥然不同。这里好读书，陈景润心中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闲适。
临时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设在罗氏宗祠里，而教师住在一座名叫“乐逸堂”的古式民宅中。乡间质朴的生活，为大学生涯增添了另一种风情和韵味。大家睡通铺，夜深人静，可以闻到丝丝缕缕杉木的清香，如天外飘来的一缕云雾，写意而令人五内如洗。条件虽是简陋，但教学却同样是一丝不苟。到了这里，人们发现，平时沉默寡言的陈景润却和随队伍而来的一位洋教授打得火热。他叫沙鹏，是法国人，不会汉语，对学生讲英语。沙鹏娶了一位福州的姑娘为妻子，奇迹般地向夫人学会了福州话。陈景润从小就开始学英语，功底不错，可以用英语和沙鹏交谈，尽管，有时会结结巴巴，于是，便用福州话补充。他们有时也讲福州话。道地的方言，外地人听起来和外语几乎无异。看到陈景润和沙鹏教授出出进进，形影相随，同学们既羡慕也有点儿忌妒。
沙鹏是很有学问的。他在数论方面钻研颇深。别以为陈景润是只会一个劲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一点也不呆不傻，他懂得虚心向老师请教和学习的道理。老师指点迷津，传道，授业，解惑，才会有学生的成功。陈景润对时间是最吝啬的，但在龙岩，人们却发现他时常和沙鹏一起在乡间小道上散步。不知道他们窃窃私语的内容，但只发现陈景润经常情不自禁地喜形于色。后来，大家才知道，沙鹏教授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这位勤奋好学的弟子。
教师是蜡烛，燃尽自己，照亮学生。教师也是人梯，让学生踩着自己的肩膀，去攀登人生的高峰。内向的陈景润勤奋有加，在向教师请教方面，同样堪称楷模。
当时的厦大数理系，学生虽少，但教师中却是人才济济。系主任是方德植教授，他亲自讲授“高等微积分”、“高等几何”等基础课程，并且用我国古代数学家杨辉和出身清寒家庭的德国数学家高斯的奋斗事迹勉励学生。身处乡间野岭之中，不闻厦门迷人的阵阵海涛，但在教学上，这些可敬可佩的教师同样尽心尽职。方先生把自己做学问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勤做题是很重要的，但必须掌握两条：一条是要加强对书本中的基本概念和定理的理解，另一条是要训练运算技巧和逻辑推理。离开了这两条数学是学不好的。题海无边，陈景润正是按照方先生讲的这二条原则去做，才避免了重蹈盲目滥做题目的旧辙。方先生对陈景润要求很严格，有一回“高等微积分”考试，发现陈景润的试卷写得混乱，立即把陈景润叫来，问他会不会。虽然陈景润当场重新作答，得了满分，但方先生还是教导陈景润：“字要写清楚，要让人家看懂，以后搞研究出了成果，不会表达，写不清楚，总是个缺点。”陈景润虚心接受了老师的批评，以后把字写得工工整整。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他今后一生的道路之中。陈景润留下的不少书信，正式文稿，全部是整整齐齐的。他的字并不算漂亮，但横竖成行，一笔一划，严谨有序。
龙岩求学的日子是艰苦的，但农村的宁静和清新，为陈景润创造了特殊的学习环境。早上一起床，有些同学跑到晒谷场上简易的篮球架下打篮球，而陈景润只是稍作活动，便带着袖珍英汉字典到田野中去学英语。同学们亲切地喊他：“爱因斯坦，来打球吧！”他只是报以憨厚的笑意，向同学们打个招呼，仍是向前去。岚影晨光，如梦如幻，有早起的鸟儿，婉转动听地唱着山韵浓郁的晨曲。陈景润很快就进入了读书的佳境，和这山里美丽的清晨融为一体了。
数学上给他影响很深的还有李文清先生，他给陈景润上“高等代数”和“实变函数论”。李先生是留日的，对日本高木贞治的《初等数论》和数论史有特殊的研究。他上课深入浅出，并且常给学生讲东方数学家立志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动人事迹。他给陈景润他们详细讲过印度数学家拉曼纽让攻克“数的分割”及“合成数的分布”等世界难题的故事，勉励他的学生为祖国争光。他的话给陈景润很大的激励。事情过去已近半个世纪，李文清先生还保留着当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检查，上面赫然写着：“散布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学生陈景润受到了严重的毒害。”当时，是作为“悔过”而写的。历史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无产阶级何曾不需要自己的专家呢？
无独有偶，李文清先生在上课中，讲到了数论史上三个没有解决的难题，费马问题、孪生素数问题、哥德巴赫猜想问题。谦和风趣的李老师，笑吟吟地对他手下的四位学生说：“我们班上谁要是能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对世界就有了不起的贡献！”有的同学笑了。陈景润没有笑，是想起当年读高中时沈元教授讲哥德巴赫猜想的一幕趣事，还是意识到新中国一代大学生肩膀上沉甸甸的重任？他沉思着。虽然，此时的陈景润并没有确定攻克这一难题的方向，也并不清楚要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究竟要付出何等的艰辛和代价，但一道雄关，已经如遥远的珠穆朗玛峰一样，闪烁动人的诱惑。
勤业斋106室
“王校长！王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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