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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乱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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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是否会按级别分多一点？就统统忽略不计了。如此一来，分配上的差距超过45倍，十一人所得等于其余五百人所得，如此“均贫富”，是不是有点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梁山始终是这种分配制度，呵呵，忠告诸位最好别上梁山，如果没法混进那108个席位中的话。
至于晁盖，当然就不用去趁热闹了。既为一寨之主，剩下的那50％还不由他自由支配？如把梁山视作一个小社会，一个小王朝的话，其与那个把他们逼到这儿落草为寇的大社会，大王朝并无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当然，体制上的改革还是有一些，比如象“集体领导”，几位领导核心象吴用，公孙胜、林冲都有一定的发言权，象山内头领的小民主，凡大事均由十二人会议商议决定（虽说实际上也就核心圈说了算）。当然了，山寨中晁盖的领袖地位和权威，那是不容窥觑，不能动摇di。
现下的学界有一时髦话题，就是“革命有害论”。其中不乏对中国历代动乱的反思。不过以在下看来，若以构架的根本变化而不是政权兴衰更替来定义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话，中国从古到今并无真正意义的革命，有的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帝王戏而已，新兴的颠覆者也无非一个得志了的晁盖罢了。更何况，一旦晁盖真的得了志，大柄在手的话，放出去的那点权力和小民主也定会收回的，或以荣华富贵，封王进爵的方式，也或以鸟尽弓藏，斩尽杀绝的方式，视晁盖的性情喜恶以及昔日诸兄弟，众好汉此时可能会有的潜在威胁大小而定。
水浒乱弹之“宋江吟反诗”
刺配江州的社会活动家宋江，虽为囚徒，然金钱和人际关系这两桩立足社会之必备一样都不少，既得监狱长戴宗、狱警李逵的悉心照料和周到服侍，且手里亦不乏用于上下打点的银子。故即便身在狱中服刑，日子过得倒很也自在，时常还有渔霸张顺孝敬几条美味鲜鱼，直吃的拉肚子。正所谓“暖饱思淫欲”，生存权安稳之后，社会活动家果然有些不安分了，脑子里竟不由怀念起被剥夺的政治权，这就遭遇到飞来横祸，惹下了一场文字狱。
洵阳楼上，酒醉的宋江郁闷之余在墙上奋笔疾书，恣意发泄。其一为西江月，词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雠，血染浔阳江口！”写罢，宋江意犹未尽，“又饮了数杯酒，不觉欢喜，自狂荡起来，手舞足蹈”，来了首更猛的。这其二为绝句，诗曰：“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果然反诗！这诗若放到那“康乾盛世”，别说死罪，铢族都没得商量，即便在当下，恐亦是难容，不信诸位换个背景，再改几个词试试看？
那么宋江果真要反？事实却并非如此。否则宋江半道被劫上梁山时就大可以入伙，根本犯不上到江州来做囚犯。宋江吟反诗，本意原无非出于自感身世：“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古今的蓄意造反者，在下以为多为两类人：一是衣食无着，走投无路的弱势群体，这是主体；二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或野心勃勃的功利冒险家，这是精英。宋江并不位列这两种人之中，他没有谋反的主观企图和意愿，哪怕是在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后。
不过，宋江的诗里确有诸如“他年若得报雠”、“敢笑黄巢不丈夫”这样赤裸裸的反句，难怪蔡九知府一看之下就认定：“这是个反诗！通判那里得来？”这是不是说明宋江生有反骨或藏有二心？也未见得。一种情绪的发泄，对正常人而言一般不会转换为行动，更多时候仅为一种“精神胜利法”。在下7、8岁时候在学校打架，有一回敌不过了，曾放言威胁道：“我要杀了你！”当然了，那时在下虽幼却识得好歹，既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胆量，即使真的有刀在手也做不出来。那句话并不代表一种现实威胁，而是气急败坏之下的情绪宣泄罢了。
古人尝言“酒后吐真言”，心理学家亦指出“梦是愿望的伪装”。就是说，人在无意识或潜意识支配下未经理性过滤的意愿方是真实的。然若论此真实的意愿，大抵每个人都是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暴君，也都是潜在的罪犯。但潜在并不意味着必定会浮出水面，对一个正常人，能浮出水面的行为是经过了理性的利害权衡，排除了可能危急自身的冒险，是受理性判断约束的。假如我们判定宋江是一个有判断能力的正常人，不存在严重的心理或人格上的残疾和障碍，则可以下结论说，宋江只不过“自不合一时酒后误写反诗，别无主意”，无非意淫而已，呵呵。
要造就一场文字狱，自少不了作文字者和刻意诠释者，但最重要的却不是此二者，而是那高高在上，娇纵成性，容不得丝毫冒犯的绝对权力。此种绝对权力好似心智偏狭的心理障碍，其作为恰好与理性人的正常作为相反，乃一种不识好歹，欠缺理智，丧失现实判断能力的病态。如前所述，是将酒后、梦中的意愿不受约束地在现实中肆意作为。从医学角度看，这或者该叫妄想症或其他甚么名称，总之属于一种精神疾病。那么一来，病态权力支配下的社会，自然亦不可能正常，只能是倍受感染，在病中呻吟的可怜社会了。
水浒乱弹之“受三卷天书”
在下乃一武侠迷，金梁古温黄等名家宝典，一个也不曾放过。武侠里面的一大卖点就是所谓“秘笈之争”了。谁只要拥有先人秘笈这个好东西，即可立马脱胎换骨，面目全非，甚么天下无敌，纵横四海统统不在话下，就是安邦定国也大有可能。试想张良若无仙人以秘笈相赠，何能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辅佐刘邦一统江山，成就万世功业，而后又飘然遁去，羽化成仙？也就难怪在武侠里面，为了一本甚么“九阴真经”、“葵花宝典”，各派黑白正邪人物总要争的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了。
碰巧的是，《水浒》里面宋江也曾经巧遇仙人九天玄女，更被青眼有加，不仅助他避过了追兵，还迎入洞天福地，款待殷勤，临行赠天书三卷。比起倍受考验和刁难的张良，宋江的秘笈可算是意外收获，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惜《水浒》却并未交待后事，天书到底有何玄妙之处不得而知。到第88回，宋江征辽遇到难题，九天玄女再度现身指点迷津之际，宋江尝言：“臣自得蒙娘娘赐与天书，未尝轻慢，泄漏於人。”可见这三卷天书宋江并不是没有认真学习过，可这并未让他脱胎换骨，成为张良二世。在下想来，感情这天书三卷谈的都是忠君爱国的陈词滥调，并无安邦定国之诀窍，修行得道之法门。呵呵。
当然，这都是小说家言，神奇传说而已，一笑即可，可谁又不在心中默祈：“假如真有什么秘笈宝典，而且又被我所得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一举成功，不用这么辛苦地念书、劳作了。”所以放眼当下，秘笈宝典这类东东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大行其道。古人的秘笈都是秘不示人，只能私下里偷偷研究的，谁敢公然宣称我手握秘笈？当下的秘笈就好多了，都是共享的，只要到书店里花些银子就可以得来，且包装精美，，解说详尽，图文并茂。而且这类秘笈一般视社会潮流和众人的心理而定，变化多端，层出不穷，涵盖任何一个为众人关注的公共领域。股市牛了，则流行炒股绝技，庄家动态或黑马秘闻，彩票火了，则卖弄号码分析，概率独家；名人出了，有“不得不说”的故事揭其老底；想发财？有秘笈“如何赚大钱”、“怎样成为亿万富翁”；想当官？有绝技“权谋术、”“厚黑学”；想出人头地？有宝典“成功必读”、“羊皮圣经”；就是想攀龙也可以找到天书指导，有最新秘笈“如何嫁得千万富翁”。
至于说迎合社会基本需求的秘笈，那就更多了。科举当数最为人所瞩目，这方面的秘笈最多最经久不衰，比如“×××学习法”、“×××高考（研考）预测题”、“如何考进清华北大”、“高考（研考）必备”、“××大学的男孩（女孩）”、“×××成功经验谈”等等等等，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你发愁的不再是秘笈难觅，而是秘笈多到无从选择。再一个秘笈盛产地就是E文了，“××天攻克英语”、“××天突破口语”、“××天速记1000000单词”，并冠以“风暴”、“疯狂”、“快车”、“轻松”等令人惊叹的词汇，就是那些握有真秘笈的古人也会大大自叹不如，没准恨不得将手上那本祖传的破旧发黄的玩艺烧掉了事。
在下无意贬损这些当代秘笈，尽管良莠不齐，水准相差极大，确有一部分秘笈并非欺人大话，实为有独到处的经验之谈。只不过尽信书不如无书，一种方法或技巧得之于实践，从别人的方法中得到的只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方法，是不是适合自身还需以修炼进行验证和调整。世上没有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秘笈，都是因人而异，或可以适合一部分人，但无法推而广之的，万万迷信不得，比如那“葵花宝典”就是一套太监武功。令狐冲不曾为秘笈所惑而引刀之宫，“独孤九剑”就足够他琢磨了，郭靖亦不曾修那“九阴真经”，凭一套“降龙18掌”一样成了大虾。成功不是靠秘笈造就的，无他，善用所长尔。
宋江得了天书，且“未尝轻慢”，仍不免落得个药鸠身亡的结局，天书并未改变他的命运。没能就此逢凶化吉，也未如仙子所诺助他“辅国安民”。这长五寸，厚三寸，得自神仙亲传的三卷天书看起来不仅无用，可说还害了宋江，或至少可以说是连累了一干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兄弟。看来天书不可轻易接受，更不能成为包袱啊。
水浒乱弹之“三打祝家庄”
“三打祝家庄”是梁山发动的第一次侵略战争，也是梁山走向强盛的标志。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唯有扩张方会带来势力、威慑力和影响力，才可以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反过来，强大之后会带来更确实更广泛的势力、威慑力和影响力，令四方敬畏归心。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当然了，扩张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侵略或武力掠夺，经济、文化、制度、观念方面的扩张渗透有时候或许更为重要，也更有价值。不过，后者的扩张往往要依仗前者作基础和支撑，因为后者是长线意义上的收获，前者才是不可缺少的筹码。恺撒的罗马帝国，拿破仑的法兰西王朝，彼得大帝的沙俄霸权，连同那号称“日不落”的大不列颠王国，无不是刀剑枪炮造就的。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当下的米国，倘若老米们也韬光养晦，关起门来一心搞建设，不愿意出头充当维持世界秩序的活雷锋，顶多是另一个加拿大或瑞士而已。安能独坐“球长”这一头把交椅，掌控游戏规则，分配各家蛋糕配额，且独占最大的那一块？有人不服是不是？布先生说话了，那就“Bring somebody to Justice”。
梁山攻打祝家庄，其实并没有甚么道义上的充足理由，因为时迁偷鸡在前，石秀烧店在后，那原本就是三个意欲投奔梁山的亡命者惹出来的祸，这一点晁盖看得很明白，“俺梁山泊好汉自从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恩德于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打锐气……这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因此连累我等受辱！”不过晁盖之见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简单是非判断和名誉感，力主入侵的宋江见解明显高明的多，“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前两条理由是扩大影响和威名，是政治意义上的，后两条涉及经济和实力上的获得利益。说到长远战略眼光，晁盖比宋江确实差很多。
梁山势力初成，自然比不得米国，那祝家庄虽是个“流氓政权”，却也不是伊拉克，故不存在一边倒的战局。双方的实力大体而言是旗鼓相当的，或至少也是六四开。再把地利考虑进去的话，则完全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若李应不曾与祝家庄翻脸，祝、李、扈三家合力就更有一拼了。所以梁山虽然前后共出动了超过七千兵力，仍不免损兵折将，陷入进退不得的苦战中，和后来108将聚齐的全盛时期两赢童贯，三败高太尉的用兵自如，游刃有余简直有天壤之别。若不是凑巧孙立孙新等人来投，让吴用有机会使用里应外合之计，在祝家庄内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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