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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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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南教授在这篇长文中，首先强调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剖析林彪及其集团的兴亡。民主革命时期的林彪，虽然有一些错误，总的看功绩是第一位的。既不是像“文革”初期一些人吹捧的那样“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最忠诚、最坚定”，也不能像“九一三”后一些批判文章说的那样，什么林彪一开始参加革命就是投机，抱有篡党夺权的个人野心和反革命目的，在各个革命时期都犯有滔天罪行，似乎一生下来就是个坏蛋。要探讨林彪及其集团的兴亡，首先要了解林彪个人野心滋长的过程，要从林彪在建国后的发展变化说起。
于南教授分做几个时期对林彪进行剖析，我扼要转述如下。
建国初期，林彪一直休养，没做什么工作。1953年，他参与了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暴露出他有政治野心。那年10月，他在杭州养病期间，高岗特地到杭州与他串连，“商量”中央政府人选名单。当时党中央在做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高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阴谋计划改组国务院为部长会议，提出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高岗任党中央副主席，达到排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目的。为此，高岗还分别找陈云、邓小平谈过名单之事，拉拢陈云同他一起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邓认为这很不正常，都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而林彪既未向毛泽东报告，也未向其他领导人透露。他的老婆叶群还几次代他去高岗住处谈“政治”问题。11月末，林彪交给高岗妻子一封信，要她亲自转交高岗，不要丢了，也不要和其他人讲。高岗反党事件揭发后，叶群极力编造说，那封信是林彪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是危险的；当年在杭州看所谓的“中央人选名单”时，林彪曾批评高岗说这是非法的活动。其实，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林彪与高岗的某些活动有所察觉，并派陈云去做林彪的工作。但林彪隐瞒了许多和高岗勾结的重要情节，中央未予深究，使他滑了过去。
四十九
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个人野心开始膨胀。此前，在1958年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9月，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担任了这样重要职务，掌握这么大的权力，他自认为这回可有了实现政治野心的方便条件，个人野心就开始膨胀起来。他采取了骗取信任、网罗队伍、排斥异己这三个步骤，来达到篡夺最高权力的目的。于南写道：
骗取信任，主要是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在中国，在我党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毛泽东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情况下，林彪要想爬上去，进行篡党夺权，他就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最坚决拥护、最忠于毛泽东的人。他从各方面观察、揣摩、探听毛的心理、好恶、动向，赞成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讨厌什么，不喜欢什么人，这样来决定自己的言行。1960年后，林彪陆续提出了“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抓活思想”、“四好连队”等一整套“左”的东西，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为“大跃进”错误进行辩护的发言，使得毛对他的信任进一步增强。……在全党全军也留下了林彪是“高举红旗”、“好学生”的印象。林彪的影响和威望有了明显提高。
林彪的第二个基本策略，就是拉山头，搞宗派，网罗队伍，拉一帮人形成一个团伙，为他吹喇叭，抬轿子，充当打手。……“文革”初期，整海军主要领导干部时，叶群曾对李作鹏讲那人是反对“双一”的。李不解地问何谓“双一”，叶群说就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后来事实证明，林彪集团的骨干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他在红一军团和第四野战军的老部下。这不是偶然的。
林彪的第三个基本策略，就是使用各种手段，玩弄权术，诬陷忠良，排除异己，把他篡党夺权的障碍一个个清除掉。这首先是从军队开刀的。1959年，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就整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罗荣桓对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曾进行过抵制，遭到林彪的忌恨。罗去世后，“文革”一开始，林彪就指使人写大字报，揪斗罗的夫人林月琴。还用捏造罪名、栽赃陷害、突然袭击等卑劣手段，迫害了许多军队干部，甚至株连普通群众。当时第一个直接妨碍他篡夺最高权力的，就是掌握军队实权、身兼六个重要职务的罗瑞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罗对林彪的许多“左”的东西，进行过抵制和斗争，使林彪十分恼火，于是就采取种种卑鄙、阴谋手段，捏造罪名，加以诬陷和残酷迫害。罗得到平反复出工作之后，自己说过：“就因为我不听林彪那一套，我这个位置成了他篡党夺权的绊脚石。他压了我几次没压过去，就下了狠心，要整掉我。”
林彪整倒一个罗瑞卿，就打开一个缺口，便于他上下左右搞株连，继续扫除他篡权的障碍，并且进一步网罗队伍，为下一步与江青集团勾结起来打倒一大片做准备。
由于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1966年8月，在制定“文革”十六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一人之下众常委之上的党的惟一的副主席。其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在“大罢一批，大升一批，组织上要有全面调整”的借口下，肆无忌惮地整倒党政军的许多高级领导人。
1967年夏天，林彪利用军队文艺团体两派的斗争，把总政治部搞瘫痪；1968年春天，又利用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撤了代总长杨成武及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安排他的一些得力干将和亲信，据有军队的各个要津部门。之后，林彪决定改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还有叶群、邱会作、李作鹏，以办事组取代了军委，让当时在位的几位老帅完全靠边站。从而，以军队为基础的“林彪集团”正式形成。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一中全会选出的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林彪集团的成员占了十二名，林彪成了写入党章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军队的副统帅。障碍扫除，大权到手，名正言顺，羽毛丰满，林彪及其集团发展到了顶点。
野心无止境，权极必变。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一伙会前密谋串联，编选“称天才”的语录。在会上林彪带头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发言，集中攻击有人（实指康生、张春桥等）在讨论修改宪法的会议上，反对写“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此来打击江青集团，逼迫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结果，林彪想用会上起哄的方式，通过和平过渡当国家主席的企图宣告破产。
8月27日晚，林彪在庐山私下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这话预示着林彪要用武的办法解决问题。事实证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不过半年，1971年2月，林立果的“小舰队”就开始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天理不容，武装政变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林彪及其集团全部走向覆灭。
于南教授的精辟分析，我读后的确顿觉豁然。我所能补充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具体人来说，“存在决定意识”是一条铁定的规律，而意识又反过来影响他的存在。存在在变化，人的意识也就不断变化，如果他的意识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已经变化了的存在，在位高权极之后，没有什么人可以监督他的时候，腐化和蜕变就是不可逆转的了。轻则错误迭出，重则罪行累累。而在林彪的蜕变过程中，他的老婆叶群起了促变的作用，到最后阶段，她已不仅是助纣为虐，而是喧宾夺主了。
“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简述“九一三”事件的过程后称：“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卖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这就“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毛泽东一生受过的打击，包括在苏区挨整和抗美援朝丧子之痛，没有哪一次比得上林彪叛逃的打击更为沉重。1971年9月下旬曾经休克过一次。10月8日，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赛拉西时，打趣地说两周前他“死”过一次。此后，他的身体迅疾垮下来。12月，他又突然昏厥过去，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没了呼吸，经过紧急抢救才逐渐苏醒。从此，他即重病缠身。
五十
1972年，毛泽东引用唐朝诗人白居易《放言五首并序》中的第三首，对林彪其人做了评价，也抒发了自己悒郁的心情：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九一三”事件对周恩来的打击也是够沉重的，不过，他内心的痛楚，是通过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流露出来的。据他的侄女周秉德在回忆录《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透露，1971年9月22日，人大会堂东大厅只剩下他和纪登奎两人的时候，突然，他竟撕肝裂肺地放声痛哭，这是一种长久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纪登奎惊呆了，不是亲眼所见，简直无法置信，紧忙上前安慰，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回过身来，脸上老泪纵横，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纪登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真正明白周恩来的痛哭失声：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的副统帅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死的死，关的关，多少群众也因之划线受批判，……如今，这个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然带着老婆、儿子叛国投敌。周恩来作为一个国家总理，怎能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而痛心！怎能再次以打倒刘少奇大树枝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这次打击，使得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72年5月，被确诊患了膀胱癌。
第十五章 历史的追索
九一三事件；是一部写不完的书
一本书污染了半个地球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历尽劫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她逐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坦途。当年惊心动魄、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日渐远去，有些被人们淡忘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1982年，我奉派到纽约，在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任职。1983年，一位华侨朋友向我推荐一本在美国出版的新书，是英文写的，书名为《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Biao》，作者Yao mingle。这是一本侈谈“九一三”事件的书。1983年6月，由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译成中文印刷发售，书名直译为《林彪的阴谋与死亡》。8月，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也翻译出版，将书名更改为《林彪之死——流产政变幕后秘辛》。作者的名字，台湾版译为姚明理，香港版则译为姚明乐，并指出按中文谐音似“要鸣了”的意思。从该书台湾中译本的用词、用语、句法、语法来推敲，都是很流畅的中国话。书中涉及的一些有名有姓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国内也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场所和一些军事机密单位的地点，除作者有意掩盖（例如说玉塔山实有所指，因某种原因而更改名称）的以外，都是惊人的准确。我怀疑这本书是先用中文写成，然后译成英文出版的，而在其背后可能有一伙专门搜集中国大陆情况的人群或者一个专门机构。
该书的“绪论”，是由美国颇有名气的“内幕记者”史丹利·卡诺写的。这位记者曾替一家美国报纸在台湾担任特派员十多年，擅长把报道和谣言拼凑到一起，然后与官方消息来源相印证。1971年11月27日，他在《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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