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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事会-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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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文字,很多地方连字迹都很难辨认。
在电脑打印稿件已经满天飞的今天,这样的来稿看不看呢?
为了不让一篇好稿从自己的手中流失,鲍放将这篇特殊的来稿采用了特殊的办法处理,当天下班后带回家去,在台灯下一页一页地认真阅读。读下来发觉这是一篇题材不错的稿件,只是在许多地方还得下大力气进行修改。于是她又每天埋头在这篇来稿里,花了很大的精力,终于将这篇稿子改成。然后再连同修改稿给作者邮去了一叠稿纸,让作者抄好后再邮到编辑部。
这篇稿件的作者是一位刚刚毕业的高中学生,当时在深圳特区打工。他收到来信后非常感动,立即将稿子抄好邮回。
这篇名叫《花开花落》的稿子很快就通过终审,在《故事会》上发表了,同年还获得了《故事会》优秀作品三等奖。
除了建设一支思想和业务素质过硬的职业编辑队伍之外,《故事会》还注意到组建一支来自业余的编辑队伍,这就是《故事会》的特约编辑制度。
《故事会》的特约编辑制度开始于1986年7月18日,刊物创刊100期,在风光秀丽的上海樱花度假村的庆祝大会上,首次聘请吴伦、黄宣林、饶明华三人为特约编辑,并颁发了聘书。到了1990年第八期,特约编辑队伍中增加了吴文昶、崔陟、夏元寿。
特约编辑制度是加强稿件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些被聘请的特约编辑有着职业编辑所没有的许多有利条件,他们是刊物的“第一读者”,了解读者的思想,可以将读者的很多希望带到编辑部,并很快地变成实际行动,使刊物能够紧紧地贴近读者。
而且,这些被聘请的特约编辑,大都是在故事创作上较有成就的作者,他们熟悉故事创作的手法,对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由于特约编辑不离开自己生活的土壤,对自己的那块天地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情,因此在审阅稿子时,就会很自然地发现作者在作品中对于生活把握的能力,用以填补职业编辑这方面的不足。
1989年春天,编辑部收到一篇来稿,作者正在广东打工,名叫李早荣。七千多字的文章订在一叠横线纸上。这是一个农村题材,内容十分感人。看得出作者有生活,但他的文学功底较差,作品离发表的距离较远。编辑部不愿放弃这个作品,决定请北京的特约编辑崔陟出山,原因是崔陟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
这篇稿子崔陟以一个特约编辑的责任心,几易其稿,反反复复,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了近一年,最后将作品定名为《无悔的选择》,发表在《故事会》2000年第十期上,并获得当年的《故事会》作品奖,发表和获奖作者名字依然是原作者李早荣。
这就是《故事会》的特约编辑——一群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特约编辑和职业编辑很好的合作,使《故事会》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编辑队伍,对刊物的“生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西有一位经常担任这项特殊工作的肖士太,是一位很有功力的故事作者,在《故事会》未聘请特约编辑之前,早就开始帮着刊物做这项“起死回生”的工作了。前面所写到的那个《故事会》发表的中篇故事《蔷薇花案件》,就是经他和黄宣林等“业余编辑”修改后,再由资深老编辑陈中朝和副主编吴复新几经研究修改才算完成。专业和业务编辑的这种合作,使刊物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为了不断地提高刊物质量,从2000年开始,编辑部又重新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审稿制度,就是在原有的“三审”制度之外,又创意地实行了“社外审稿制”。
何为“社外审稿制”呢?
那就是在编辑部将经过“三审”选下来的稿子,再送交出版社以外的有关人员审核。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是“审核”而非“审阅”,那就是这些社外的有关人员,必须对所发稿子的每一个细节进行生活和艺术的“核实”工作。我曾专门参加过一次这样的“社外审稿”小型座谈会,参加审核稿子的张道余等三名社外人员,在正式发稿前对所选的作品进行了最后的评判,提出补充以及批评意见,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稿子最后提出是否同意发表的看法,这些社外审稿人员的看法大都会被责任编辑采纳。
那么,这些能够参加“社外审稿”的又是一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员都是必须经过资格认证的。
他们所具备的基本条件有四条:一是对故事这种文学形式有很深刻的理解;二是有一定的故事创作经验,本人曾经在《故事会》上发表过大量的故事作品;三是时刻关心全国各地与故事相关的刊物,了解当前故事发展的走向;四是有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
经过近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有一些稿件在讨论中,或因没有“挽救”的余地,或因在其他刊物上见到过,或因主要细节与现实生活出入太大,或因主要故事情节已经出现过,而被审核小组否定,有力地避免了作品质量的滑坡。
难怪担任了多年编辑工作的鲍放在采访时曾感慨地对我说,要在《故事会》上发一篇稿子,那真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
生命诚可贵,《故事会》就是用这样的办法珍惜着自己刊物的生命。
一本刊物要想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得到更大的发行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得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这个“自己的生命”便是刊物的独特个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本刊物保持了个性,就是保持了自己的生命;丢掉了个性,就是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纵观近二十年来中国期刊的发展,几次风云变幻,潮起潮落,那些在大潮中折戟沉沙的期刊,无一不是在残酷的竞争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生命。
因此,面对着全国故事类报刊的大量出现,《故事会》这本老牌的故事期刊却能稳住自己的阵脚,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以不变应万变,一直处在全国故事类期刊发行数的领先地位。
刊物竞争的一个主要标志,那就是看其发行量的多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果。这对于像《故事会》这样类型的通俗刊物来说,表现也尤其突出。纵观《故事会》在如何正确处理刊物发行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上,是否可以仿照裴多芬那首著名的诗来作一个总结呢?这就是:
生命诚可贵,
发行价更高;
若为竞争故,
质量不可抛。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5)
3.在“半亩地”上耕耘
许多读者都曾好奇地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故事会》的刊名究竟是谁题写的呢?
为什么读者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仅仅从这刊名的题字上,《故事会》便显出了自己独立的风格,与其他的故事类报刊严格地区别开来了。
美术编辑李宝强向我回溯了当年的情况:
1980年的一天,上海著名书法家周慧珺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就听见房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她站起来走了过去,轻轻地打开房门,见一个年轻人正站在自己的家门前。
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名叫李宝强,是《故事会》的美术编辑,今天有事专门来找她。
周慧珺不觉有些疑惑,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一篇故事,《故事会》——自己与她有什么关系?
这位著名书法家怎么也没有想到,从这一天开始,自己就与这本中国老百姓所喜爱的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宝强坐下后,便与她闲聊起来。
在闲聊中,李宝强向后来担任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周慧珺介绍了《故事会》的情况,最后怀着十分尊敬的语气对她说,《故事会》已办了多年,考虑到刊物发展的需要,想改换原来的刊头字体。经过编辑部大家共同商量,决定请一位书法家重新题写刊名。《故事会》的刊名题字,要能够体现刊物的办刊宗旨,一致认为你的字苍劲有力,字形漂亮,大方易辨,因此想请你给刊物题写刊名。
周慧珺听后当即答应,让李宝强过几天去取字。
几天之后,李宝强又来到周慧珺家,将写好的刊名拿回编辑部。
当编辑们展开这幅刊名的题字时,眼前顿时一亮,齐声叫好。
如果我们将一本刊物比做一个人,那么这刊名的题字就是一个人的帽子,这顶帽子是否适合,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是多么的重要啊!
1981年第一期,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便“刻”进了《故事会》发展的历史。
当时给的是十六元人民币。
现在这三个字已经关山飞渡,从黄浦江畔走进了海内外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心中,只要看到这三个熟悉的字体,一种亲切感、亲近感便会油然而生。
这三个字,而今成了“金不换”。
适合刊物办刊宗旨的刊名题字,就是刊物的一张名片。为了突出这张“名片”,李宝强在后来的设计时,又在这三个字的后面加了一道红色的底衬,将这三个字的笔锋按照光的投射,用白色为底色,逐渐地显现出明暗相间的立体感,使这三个字更加显得厚重,如同三个刀刻的铜字,镶嵌在这本刊物上方十分显眼的位置。
这就是《故事会》所刻意追求的、与众不同的美术效应。
这使得《故事会》与那些“亲兄弟”们很自然地就区别开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本刊物的胜利,说到底是创新的胜利。没有创新,只是一味地“学习”、模仿、照搬别人的东西,这样的刊物就会逐渐地失去自我的位置。
《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办刊中认识到,一本期刊的内容、艺术风格,以及用稿标准、插图、排版等等都应有自己的特点,是其他刊物所不能代替的,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读者。
《故事会》是一本以文字为主的刊物,美术则成了刊物的“半亩地”。可是这“半亩地”却随时都代表着刊物的脸面,代表着她与别的“亲兄弟”之间的区别,精心在这“半亩地”上耕作事关重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期刊都很热闹。
国门初开,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各种期刊的编辑们率先接触到了海外的杂志。这种新奇而陌生的外来期刊,对于编辑们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同时模仿也是快速的。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大批刊物就迅速地改头换面,纷纷在刊物的封面上打出了巨大的“靓妹”头像,或者是轻纱一条半肩裸露,或者干脆就拉去了那条轻纱,亮出诱人的丰乳肥臀,以此来亲近读者,拉读者“下水”。这些刊物往书摊上一放,显得很性感,很新潮,很刺眼,可是仔细一看,却又叫人发愁,这些封面大都雷同,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靓妹的大海”,就是一个展示丰乳肥臀的肉铺,再细心的读者也很难从中找到他们各自的特色。
如果我们仍然将一本刊物比做一人的话,那么封面也就是这个“人”的脸,如果大家都成了“靓妹”,这个中国期刊的世界不是太单调了吗?
李宝强是一个本来就很有独特个性的人。他不能让自己担任美术编辑的刊物也成了无法让人分不清的“靓妹”,必须得让这本刊物在美术设计上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
《故事会》的封面过去多年以来都是采用套色木刻,虽然画面比较生动,能够贴近大众读者,在那个时代对于刊物起了很好的衬托作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再坚持原有的套色木刻,就无形中逐渐地脱离了读者正在日渐提高的审美需求。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6)
1993年,何承伟召集编辑们共同研究,形成了一个共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质变和飞跃,人们不但对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的要求提高了,讲究包装,讲究美观,而且对精神生活的品味、格调也要求上档次。如何适应新生活的变化,《故事会》也应该改革设计,而不能稳坐钓鱼台。
编辑部首先决定对刊物的封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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