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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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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省经管旗地的满族地主、庄头以及州县官吏，对壮丁、佃户的剥削和压迫非常严重，农民的反抗斗争也十分激烈。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丰润县庄头蔡怀碧承领十五顷多庄地，王公显等串连佃户拒不交租。蔡怀碧要收地自种，遭到佃农群众的坚决抵制。王公显等率领佃农二百余人，打伤蔡怀碧“壮丁”二人，“并将农具犁铧打碎，凶猛异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六年内务府来文》）从这一年起，清朝禁止增租夺佃。可是佃农的“抗租霸佃”斗争，仍在继续发展。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直隶总督英廉统计，全省经理旗地的共七十七州县，积欠旗租的有四十二州县，达二十年之久，数至二十四万余两之多。其中一部分是被官侵吏蚀，大部分是佃农抗欠。
清王朝要求各地官府对佃户抗租严厉镇压。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礼部侍郎秦惠田说：“顽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听其刁脱”，应依法严惩。（《高宗实录》卷二四八）现存《昆山县奉宪永禁顽佃积弊碑》中记述说：“乃日见城厢内外之以抗租枷示者，相望于途。”
地主向佃户勒索租米。佃户迫于饥谨，往往抢米求生，是斗争的另一形式。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左副都御史范灿说：“查乾隆七年之冬，八年之春，湖广、江西、江南等处抢米之案，俱未能免；而江西尤甚，一邑中竟有抢至百案者。”（《高宗实录》卷二三○）此后，浙江、福建、直隶、陕甘等地都发生过饥民抢米斗争。
二、农民反封禁斗争
清初，八旗满洲人户大批进关，关外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象。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奉天府尹张尚贤报告说：“合河东、河西腹里以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圣祖实录》卷二）康熙时，直隶、山东无地农民多逃往奉天耕垦。一六八○年（康熙十九年），清朝划定旗民开垦界限，民界地亩约等于旗界地亩的五分之一。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明确地指出：“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余地付之庄头，俟满洲蓄衍之时，渐次给与耕种。”（《圣祖实录》卷一四一）这是保护满族地主占有土地，限制汉族人民开垦的政策。但直隶、山东农民继续出关求活，并未因而终止。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乾隆帝又规定，奉天流民要取保入籍，否则必须在十年之内返回原籍。此后，在山海关严厉查禁携眷农民出关，并在山东登、莱、青和奉天复、海、盖、宁等处海口，查禁运载流民的船只，对东北地区严格封禁。但出关流民依然有增无减。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查明，从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以后，出关人数续添四万七千余口。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在宁古塔和船厂的工商佣作人等，不下三、四万人。清朝又于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制定《宁古塔禁止流民例》，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宣布吉林是“永禁流民，毋许入境”。实际上，流民出关的洪流已无法制止。据《盛京通志》记载的数字统计，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在东北的汉族人口有十六万五千四百九十五户，九十六万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民赋田有三百七十九万八千零六十亩，比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增加了六十二倍，占当时全部垦田四百二十六万九千七百一十八日（二千五百六十一万八千三百零八亩）的百分之十四点八。
清初，蒙古地方不准汉人居住，户部发票八百张，许汉人领票春去秋回。一七○七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圣祖实录》卷二三○）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发现喀喇沁等旗种地汉人已达数万，清朝认为蒙古人“渐将地亩贱价出典，因而游牧地窄，至失本业”。遂规定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以及察哈尔八旗，“嗣后将容留民人居住，增垦地亩者，严行禁止。”（《高宗实录》卷三四八）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更制定一项律例：“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理藩院则例》卷十）这如同奉天的封禁政策一样，并不能阻止流民出边。一七六○年（乾隆二十五年），在古北口外蒙古地方种地的汉人，即不下数十万户。
汉族农民反封禁的斗争，是在中原地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贫困无告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山东人民“南走江淮，北出口外。揆其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以致众生无策，动辄流移。”（《高宗实录》卷三○九）遇到荒年，清朝也不得不暂弛关禁，放流民出口觅食。过后虽然仍劝流民回籍，并重申禁令，但是关口一开，再想封闭就更加困难了。满族地主、蒙古王公都招佃收租，“巧为庇护”。在这种情况下，封禁政策更成为具文。
清廷在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设立台湾府后，只准闽、粤人民春去秋回，不准携眷居住。从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起，这项禁令几次暂停执行，又几次恢复。人们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有时贿赂官兵私渡，据一八一一年（嘉庆十六年）统计，台湾汉族人口己达二百万零三千八百六十一人，比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增加了将近十倍。
三、手工业工人和商民的反抗
清初，手工业工人就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据苏州现存石刻（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记载：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踹匠窦桂甫，“倡言年荒米贵，传单约会众匠停踹。”处罚了不参加罢工的王明浩，所有工匠都停止工作。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端匠罗贵又齐行增价，“聚众殴抢，复毁官示”。一七○○年（康熙三十九年），刘如珍等凑钱演戏，号召工匠参加反抗斗争。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王德等倡议创立踹匠会馆，正式成立自己的组织。布商非常恐慌，说“倘会馆一成，则无籍之徒，结党群来，害将叵测。”因此，屡次请求地方官查拿“流棍”，管束工匠。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建立的《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规定八条，就是要把踹匠置于包头、坊长、巡役的严密控制下，制止罢工斗争。这表明工匠的罢工斗争，已经十分激烈。乾隆时，斗争在继续发展。
苏州的机户，多数雇用织工。织工常因机户无故解雇，或要求增加工资，发动罢工斗争。据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建立的碑文记载：“倡为帮行各色，挟众叫歇，勒加银口，使机户停织。”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王言享等反对布商扣克工价罢工。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李宏林等要求增加工价罢工。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又有蔡士谨领导的罢工斗争。
江西景德镇官民窑户，每窑一座，需工数十人。“一有所拂，辄然停工。”（《道光浮梁县志》卷二）他们罢工也是知会同行共同行动，“甚至合党成群，恣行抄殴。”（凌：《西江视臬纪事》卷四）。
北京户部宝泉局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发放工价时，铸钱工匠声称不敷应用，四厂同时罢工。经署侍郎三和出面“晓谕”，在童光荣领导下，东厂工匠仍然拒不开工。
陕西周至县南山木工，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聚众殴差，反抗县官。
贵州威宁州妈姑铅厂，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因厂官殴打厂丁，遂聚众拥入官房，拴殴厂官。
各地手工业工人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此伏彼起，汇成巨大的力量。
商人罢市，清初已见记载。一六六○年（顺治十七年），潞安织绸机户不堪官府勒派，焚机罢市。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芜湖钞关额外征税，芜湖商民罢市三天。乾隆时，各地时有罢市斗争。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指出：“近据各省奏报奸民聚众之案，如江南宿迁、山东兰山皆因求赈，浙江临海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万泉则因丁粮豁免，遂至聚众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高宗实录》卷二八九）事件发生的原因各有不同，参加斗争的民众也不只是商人。
四、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
一六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
王伦，山东寿张人，于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从张既成学道，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开始收徒传教。运气治病，学习拳棒，名为清水教，实是白莲教的一支。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年岁歉收，地方官额外加征，农民无法生活。大路上常有饥民围住行旅乞食，车辆不能通行。王伦在民众中传布：“八月之后，有四十五天大劫，从我都可得免。于二十五日，差孟灿到王经隆处，传人起事。”（《剿扑临清逆匪纪略》卷十四）党家庄有数百人参加，张四孤庄有五、六百人参加。二十八日夜，攻破寿张县城，捕杀官吏，大开监狱，释放犯人。九月初四日，连克堂邑、阳谷，都弃城不守，奔袭东昌、临清。初七日，占领临清旧城，并控制了三十里以内的地区，起义军发展到五、六千人。清军在堂邑和柳林两次被起义军打败，巡抚徐绩在临清的梁家浅被起义军包围。据徐绩说：“初七日领兵交战时，见其领众之人，两手持刀，疾走如飞，宛如猕猴；其余亦俱愍不畏死，不避枪炮。”（同上书，卷二）王伦在临清旧城宣布拥立明朝后裔朱兆龙（实无其人）为帝，加封王朴为王，又封国公、元帅多人。于初七日、十三日、十九日三次进攻临清新城，招集南下的粮船短纤参战。但是，兵临坚城之下，未能扩大战果。
请廷命大学士舒赫德佩钦差大臣关防，赶赴山东督师；派额驸那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率领健锐营、火器营兵千人，以及吉林、索伦射手五十人，赴山东增援；并命令直隶总督周元理防守广平、大名一带，河道总督姚立德防守东昌。二十三日，舒赫德率领清军进攻临清旧城，起义军出兵千人北去，牵制敌军；挑选精锐部队五、六百人，在东门迎击清军。舒赫德亲自指挥清军攻击东门，二十九日突入城内，巷战甚为激烈。起义军中的“无生娘”（即入教妇女）数十人，参加战斗，都壮烈牺牲。王伦登楼自焚死，王朴、孟灿、王经隆等被俘，临清旧城落入清军手中。北去起义军千人，在塔湾与清军作战失败。总计起义军阵亡一、二千人，被俘近二千人。
这次起义虽然由白莲教徒秘密组织，主要还是由农民饥馑无告而被迫反抗。御史李漱芳在奏报中也不得不承认：“虽曰奸民，其实大半皆无告之饥民，激而成之也。”（《剿扑临清逆匪纪略》卷四）。
第三节 对外战争的继续与吏治的腐败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是康熙帝以后统治时期最长的皇帝。在他退位以前的二十多年间，统治机构由腐败而渐趋于腐朽，清王朝逐渐进入了衰败时期。
以武功自诩的乾隆帝，在侵缅战争失败后，又在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发兵侵入安南，镇压安南人民的起义。清军遭到失败，损失惨重。由于西藏内部的纠纷，又招致了清朝与廓尔喀的战争。乾隆帝在战胜廓尔喀后，在西藏地区确立了各项制度，使这一边境地区得以安谧，是他退位前对清王朝的最后一个贡献。
乾隆帝统治时期，清皇室挥霍无度，早已成为最大的贪婪集团。乾隆帝晚年信用大学士和纬闪艘院屠の椎墓僭碧拔弁Ｗ猿贾恋胤焦僭保瓜嗨牙ǎ蕴盎呶苁隆８鞯刈远礁б韵碌奶拔鄞蟀覆欢戏⑸Ｇ〉鬯淙宦叫χ昧舜笈シǖ墓倮簦次薹ǘ糁蛊毡樾纬傻奶胺纭Ｗ允∠刂料缋铮糁胃埽奥腹校逭陨隙拢找娓昧恕�
不堪忍受严酷盘剥的各地民众，酝酿着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甘肃和台湾相继爆发了人民起义，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临。
（一）对邻国的战争与英国使团的来使
一、对安南的战争
一四二八年，安南黎利建立黎氏王朝。一五二七年，权臣莫登庸篡位。一五九二年，贵族郑松从清化出兵攻占异龙（今河内），立黎维潭为王，政权掌握在郑氏手中。郑氏派往镇守顺化的阮潢，逐步控制了南方，与郑氏对峙，形成了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从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七二年，郑氏与阮氏先后进行了七次大战，在安南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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