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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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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中,集中研究了会谈的对策,决定在暂不追究飞机坠毁原因的前提下,争取达成协议,写出可以接受的《纪要》,以便把死难者的遗物接收过来(视察开始前蒙方提出,现场物品只看不取,死难者遗物待双方会谈结束后移交,我方同意)。但是,在飞机的属性上,蒙方居心叵测,一场“民”字和“军”字之争看来难以避免。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方对蒙方起草的第一个文件《现场调查纪要》稿子,提了九点修改意见。 
    第三轮会谈开始,已是9月17日凌晨4时25分,我们又是一夜未眠。 
    双方坐定,许大使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和蒙方人员的友好协助,使现场视察和死者安葬工作顺利完成,表示深切谢意。接着,他对蒙方起草的稿子提出了我方九点修改意见: 
    第一点,在序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一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改成“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第二点,主要在文字的叙述方法上做些修改,不用“确立”字样,而用“叙述”,把“确立如下几点”改为“情况叙述如下”。 
    第三点,在第一条最后加上“在东面二十余米处有损坏的机翼,上面有‘民航’二字”。 
    第四点,第二条开头一句改成:“该机由于不明之原因,在降低飞行,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引起爆炸失事。” 
    第五点,第二条最后(气象情况)与现场调查没有关系,无必要写。如蒙方认为要写,则应加上“根据蒙古方面提供的材料说……”。 
    第六点,第五条第二段,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同意九名人员死亡是由于飞机失事造成的,所以双方同意没有必要进行解剖。双方同意不进行法医解剖而进行埋葬”。 
    第七点,第五条第三段,内容跟第六条有重复,第六条讲了子弹多少,枪支多少,都讲了,其最后一句“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可放到第七条后改写。 
    第八点,把第七条改写为“这一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第九点,把第六条最后一句改为第八条,即“因飞机失事死亡的九名人员的遗物和机上的文件、资料,有的在现场,有的由蒙古方面有关部门保管着,应列具清单作为本纪要的附件。中国方面要求蒙方将这些遗物、文件、材料交还中国。双方同意就此问题继续商谈”。 
    另外,建议把现场示意图作为附件给我们一份。 
    许大使对第二个文件《遇难人员安葬的纪要》,建议在开头序言部分加上蒙方的友好协助,认为可以这样改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 
    许大使讲的过程中,古尔斯德字斟句酌地做了翻译,有的词他要小沈用蒙文告诉他,蒙方人员尤其是桑加上校,紧张地做记录。 
    许大使讲了约一个小时,时间到了9月17日晨5时25分。蒙方建议休息10分钟。后来,蒙方又要求推迟至上午10时以后再谈,看来他们感到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针锋相对,需要仔细研究。 
    第四轮会谈,蒙方态度僵硬 
    天色大亮以后,小沈外出解手(室内无卫生间,因温都尔汗市没有自来水系统)观察到,蒙方人员进了邮电局,估计是向乌兰巴托打电话请示。许大使考虑,不能被拖在温都尔汗,得尽早回使馆以便向国内报告现场情况,听取国内指示。他让我去向蒙方提出:因为我国国庆22周年将到,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料理馆务,建议谈判移到乌市继续进行,如果蒙方一定要在温都尔汗谈,由我作为大使的代表。我当即约见古尔斯德转述大使意见,他听后感到有些意外,答应马上报告高陶布司长和桑加上校。 
    9月17日上午10时15分到11时55分,双方举行了第四轮会谈。我尽可能地记录下双方的对话。 
    桑加(以下称桑)首先开讲:“今天第一个工作,从答复大使对第一个文件的修改意见开始。” 
    许大使(以下称许)打断桑的话:“我想问,对我今天回乌兰巴托的计划,你们的意见如何?” 
    高陶布(以下称高):“现在说不好,不知道去乌兰巴托的时间。” 
    许:“在我走前谈完更好,如果谈不完,由我们的孙秘书在这里代表我谈。” 
    桑加没容许大使再讲话,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昨天大使提的第一条意见‘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大使意思是飞机迷了路误入蒙古国境的。现在我方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 
    许:“9月14日晚,我奉政府之命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说明,‘失事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副外长当时未表示不同意见。这是我们政府的指示,我是奉政府的指示这样说的。” 
    高:“副外长有没有表示异议,当时我们也不在场。我们是用现场有的东西来证明。” 
    桑紧接着讲:“第二个问题,大使意见把‘确定如下几点’改为‘情况叙述如下’,作为正式纪要在修辞上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纪要不是清单表,纪要应该有在现场对失事原因做出结论的阐明。”桑对修辞也不放过,看来要对许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全面驳回。 
    “第三个问题,大使建议在第一条第二段最后加上‘在东边……的机翼,上面有民航二字’,不必要加这段话。为什么?如果这个写进去,纪要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第四点,纪要第二条开头我们写‘该机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就是说这架飞机失事没有受到外来影响,我们清楚,你们也清楚。所以,我们意见这句话仍应放进纪要。第五点,关于气象一段的写法,我们同意大使提出的意见,但修辞要改一下:‘据蒙古人民共和国气象部门的报告’。第六点,关于纪要第五条第二段,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可以的,我们意见只把句子变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认为,死者是由于飞机失事而死亡是清楚的,……’。” 
    接着,桑把大使提出的第七、八条修改意见并在一起驳回:“我们认为‘死者脸形已分辨不清’是实际情况,应该保留。‘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这句话还要,这表明死者的外表穿的是军装。这个文件不写死者死后的情况是不可以的。第九个问题,你们提出把纪要第六条第二段拿出来专写一条,我们不这样看。另行提出这个问题是你们的权利,我们建议第六条仍然原样不动。第十个问题,大使提出要现场示意图,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可以作为这个文件的附件附上。” 
    桑加几乎是一口气把我方对纪要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意思是蒙方起草的这个稿子一个字也不能改。许大使虽然耐心地听完,但气愤的样子已从面色上表现出来。高陶布看到谈判桌上的气氛不大好,有“爆炸”的可能性,就连忙插话来缓冲了一下: 
    “大使同志亲自来肯特省现场工作,我们很高兴。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分析情况。双方都有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说今天要回去,我们理解你的工作很忙,大使也可能了解我们工作也很忙。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我的意见是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一起回去。我的主张是按实际情况正确解决问题,不要为一个词去争。我希望有经验的大使同志给予协助。大使说要本着两国友好的精神来解决问题,我对大使的主张表示欢迎。” 
三十
    许大使按下了心头的怒火,发表了长篇讲话,耐心地说服对方: 
    “经过这两次会谈,可以进一步了解,双方哪些是同意的,哪些是有不同意见的。有关纪要的谈判,我们才进行了两次,双方存在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但我相信,通过友好的实事求是的互相谅解的反复商谈,问题总会得到解决。我从第一次接触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他通知中国飞机在蒙坠毁这件事开始,到我们在这里的前几次会谈,总的印象是蒙古政府对中国256号民航机失事的处理,是本着友好精神的。所以,我相信只要双方很诚恳地把这种精神贯注到谈判中来,很多分歧是可以解决的。 
    “其次,从这次现场视察看,对死难者遗体的处理看,都本着友好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工作顺利地进行了。在处理纪要这个问题时,如能继续贯彻这种精神的话,问题同样可以得到解决。我还要重复说,这次同上校、司长和同志们共事这几天,合作得很好,相处得很愉快。 
    “刚才上校提出的对我们修改意见的考虑,我认为双方还可以商量。现在先发表两点看法:中国政府曾通过中国大使,正式向蒙古外交部解释了关于中国飞机进入蒙古国境的答复,即9月14日晚8时半,我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所讲的那几句话。考虑到这是由于蒙古政府的要求而做出的解释,因此纪要上应当写出这几句话。当然,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即蒙古同志们是否同意这种看法,对此我无法表示我自己的意见。根据我的观察,蒙古政府对此是采取谅解态度的。 
    “第二个考虑,我们不应限于事情的现象,而应从事情的本质去看,对事情的分析就容易取得一致认识。也就是说,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事情的局部不能说明其实质,只有事情的实质才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全面。比如说,在哪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假如只发现了汽车的轮子、方向盘,交通民警是不能判断是谁的车,只有看到这个车的牌照是ДК多少号,才能知道是哪个大使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失事飞机很明显地写清楚是‘中国民航256号’,这是所有到现场的同志有目共睹的。这是一架具体的飞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我们提出把有‘民航’字样的机翼写入文件。我不理解上校同志为什么连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都不同意写上?” 
    许大使讲到这里怕引起对方争辩,马上转了话锋:“现在,我想讲另外一个问题。这两天来我们同上校、司长、同志们一起友好合作,我们很满意,我也愿意继续同你们一起工作下去。但是,中国22周年国庆节很快要到来,我作为国家全权代表,不能长期离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因此,我请你们谅解,我今天就准备回到乌市去,我委托我们的孙一先秘书作为我的全权代表,跟各位继续真诚友好地合作,完成这项工作。” 
    蒙方看到许大使话已说尽,去意已决,桑加只问了一句:“大使是否计划今天走?”许大使回答:“是的。” 
    高陶布接着说:“刚才我们上校答复了大使昨天提出的十个问题,大使对上校的答复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也理解到一些问题。还有什么意见?” 
    许大使表示没有什么了。高陶布宣布:“这样就休息吧。”看来蒙方需要研究一下对策。 
    我们回到住处,等待蒙方的下一步动静,并做大使返乌市的准备,分头誊抄有关文件和资料。许大使向我交待了继续会谈应注意的事项。之后,我同小王带了礼品,在饭店二层的回形走廊里,分别约见蒙方卫生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小沈乘车受伤,他给包扎)和民航专家云登少校,向他们赠送礼品,表达对他们友好协助的谢意。本来想向云登了解一下他对飞机失事的看法(15日下午第一次视察现场时,小沈曾发现他在画坠机现场和尸体位置图),但交谈时古尔斯德从旁边走过,云登马上局促不安,起身告别,并说他有腰痛病,希望到中国驻蒙古友谊医院去看医生。我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连说欢迎、随时恭候,并重重握别。可惜不知何故,后来他没有来友谊医院。 
    第五轮会谈,双方激烈争论 
    午饭后,蒙方通知下午双方再见一次面。第五轮会谈遂于15时20分至17时10分举行。预计会上可能会有一番激烈争论,我从一开始就做了详细的对话记录。全文如下: 
    高陶布(以下简称高):午饭后我们研究,需要再见一次面。关于许大使今天要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报告上级。现从中央接到通知,我们组的同志们在乌兰巴托也有许多事要做,希望尽快把工作结束,今天回去。 
    我们对大使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看大使对我们的答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这里主要工作之一是安葬死难者,这已经完成了。另一件主要工作就是希望走前把这个文件完成好。昨天大使提出过希望尽快把工作完成,因此,我们最好是把这一工作结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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