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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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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耿耿于怀。
我思古抚今，完全沉浸在大漠的遐想之中，几乎忘掉自己身在奔驰的列车里。突然，房间门被拉开，列车员告诉说，边城二连快到了。我的思绪断犹未断：是啊，过了二连就要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了，会看到各色各样的现代蒙古人，并与之打交道。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历史篇章已翻过了八百年，现代蒙古人是否也像我国境内的蒙古族一样，仍然是成吉思汗的英雄后代？
列车缓慢地爬行，铁路两边不知什么时候已变成大大小小的沙丘，铺着小石子和沙砾的戈壁，连同它上面枯黄稀疏的小草，也都看不到了。蒸汽机车头气喘吁吁地吼了两声，列车在二连车站停下。从车窗向西望去，隔着站台是个两层楼房建筑，顶部中间挂着一个比较大的国徽，楼门楣上标着候车室几个大字，不少旅客已下车向候车室奔去，从衣着打扮看多是外蒙古人。
第二章 乌市友谊街5号
“于深水、窦海玉事件”，更令我深感蒙古当局的政治偏见与野蛮无理。此后，在我长达八年的驻蒙外交生涯中，这件事不时地浮上脑际。
抵达驻蒙古使馆
列车在二连足足停了两个半小时，从北面开过来一辆柴油机车，鸣叫几声，咣当一下挂上了这一串旅客车厢。列车就要过境了。我是第一次出国，在即将离开国门的时候，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心情，似乎是对家园的恋念和对前途未卜的茫然，两种混杂的感情在回绕。
列车徐徐开动，我瞅着窗外铁路旁即将越过的界桩。虽然列车速度很慢，那一米多高上面标着国徽和红色数字的界桩却一闪而过，没有看清是多少号界桩。列车员过来告诉我，那是357号界桩，二连到蒙古边境站扎门乌德是十公里。我注意到蒙方地面上没有迥然不同的变化，是同二连那边一样的起伏不平的沙丘，然而这已是异国的土地了。25分钟后，列车抵达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车站——扎门乌德。
列车停稳，我挪近房间门坐着，拿出护照和黄皮书（检疫证）。走过来三个蒙古人，第一个穿军装，向我敬了个礼，拿起护照翻开看着，并指着内页向第二个穿蓝色制服的咕噜了一句，就把护照还给我。我把黄皮书递给第二个人，他摇了摇头，意思是用不着看了。第三个穿黑色西装，带着笑容探头瞅了瞅房间，就跟上前面两人去别的房间了。
四
在扎门乌德，列车停站一个小时。从车窗看出去，这个车站比二连荒凉多了，孤零零的两层站房，两根立柱撑着两面坡的屋顶，除了样式别致和大门旁的雕塑马之外，就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地方了。从车上下去十几个中国人，穿着蓝色或草绿色带栽绒领子的棉大衣，肩上挎着、手中提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跟在蒙方海关人员后面走进候车室。列车员说这是一些华侨，他们的行李本来应当同别的旅客一样在车内检查，但蒙方海关人员偏要带进站房检查，便于他们没收“违禁”物品。我刚进入蒙古境内，就看到蒙方对华侨的某些歧视，印象非常深刻。
列车终于开动了，车速逐渐加快，不久就飞跑起来。车比在我国境内跑得快，可能是柴油机车马力比较大的缘故吧，但路基不怎么好，车体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晃动。太阳已开始西沉，沙漠不见了，接下来的是一望无际有些幽暗的戈壁滩。这是五百华里大漠的北半部，蒙方把它划为三个省：南戈壁、东戈壁、中戈壁，加在一起比我国境内的戈壁滩更大，也更荒凉。处身在这大戈壁之中，使人有寂寞凄然之感。我不禁想起唐朝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炯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实际上，眼前这片大戈壁，也曾经是古战场，但它既没有河也没有山，看不到一只鸟兽，比李华当年描写的古战场更为凄凉。“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吊》文中这三句话，叹息古代征战兴衰交替，令人不胜感慨系之，如果再添一句“将现代欤”，不是也很贴切吗？
天黑下来，车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熄灯就寝，伴随着列车规律而有节奏的“咣当咣当”声，慢慢地进入梦乡。睡得正酣，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列车员稍微拉开房门递进话来：“再有40分钟就到乌兰巴托啦！”我急忙起床，拉开厚厚的窗帘，看到天色已透亮，赶紧去洗漱。
从两边车窗看出去，景色有了令人吃惊的变化。进入蒙境一路上看不到一棵树，而这里一边是覆盖着密密层层暗绿色松林的高山，一边是草丛上片片残雪略有起伏的山谷盆地，列车正在两地之间的高山根部盘旋。由于南边地势高，而乌兰巴托地势低，列车只有在盘旋中逐渐降低高度，才能驶出山谷，因而有时车头车尾竟然打了照面，甚至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处附近，当然高度已经下降。我想，这大约就是列车长曾谈过的为了凑足七百公里而修筑的“盘陀”路吧。在铁路专业人员看来，修路劈山取直是天经地义，最令他们反感的是无故绕行。不过，在这种地形上，少花点工程费，让列车多绕几圈，也算情有可原吧。
列车在山谷里绕了足有20分钟，才缓缓驶出谷口。一出谷口，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宽宽平平的冰冻河流横躺着，看来这就是土拉河。对岸沿河布局的乌兰巴托呈现在面前。这座东西长南北窄呈扁担形的城市，中段有不少高层楼房，两端则基本上是平房，背后山坡上还有大片蒙古包群。
列车越过铁路桥，鸣笛驶进乌兰巴托车站。列车员帮我把行李提到站台，列车长过来道别，问使馆接站的人见到没有。我非常感谢他和列车员一路上的照顾，希望今后能再乘坐他们的车。他说那今后肯定有很多机会，不过你将来可能更喜欢乘小联运了。正说话间，两位穿皮大衣的人快步走来，问我是不是北京来的孙一先同志。他们自我介绍，我当时只记住瘦一点的是老姜，胖一点的是小毛。他们同列车长打了招呼，并跟我一起同列车长道再见，祝他莫斯科之旅一路顺风，然后提上行李走出车站。这时，太阳还没有出山，而天色已经大亮。
路上行人不多，车辆更少，我们的车开得挺快，十来分钟就抵达使馆。在车上我左顾右盼，想尽量多留下一些第一次的印象。老姜不断指点一些建筑，给我介绍是蒙古的什么部门，不过，给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人留下较深刻印象的，只有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和它前面的广场，以及广场中间高耸的骑马的苏赫巴特尔塑像。但是应该说，异国他乡的新鲜感还是有的。车开进使馆大门，绕过主楼开到后院的宿舍楼，小毛说下车吧，到家啦！家？这个字眼我顿时感到有点生疏。他们俩帮我把行李搬上二层事先准备好的两间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房间，没有坐下，小毛就建议先去吃饭，因为食堂已开过饭，不能久等我们。饭后，他们带我走进使馆的主楼。
说也凑巧，正好张灿明大使在前厅向一位个子不高但身材壮实看来十分精明的同志交待事情。张大使看到我们进来，没等老姜介绍，就连说：“欢迎，欢迎！”并同我握手。张大使个子高高的，看上去五十岁左右，面容酷似解放军著名儒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我在国内就听说他们是亲兄弟。张大使向我介绍了那位个子不高的同志：“这是办公室主任刘吉德同志。”然后挽着我的胳膊，一面走一面说：“到我办公室谈谈去。”上到二楼东头他的偌大的一间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我首先向他问好，并转达国内有关部门对他的问候。他再一次表示欢迎我来馆工作，询问我旅途中感受如何。第一次见面交谈，虽然有点外交程式，但洋溢着同志式的热情。
“你的外交职衔是二等秘书？”张大使问。
“是的，这是国内定的。”我回答。
“那你就在文化处负责吧。使馆下设这么几个部门：办公室、研究室、商参处、经参处、领事部，还有文化处，干部加职工总共五十多人。”张大使一口四川话，乡音未改。“你爱人为什么不一起来？”
“她在河北省搞‘四清’，明年春天才结束，人事部门说明年上半年派她来使馆。”
“国内情况怎么样？”
“经过这两年的调整和恢复，市场供应好多了，粮、油、蛋都能吃上，凭票供应，量还是不多，牛奶只给小孩和病人。马上到年底了，人们展望1966年，对生活进一步改善，挺有信心的。”
“听说最近有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
“是的，一个叫姚文元的人指名批判历史学家吴晗，说他写这篇东西有阴谋，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接着我又补充一句：“我来时随身带了一张报纸，大使有兴趣，我送来您看看。”
“好的。”他转了话锋，“中蒙关系变冷了，我国对蒙古的劳动力援助已被迫结束，经济援助也在扯皮，贸易开始下降。苏联军队一个建筑旅已开进蒙古，中东南部省份出现了好多处苏军勘探队，说是为了找水、打井，但每个队都配了野外通讯电台车。”
五
“苏联军队建筑旅进蒙，还有那些可疑的勘探小分队，在北京有关部门向我介绍了，他们要求我进一步注意查证。”
“是啊，你不光搞文化，可能也得来点武化喽。”说着，他和我都笑起来。
不敢过多占用他的时间，我就告辞，下楼前去另一房间看望了大使夫人杨波，她和大使同是抗战时期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然后，我来到文化处的办公室。
文化处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人，除了老姜（振忠）、小毛（家义），还有一位女同志乌嫩，她是我国的蒙古族，普通话说得慢但很清晰。她同小毛一样，都是乌兰巴托蒙古国立大学的留学生，但比小毛要高几班。她同丈夫张德麟是同期留学的高才生，是该大学教授、蒙古文化泰斗仁亲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夫妇二人都留在使馆工作，老张现在是研究室的骨干。四个人像是一见如故，很快就热烈地聊起来。老姜话不多，作风朴实稳健。他原来在别的使馆当过文化随员，到驻蒙使馆提为三秘。小毛说话带有南京腔，是那种厚道淳朴一看就信得过的年轻人，他的爱人在援蒙友谊医院当护士。小乌胖胖的面庞，特别像我离京前去看望过的她的妈妈。
他们谈了不少蒙古文化和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听起来很新鲜。小乌说，要了解蒙古的历史，应该看看《蒙古秘史》这本书。我很惭愧，这本书我翻了翻，很难读，不好懂，就扔到一边。
谈了一会儿，小乌有事出去了，老姜概括地向我介绍了中蒙关系。他说，回溯50年代，那真是黄金时期，称兄道弟，我国是有求必应。中蒙苏国际铁路联运开通后，每年按里程（大头在中国一边）分别给蒙古提供上千万卢布的过境费，最多的年份，我国付给蒙方一千八百多万卢布。根据中蒙两国政府的协议，我国承担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项目，派了几千名工人来建工厂、盖楼房、修公路；还应蒙古政府请求，派了一万多劳动力（连同家属近三万人），分配到各省搞建设，甚至种菜、养猪、养鸡。蒙古领土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一百三十多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所以，劳动力援助也同经援一样，对蒙古的建设来讲十分重要。但是，到1960年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苏联公开反华以后，中蒙关系开始变化。蒙古囿于自己的处境，它当时还限制在意识形态方面，只跟着苏共的调子写点文章，领导人在有关会议上讲那么几句，国家关系没大影响。到1963年，蒙古党第一书记泽登巴尔亲自出马，撰文和发表讲话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国家。这年12月，蒙古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反华决议，使其反华宣传达到了空前高度。1964年更把反华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这一年的4月，片面撕毁了劳动力援助协定，把全部员工连同他们的家属，统统限期离境。此前，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员工于深水被残酷杀害，员工窦海玉受诬陷坐牢。
小毛接着介绍这个事件的始末。他原来是使馆工人事务处的译员，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老刘是当时工人事务处的负责人，劳援协定被蒙方撕毁后，工人事务处撤销。小毛说，1955年4月，中蒙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派遣员工到蒙古帮助建设的协定》，1960年又续签了这一协定。派蒙员工总人数年均7000人（不包括家属，下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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